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哈佛讀書前我曾經充任《華語華人報》的編輯。這份Job對於我來說主要是出於Money方面的考慮，因為我對於該報主要着眼於揭露秘聞醜聞奇聞的方向並不是很認同，而且該報的出版斷斷續續，給受僱人員某種不穩妥的感受。那時我已經發表了不短不長的處女作，內心裡實際上有很多風花雪月的東西。可是，離開前最後參與編輯一個專欄的經歷，卻令我終生難忘。

專欄是關於女人和她們的遭遇。《華語華人報》都是採取當事人親述，記者參與調查的方式。有人提供了一條線索，見到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女人。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她眼神里的憂鬱。她結過婚，很快就離異了，許多年來一直獨居。從她那裡我知道了方克立的名字。好多年前了，她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讀學位，方克立是研究生院院長。“他這人表面看上去很平和，容易接近。”幾次接觸後，她陰差陽錯地求他幫忙，然後就發生了那天晚上的事情，地點是研究生院招待所。

接下去我對於方克立有了更多的了解，知道他是研究中國哲學的，批判馮友蘭起家的，做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又是幾個官方委員會的委員。在海外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北京大學的湯一介老先生在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採訪時氣憤地說：“方克立總是利用政治整人。”後來我知道，中國大陸有很多人聽到這個採訪，因為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大約是境外的華語廣播中收聽率最高的。

可是專欄的那篇敘述卻進展得並不順利。首先是當事人的親述遇到了問題。她總是斷斷續續猶猶豫豫，似乎必須割除某個毒瘤而又懼怕疼痛。“你能夠確定那是強暴嗎？”“當然！你以為我那麼賤嗎？”她的眼神里閃過一束光亮。“那你猶豫什麼呢？怕別人不相信嗎？”“沒有女人會在這種事情上撒謊，我是怕-------”“怕什麼？”“怕別人認為那本來就是一種交易，就像很多人所從事的那樣。畢竟他是院長，我只是一個學生。”“你是說你後來確實從他那裡得到了好處或者說是幫助？”她點了點頭。“而且當時同學中就有風言風語什麼的？”她又點了點頭。“你想那是在研究生院招待所。你可以喊叫，或者是跑掉。”“你是說，那說到底是屬於某種脅迫的方式？”她沒有點頭也沒有搖頭。“那麼這些年來折磨你的是什麼呢？”“聽起來可能有點荒唐。事情發生幾天后，我發現自己很難接受這個事實，便威脅說要告發他。你猜他說什麼？他說他是堅持某某某主義的旗子，上邊有人維護他。你說我成了什麼了呢？”

這聽起來確實有點荒唐，可是又不荒唐，我又想起湯一介先生說的：“方克立總是利用政治整人。”他也利用政治整女人。

有一次她對我說，她還知道兩個相類似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她研究生院期間的兩個同學。她講述了那兩位的故事，講得具體而流暢。我說，這很重要，也非常有價值。問題是依據我們報紙的原則只有當事人親述才能夠採用，她們是否願意公開自己的故事嗎？她說，這恐怕有困難。她們都成了家，有了孩子，至少表面上看生活得還可以。我們多少次爭執過，她們希望忘卻或者說裝作忘卻，不希望別人知道自己的那段屈辱的遭遇。我說，或許我可以直接和她們聯絡，看看是否有可能說服她們。她猶豫再三，最後給了我一個姓名和電話號碼。電話號碼是很遠的一個城市的。我撥通電話，打招呼，說明我是從哪裡得到的電話號碼，然後自報家門，並說明我們正在做什麼，問她是否願意談一點過去的事情，電話里談或者是我飛過去都可以。對方悄無聲息地掛斷了電話，再撥過去電話沒有人接聽。

有時候她會變得很激進，說是要訴諸法律解決問題，雖然事情已經過去了很久，可是她能夠提供方克立前胸的一個體徵。接下去又說，這恐怕也行不通，聽說方克立做了開胸手術，前胸的體徵八成也已經破壞了。又有一次，她在電話里問我，方克立的家庭住宅就在附近，卻又允許他長期占用招待所的一套房間，你說這是為什麼呢？我沒有明白她想搞清楚的是什麼，只好反問：你問這個問題是什麼意思呢？她沒有回答。

那個夜晚成為一個魔咒，浸透了她，覆蓋了她，控制了她。接觸了幾次以後，就連我都感受到那種難以擺脫的沉鬱和壓抑，仿佛自己從一個旁觀者傾聽者採訪者被拖入了事件之中，與她一起經歷或分擔着什麼，那些風花雪月的浪漫和輕狂消逝得無影無蹤。有時候我為她感嘆：一個可憐的女人！有時候我又為自己感嘆：這是成熟嗎？

她提供了幾個姓名和電話號碼。我收穫最大的是聯絡到和方克立共事過的一位，當時他是研究生院的副院長。為了避開人們對於記者行業的警覺，我說自己在哈佛讀書，正在研究意識形態背景下的人格特徵。這倒也算不上是撒謊欺騙，我當時已經被哈佛大學錄取，而且也確實對於“意識形態背景下的人格特徵”具有濃厚的興趣，這或多或少得力於參與《華語華人報》幾個專欄的採訪編輯。關於方克立，那位副院長說了一句罵人的話，言語間那種鄙夷和輕蔑令我吃驚。他說方克立是“一條專門在背後咬人的狗”，一起共事的幾位副院長和黨委書記等等都幾次被他“咬”過。他“咬人”的方法就是不斷地往中紀委（中共紀律檢查委員會）遞黑材料。只要你在哪件事情上與他有分歧，他就會往上邊遞黑材料進行政治誣陷，說你 “反對馬克思主義”“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什麼的。你很難計算這些年來他用這種方式整過多少人。我又想起湯一介老先生那句話。

他也說到方克立的貪婪。那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最後一次分配住宅（他費了很多唇舌給我講解什麼叫做“最後一次分配住宅”），方克立為自己挑選了那批住宅裡邊最好的一套，那原是給上級領導預備的。由於我不了解大陸官僚體制的隸屬關係，他給我解釋說，研究生院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領導下的一個部門，職責是研究生的行政管理，研究生院院長與研究所所長是同一級別的。而方克立選中的房屋是要分配給中國社會科學院一級領導的。院領導研究不同意分配給他那套住宅，他當然要故伎重演，往中紀委遞黑材料，告了好幾個人，說他們有嚴重的政治問題。後來他又提出把原來居住在他家隔壁的住戶遷走，把兩套住宅打通後重新裝修作為他的新住宅。院領導抱着息事寧人的態度，同意照此辦理。結果隔壁那家人原來住得好好的，必須動員他們搬遷，和他們談條件，為他們找房子等等，麻煩透了。

鄭家棟也在聯絡的名單裡邊。可是他卻如人間蒸發，嘗試了幾個途徑都聯絡不上。我就問起方克立和鄭家棟的關係。他告訴我，我們從來沒有聽到鄭家棟說起他和方克立之間的事情，從來沒有。可是方克立在許多會議上都對鄭家棟進行政治陷害和人身攻擊，有好幾次我就在場。有時候會議的議程本來和鄭家棟完全扯不上關係，可是他還是要生拉硬扯地說起鄭家棟，把人家誣陷醜化一番，並且常常占用很多時間，搞得與會者都摸不着頭腦，一愣一愣的。鄭家棟是有成就的學者，他算什麼東西？！鄭家棟晉升職稱申報研究課題提拔使用等等，這些本來都和方克立扯不上關係，可是他每次都要跳出來阻攔，往院領導那裡也往所有相關的部門送鄭家棟的黑材料，約人談話打電話等等，進行政治陷害和人身攻擊。最不像話的是關於鄭家棟博士生導師資格認定那件事（他又給我介紹大陸獨特的“博士生導師”遴選制度）。道理上，博士生導師資格是由研究所推薦，報請中國社會科學院學位委員會評審通過。學位委員會的行政辦公室是附設在研究生院。每次哲學研究所報上來推薦增補博士生導師的名單，方克立都是直接就把鄭家棟從名單上劃掉了，提交到學位委員會評審的名單裡就已經沒有鄭家棟了，你說他有多麼霸道！他根本就沒有這種胡作非為的權力！後來他已經從研究生院院長的位置上被免職了，鄭家棟的博士生導師資格在學位委員會通過了，方克立又往中紀委遞黑材料，那一次告的不僅有鄭家棟，還有徐友漁/何光滬等十幾個人，這些人後來統統都被取消了資格。有的學位委員跟我說，鄭家棟沒有資格指導博士生，天理不容！下一屆博士生導師資格遴選鄭家棟再一次獲學位委員會通過後，方克立又上竄下跳地告狀，可是大家都覺得這件事情上也實在搞得過分了，所以沒有人再理睬他。說到告鄭家棟的黑狀，這些年來方克立搞黑材料最多的就是鄭家棟，沒有人能夠統計出他搞了多少份，給中國社會科學院領導的，給院裡各職能局的，給中紀委的，給中組部的，給國家人事部的，如果整理編排別人的黑材料也算是“學術成果”，那麼就是關於鄭家棟一個人的黑材料方克立就已經是“著作等身”了。總是說人家“用新儒家反對馬克思主義”，人家是本分的學者，幹嗎非要用政治陷害人家？所以方克立這個人是不能夠用一般的標準衡量的，用中國老百姓的話說，他是“屬王八的，咬住人不鬆口”。這次鄭家棟出了點事兒，方克立幾次站出來大潑髒水。我問過哲學研究所的老領導，鄭家棟剛調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時，方克立還在南開大學工作，他就往這邊寄送了很多鄭家棟的黑材料，以至於哲學研究所當時的黨委書記和人事處長鄭重其事的赴南開大學調查，結果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兒。所以後來對於方克立的黑材料最不買賬的就是哲學研究所。那些謊話方克立在不同的場合講過數百遍，也可能他自己都分不清真假了。

我並沒有忘記自己的初衷，說到底這些還都屬於題外話。不過和他的交談中，我了解到方克立在擔任研究生院院長期間確實長期占有研究生院招待所的一套房間，方克立後來也確實因心臟搭橋做過開胸手術，等等。最後，我才以“聽說”的名義講述了“一個女人和她的遭遇”。他告訴我，這些事情當年也有一些耳聞，可是如果當事人不站出來並且堅持到底，別人又能怎麼樣呢？

關於鄭家棟，後來有人補充了別的資料。說是鄭家棟的罪狀中有兩項很難赦免的，一是在台灣出版的一本書有李澤厚作序，二是當年赴台灣出席學術會議“私自拜訪牟宗三”。都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方克立卻始終揪住不放，每次往上邊遞的黑材料都要着力強調渲染一番，結果直到2000年有關部門還要求鄭家棟就這兩件事兒做出“深刻的檢查”。那時候，陳筠泉已經不做哲學研究所的所長了，他曾經和別人說，李澤厚作序的時候還沒有發表《告別革命》，他的全國政協委員都還沒有免掉，你始終揪住小鄭不放，有什麼道理呢？

好幾位都談到方克立和李澤厚的關係，好像都知道他們結怨。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位說得具體。他說方/李本來就是兩路人。方對於李的怨恨主要是下面幾個原因：一是，八十年代李澤厚影響很大，湯一介等人藉助“中國文化書院”也和海外建立了廣泛的聯繫，方克立雖然得到了許多現實的好處，可是學術界並不拿他當回事兒，這使得他對於李澤厚/湯一介等等由妒生恨；二是，李澤厚在境外一次演講中說方克立是為中宣部做事兒的，這令方克立大為惱火；三是，海外有人把方克立與李澤厚比較，說方克立代表中國大陸學術界意識形態化的典型。方克立私下裡說過“在學界要搞點政治，在政界要點搞學問”，他認為這樣就會比別人具備優勢。可是他又特別忌諱學術界知道他是“玩政治的”的線人棍子打手和既得利益者。他又屬於那種因為一句話就和你死纏爛打一輩子的。

1989年“六四”以後，方克立往上邊遞了上百份材料，其中很大部分是針對李澤厚的。他非常擔心官方會遺漏掉什麼，所以特別下功夫整理李澤厚在境外說了些什麼，然後依照需要對那些材料加以裁減編排，並對於說話的對象場景等等也精心做了安排。這方面他是行家裡手。這些材料主要是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說李澤厚“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當然要着意強調李澤厚的某些理論觀點與“六四”之間有內在關聯；二是說李澤厚的個人生活（指男女之間）很濫，並且公然在境外宣揚“性解放”，等等。他一再敦促官方對於李澤厚之流切不可心慈手軟。據說後來官方允許李澤厚去了美國，方克立頗有挫折感，他認為至少應當爭取到把李澤厚監控起來，也就是國人常說的“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的意思。

前不久，我去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確切地說，是去聽一個研討會。其間遇到一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過來的學者，閒聊中知道他當年也是畢業於那裡的研究生院，我就給了他一份印有那個專欄的《華語華人報》。第二天他告訴我報紙看過了。出乎意料的是他並沒有顯露出任何震驚或好奇。晚飯後我們有機會坐在一起，他說他認識某女士並且也知道她的事情。我感到很驚奇。他說：說到底，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秘密，至少不像當事人以為的那麼機密。很多人都知道她們的事情。我問：“你說‘她們’是什麼意思？”“‘她們’還包括那個專欄里沒有提到的另外兩位。”“我知道另外兩位，可是她們拒絕合作。可是我以為這是一個只屬於‘她們’三個人的秘密。”“問題就在這裡，一個人的秘密是罕見的，三個人的秘密是沒有的。人有一個天性，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經歷的或是知道的事情說出來，不論是採取什麼方式，如果他/她認為那件事情確實重要的話。她們三個人都想借着別人來述說同一件事情，相類似的遭遇，就好像那件事情只是發生在另外一個人或另外兩個人身上，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這是一種宣泄的方式。”我又問：“事情已經過去了好多年，她又是身處海外，為什麼說起來還是那麼顧慮重重呢？”他反問道：“你理解‘背景’一詞的含義嗎？”“background？”“你很小就來到北美，又是用雙語寫作，不大容易體會到長期生活在大洋彼岸的同胞們的感受。中西文化中的‘背景’一詞差異很大。在中國社會裡，‘背景’一詞主要是指向某種權力，或者說是指向某種權力中心。同胞們說某某人‘有背景’或某某事‘有背景’的時候，主要是指這些人和事兒可能是和某個權力中心有關聯。像方克立這種人遇到‘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一類的運動，總是要抽調到中宣部使用，這種人是被認為‘有背景的’，是‘通天的’。加上方克立不斷地往高層遞交什麼人的黑材料，這些黑材料又總是或多或少地對於什麼人發生影響，這也被認為是‘有背景的’證據。在中國現代社會中，權力是無所不能的，它決定你的痛苦與歡樂，順利與挫折，‘人上人’還是‘人下人’，乃至決定你的生與死。和那個巨大的權力機器相比，生命個體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這使得權力具有某種魔咒的效用，令人迷信也令人恐懼。和權力相關聯的‘背景’也具有了某種同樣的效用。而實際上，方克立也不過是做過中層官僚，他這一生都是得力於或者說是他諳熟於他的品性適合於這個體制的某些特徵，其中重要的一點在於：這個體制永遠歡迎揭發檢舉告密或誣陷者。”

（黎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