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丙奇

繼去年炮轟高校教學評估泛濫之後，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最近又向教育體制“開炮”了——在“2009年高等教育國際論壇”上，紀校長指出：“中國最大的博士群體並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場。”有媒體對此語的定性是：“一針見血” 。

我不知道紀校長是怎樣得出這樣的論斷的。手邊有三份資料。一份來自教育部官方信息，2008年，全國普通高校共有教師約123.7萬人，其中，具有博士學位的比例為12.3%，計算下來，高校中有博士學位的教師15萬人，而統計資料顯示，中國建立學位制度近30年內，已累計培養出28.6萬名博士。若沒理解錯，紀校長說的應該是內地高校培養的博士，在此基礎上，考慮高校中有博士是海歸，如果以海歸平均比例三分之一計算(這比例已相當高)，高校中本土博士至少10萬以上，占所有培養博士的35%。

第二份資料來自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人才發展報告(2009)》，該報告指出，從博士就業的單位類型看，高校和科研機構是主要去向單位，占到總數的68%。而真正進入政府機關的博士並不多，比例不到3%。進入企業的博士主要進入大型國企和合資企業，其比例分別為7%和10%，與進入中小型國企、集體企業和民企的比例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加起來不到5%。

第三份資料來自國務院學位辦，其前主任楊玉良在2008年4月“首屆全國地方大學發展論壇”上透露，和以前博士畢業後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同,現在博士就業出現新動向，半數以上進入政府，當上了公務員。

上述三份資料放在一起，所能得到的結論是：一、“最大博士群體在官場”並不屬實，實情是，目前中國最大博士群仍在高校，其次在科研機構，兩者共占博士總數的60%以上；二、紀校長與國務院學位辦負責人，發表的博士流向，都沒提供準確的調查數字做支撐，似乎只是憑感覺，但願他們能進一步提供詳實的、經過調查得到的數據。有評論文章依據其觀點，演繹出對“官場”的另一番解讀：現在的高校就是官場，有30多所副部級高校，幾百所正廳級高校，上千所副廳級高校。

這樣“一針見血”的論斷和“語出驚人”的感慨，出自大學校長和教育官員，反映出什麼現實呢？是博士自身價值取向有問題，紛紛選擇去官場做公務員？還是政府部門的待遇、地位高於高校，對博士更有吸引力，導致高校留不住博士，從而制約了辦學質量、學術水平的提高？不同的人看出不同的奧妙。我認為，前者是博士的問題，後者是社會環境的問題，遺憾的是，恰恰漏了教育與學校的問題——“最大博士群體在官場”的話語，為高校辦學質量無法提高找到了一大理由！事實上，最大博士群體在高校，可高校的辦學質量在持續下降。根據這一現實，我們所能分析的問題根源，大多得從學校辦學中找了——

高校都培養了怎樣的博士？根據最新統計數據，我國每年招收的博士生已達6萬人，在讀博士生達到23萬多。這些博士生，有多少是為了做學術而選擇讀博士的？選擇做學問的博士，有多少能在求學期間安心攻讀博士，而不為生計犯愁？高校有多少合格的博導，潛心指導博士生，而不是一心想着潛規則博士生，讓他們成為自己的廉價學術勞動力？長年為導師打工，每月只有1000元左右生活費，真正有學問追求的博士生，生活在焦慮與鬱悶之中，常常為發表論文的數千元版面費而折腰；而另一些手握資源的官員或老闆，則容易地以手中權力與金錢，搞到博士頭銜，風光無限。概而言之，高校的博士大致兩類，一類“苦博士、窮博士”，另一類是“榮譽博士”。前者為生計，後者為貼金，都與學術無涉。這樣的“博士”，在高校、在科研機構，還是在官場，有多大本質區別，我看不出來。“苦博士”們為脫離苦海，去找一份薪資高的工作，更是情有可原。

前不久，浙江大學一海歸博士自殺，在其留下的長達6頁的遺書中，有這樣一句，“國內學術圈的現實:殘酷、無信、無情”。一個充滿學術理想的海外名校博士，頂着“學術骨幹”的身份，被引進大學，而等待他的是，沒有科研項目可做，以及除去房租之後2000元的待遇——這一待遇與一個打工妹無異，一些打工妹包吃包住每月還能掙2000元——對生活待遇這名博士未有抱怨，而科研無法開展，對於一名博士教師來說，意味着什麼呢？

即使“最大博士群體在官場”，那也是高校把博士逼進了官場。以筆者之見，如果高校領導明知“最大博士群體在高校”，卻說其“在官場”，說明領導已把高校當官場，或者是推卸博士培養、人才使用的責任；如果高校領導未做調查就確信 “最大博士群體在官場”，那也真官僚，要知道，錯誤的、不切實際的教育信息會極大地誤導教育本身。用這樣的方式來批評高校行政化，是不是恰恰表明內地高校的嚴重行政化呢？這或是“最大博士群體在官場”的反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