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制度與中國的農民問題之間的關係是盡人皆知的了，“城裡人”與“鄉下人”的二元區分成爲許多人猛烈抨擊的對象。然而，由戶籍制度所產生出來的另一個問題，不同“城裡人”身份的差異與區分卻常常被人們所忽視。然而最近，這一問題卻隨着一個誰也意想不到的問題日益暴露出來，那就是今日中國大學生的就業難題。但更讓人吃驚的是，在大學生就業難題日益為社會關注的今天，在各種媒體的報道中，其切入點卻偏偏幾乎很少有試圖從這一點上去觸及問題的實質的。是真的不能看到這一點還是不敢呢？然而，在筆者看來，這一問題有可能比大多人所關心的農民兄弟的戶籍問題更具有潛在的爆炸性與破壞力。

　　這幾年大學生就業形勢越來越嚴峻的問題早已為海內外的各種媒體所廣泛關注報道。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什麽？從媒體主要分析來看，不外乎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高等教育理念逐漸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變。現在的大多數學生在大學裡接受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爲了將來能找一個好工作，但是我國現行的大學運行機制又未能充分改革以適應這一點。

　　二是在新的形勢下，許多畢業生卻依然在觀念上未能完全轉變或適應，許多畢業生眼睛只盯着北京、上海、省會和沿海城市，不肯降低求職門檻。結果造成在許多大學生高喊就業難的同時，內地不少其它地方卻招不到人才的現象。

　　三則是這幾年高校擴招的直接效應，大學畢業生一年比一年多，出現就業難的問題不可避免。

　　上述幾個問題，一、三兩點的確是客觀現實，無法迴避的。但是對於第二點，也是現在不少媒體對今天的大學生指責的地方，當然，如果不考慮其它因素，只是就事論事的話，似乎大學生們的態度的確應當受到一定的批評。然而，這一論點卻是一個嚴重的誤導，因爲它只是抓住問題的一個方面，而絲毫沒有去考慮今天大學生所面對的客觀現實的改變。這種批評就如同批評進城的農民工製造了大量的治安問題一樣，如果不考慮戶籍制度的因素的話，似乎也滿有道理，然而考慮到戶籍制度的因素的話，就知道它只是一種片面的看法。同樣的，分析今天大學生就業難題的原因時，也決不能忽略由於現行體制的不合理性所造成的一面。

　　在中國現行的戶籍制度下，從理論上說，考上大學就有了城市戶口。但是實際上問題並不如此簡單。關鍵是“城市戶口”這個名稱只是與“農村戶口”相對的一個抽象概念，但在事實上卻並不像農村戶口那樣，存在着一個統一身份的城市戶口，有的只是一個個具體城市的戶口。這些不同城市的戶口之間同樣是條塊分割，壁壘森嚴，想把戶口從一個城市轉到另一個城市之難絕不亞於“農轉非”，或者更甚，尤其是大城市的戶口。命運使許多人沒有能夠降生在大城市裡，因此通過上學來改變命運幾乎成了他們的唯一選擇。另一方面，中國的大學又多集中在城市，且越是大城市越多。（請注意，這也是一個中國“特色”，對比一下，反而歐美的許多名校卻不一定就在城裡。）這樣，在大城市裡接受了教育的學子們自然也心向大城市。因此，抽象的“城市戶口”這時對於他們來説已經沒有意義了，具體能得到哪一個城市的戶口才是他們所關心的。前面也提到，在中國現行的戶籍政策下，不同城市之間的戶口也是壁壘森嚴的。對於許多人來説，畢業之際選擇的起點有可能決定他一生的命運。因此，事實上大學學子們畢業之際所面臨的就絕不僅是擇工作，擇戶口對於許多人來説也許是更重要的。

　　本來，剛邁出校門的新人不應對工作條件報太多奢望，降低要求或許是應當的，等日後積累了工作經驗可以再謀高就。或許你還可以以比爾蓋茨當年從哈佛退學為例，教導人們應當不應計較眼前的得失。可惜這是典型的食洋不化，把美國人的成才方式硬往中國人身上套。上述成材模式只有在人口自由遷徙，戶籍自由的情況下才成立，否則的話就是笑話了。畢業時你降低要求到內地某城市（甚或縣城）去工作，等幾年之後你想到哪兒去再謀高就？到沿海大城市去，對不起，先辦暫住證，到那時你會發現你和你過去一貫報以同情的民工沒有什?本質區別了。更別説你將來要結婚，小孩還要上學這些問題了。除非你不得不留在你最初選擇的地方窩心地過一輩子，事實上中國的許多有潛力有才能的人就是這樣極其鬱悶的度過了一生。假設蓋茨生在中國，如果他選擇從北大清華退學去創業，到時候他所面對的情況可能首先是戶口打回原籍，然後到北京的派出所去辦理各種外來人口的證件。總之，作爲非本地人口，他將發現他將來會不斷的遇到各種意想不到的麻煩，於是中國的未來的微軟就被扼殺在搖籃里了。這種不同的人才成長模式是發人深思的。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的現行條件下，人才成長的機會成本是太高了，許多人極可能是“一步走錯，報撼終身”。正因爲如此，在個性已經得到初步張揚的今天，大學生們也不希望自己像自己的哥哥姐姐以上輩的人們那樣委屈自己了。在這種情況下，不是積極的解決問題，而是消極的要求大學生們降格以求，無疑是一種向後看，而不是向前看的態度。儘管某些地方也許作了相應的改變，但是相對整個大學生的就業形勢來説只能是杯水車薪。

　　當然，只有一種情況可能使你翻身，那就是考研──接受再教育。所以，這幾年來考研熱愈刮愈烈，其個中緣由，自然不難理解。筆者的幾個中學同學，大學畢業後被分在當地縣中學、甚至鄉中學當老師，都是通過考研得以“鹹魚翻身”。

　　但問題是不論本科生、研究生這些年都不斷擴招，畢業生也不斷增加，形成了令人恐怖的“待職”大軍。根據**社的報道：從一九九九年起，中國高校連續擴大招生規模，去年畢業的一百四十五萬大學生中有近六十萬人至今尚未找到工作，約占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今年夏天預計又有二百一十二萬人畢業，官方新華社估計，將有三十四萬大學生面臨一畢業就失業的窘境。面臨如此嚴峻形勢，是任何人都不能掉以輕心的，這也是爲什?筆者在文章開頭說這一問題有可能具有潛在的爆炸性與破壞力。筆者當年大學的一位朋友在畢業時費盡心機也未能找到留京的工作，記得當時他很鬱悶地同我調侃：現在我終於明白革命產生的原因了。不過還好他沒有走上革命的道路，因爲他後來通過考研又殺回了京城。事實上，現在的大學生一進校門就開始關心就業問題了，昔日的天之驕子今日面臨着不能承受之輕。與年輕人特有的躁動不安相結合，使得整個校園裡在表面的平靜下涌動着一股不安的潛流，有足夠的風吹草動的話就可能引起軒然大波。今年年初在安徽合肥因爲一起交通事故竟引起了一場學潮，震動了中央，由此不難窺見當今大學生的心態。

　　正因此，筆者以爲，下一次的學潮如果還會發生的話，將不會再像八十年代的大學生那樣訴諸於理想式的口號，而極有可能是首先訴諸於對切身利益的關注。一旦真要那樣的話，那就危險了，因爲今日大學生的就業難題，如前所述，比例已經夠驚人的了。一旦學生們將自身的處境與他們對某種社會制度──比如戶籍制度的不滿聯繫起來的話，必將會成爲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縱觀現代世界各國歷史，學生運動往往是導致社會震盪乃至巨變的急先鋒，學生的能量遠比人數雖多卻缺乏凝聚力的農民要大得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才認爲與戶籍制度相聯繫的大學生就業難題會比農民就業難題更具有爆炸性與破壞力。

　　不論是社會還是政府，對於這一問題都應當切實關注，直面問題的實質。尤其是應當意識到：中國戶籍制度的改革，絕不僅是要解決城鄉對立的問題；作爲抽象概念的城市戶口也不是一個具體存在的實體，城與城之間的對立同樣需要改革；只有當整個社會人口都可以充分地自由流動，人才成長的空間不受限制，並因而使社會充滿活力時，戶籍制度的改革才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