自上個世紀80年代初，教育界的不少有識之士，大力呼籲實行通才教育，以克服大學生知識面太窄的弊端。他們指出，一些理科學生不會寫論文，家書也寫得文句不通。文科學生缺乏最基本的自然科學知識，不知道核能是怎麼發出來的，不懂得電燈的維修……20多年過去了，這種狀況並沒有得到根本地改善，甚至一些學校利用設立專業的所謂自主權，建立了更多、專業面更窄的新專業。大學生知識面過窄是一個普遍的問題，但是在文科教學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這是多種原因造成的。現在，文科教育似乎到了必須改革的時候，否則就很難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需要。

　　我國大學文科教育到底如何改革呢？我在15年前任武漢大學校長期間曾提出了三大改革措施，時到今日，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第一、廢除分文理科招生的辦法，面對全體考生，文理並重，擇優錄取

　　從上個世紀60年代初開始，大學開始分文理科招生，高中也分文理科班進行教學。就我所知，高中分文理科班基本上是按照學生的數理化成績來劃分的，也就是說那些數理化成績差升理工科大學無望的學生才被分配到文科班。當然，不是說沒有個別學生是由於興趣而自願學習文科的，但絕大多數的學生是因為考理工科大學無望而學文科的。很顯然，這種分文理科班的做法，是為了提高升學率而採取的措施，是應試教育造成的。本來，中學生是處於打基礎階段，應當全面發展，無論文科或理科知識對他們養成良好的素質都是重要的，因此二者不可偏廢。

　　人才學的普遍規律告訴我們，人的才華是相通的，不能設想一個數理基礎很差的學生，將來會成為一個很優秀的人文社會學家；反之亦是，一個人文素質很低的人，不可能將來成為出色的科學家。這種例子在科學上是很多的，例如諾貝爾不僅是發明大王，而且他還有很多文學佳作；化學家霍夫曼不僅因發現了“軌道對稱守恆理論”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而且他還出版了許多散文、詩歌和評論。同樣地，在社會學家中，也有很多人具有很高的數理素養，如馬克思、恩格斯、黑格爾、列寧等，對數學都有很深的了解。當然，少數特殊偏科的例子也是有的，但這是特殊的規律，我們既不能忽視那些特殊的人才，也不能以特殊規律代替普遍規律。

　　第二、設計和創建相關實驗室，實行直觀教學，克服脫離科技實踐的狀況

　　長期以來，似乎文科與科學技術是不相干的，其實這完全是人為劃分的。為什麼文科教學只能是一支筆、一張紙，只能空對空地講說章句、背誦經文呢？為什麼只提理工結合而不提文理相互滲透呢？這在科技不發達的情況下，文理分離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高新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文科與技術分離的狀況已經顯得不合時宜了。

　　在文科院系能否建立相關的實驗室呢？對待這個問題，必須用一種新的思維方法來看待，應當認識到這是知識經濟時代的需要，是文科面臨的挑戰。當然，建立文科實驗室沒有現成的模式和經驗可以借鑑，我們只有根據需要去創造。應當說，現在優越的科技條件，文理科相互滲透的需要，為我們創立這些新的實驗室提供了可能。

　　在我1988年設計的改革方案中，曾經提出建立以下的實驗室：在法學院建立模擬法庭、法醫與刑事檢測實驗室、環境法與技術檢測實驗室；在經濟學院建立經濟信息實驗室、計量經濟模型實驗室、證券模擬實驗室；在圖書情報學院建立圖書情報檢索實驗室、圖書微縮與修復實驗室；在哲學系建立心理學實驗室、腦科學與思維實驗室；在新聞學系建立大眾傳播實驗室；在歷史系建立考古與文物複製實驗室；在中文系建立文物與博物館，等等。這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改革措施，對於文科教學內容、教學方法都會起到革命性的變化。這些設想是否有可能性呢？在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應當說這些實驗室是可以建立起來的，當然也有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不完善到完善的發展過程。從經費上說是不成問題的，建立這些實驗室並不需要很多的錢，比建理工科實驗室將會少得多。

　　第三、開設文理科相互滲透的選修課，合理地組成文科學生的知識結構

　　在知識經濟時代，無論是記者、作家、律師、經濟師、會計師或是部長、省長、廠長、經理，都不可能再是科盲。今天，文盲已不再是不識字，而是不會使用電腦、不懂得最起碼的科學技術常識。知識經濟就意味着知識和經濟已經融為一體，因此不懂技術就不能從事經濟工作，更不能領導經濟工作。我認為，自然科學家是建設國家的，而社會科學家是管理國家的，這是科學分工所決定的。如果學自然科學或工程技術的人都去作官，那還要人文社會科學幹什麼呢？

　　為了培養管理國家的人文社會科學人才，使他們能夠參加和領導國家的經濟建設工作，我們必須培養具有合理知識結構的人才。因此，我們應當為文科學生開設一些自然科學和技術方面的選修課。例如，自然科學概論、自然辯證法、科學技術發明史、創造思維方法、高新技術常識、生命起源、人類與環境、人類文明簡史……當然，需要開設的課程遠不止這些，根據不同的系科需要，我們還可以開出更多和更有針對性的選修課，以增強文科學生對未來工作的適應能力。

　　要實施以上三大改革措施，雖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只要下決心去做，我想是沒有不可以克服的困難。從實質上說，這些改革措施還只是行政措施（如招生）和物質條件，相對地比較容易解決。然而，改革中的思想阻力要比物質條件的困難大得多。因此，我認為最困難的還是轉變教育觀念和提高教師的素質，這應當是我們改造文科工作的重點。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很好地解決，即使那些物質條件解決了，改革文科的方案也不能順利地實施。 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