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恐怕再難找到還有第二個國家像中國這樣有“諾貝爾獎情結”，對自然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孜孜以求、志在必得，甚至有關部門還制定了20年得諾貝爾獎的計劃。卻不知即使在現在就做出了可得諾貝爾獎的成果，20年後也未必能得諾貝爾獎。重大的科學發現過了二、三十年才得諾貝爾獎的是常有的事，沒能得諾貝爾獎的也不罕見。有時我們也能在報上看到某位中國科學家得了“小諾貝爾獎”、“女性諾貝爾獎”之類的報道，其實那些是由各國政府推薦的官方獎項，政治色彩很重，學術色彩很淡，在學術界並不被看重。而真正可與諾貝爾獎媲美的其他國際大獎，卻不受關注。去年中國科學院院士劉東生因為對黃土的研究而獲得“泰勒環境獎”，這是環境科學的最高榮譽，也是中國本土科學家第一次獲得最高等級的國際科學大獎，然而國內媒體的反應卻相當冷淡。

很多人並不知道諾貝爾獎只授予由諾貝爾指定的少數幾個科學領域，大多數科學學科都被排除在外，也就是說，絕大多數偉大的科學家都不具有獲獎資格。一般人不知道這點常識也就罷了，奇怪的是，連號稱研究“科學”、比科學家更懂科學的專業人士也會不知道，還要為某位當代偉大科學家沒能得諾貝爾獎打抱不平。最近北京大學科學傳播中心的網站刊登的一篇文章竟因此攻擊科學界：

“他是當今最偉大的博物學家，‘之一’字樣甚至可以放心地省去。……他就是哈佛大學的生物學家威爾遜（E.O.Wilson）教授，他早該得諾貝爾獎，但沒有，這反映了科學界的麻木，反映了科學激勵機制的不公平（不能責怪諾貝爾本人）。當然他得到過其他許多重要獎項。”（劉華傑《先要克服生態麻木：讀威爾遜〈生命的未來〉》）

威爾遜未得諾貝爾獎，和“科學界的麻木”，“科學獎勵機制的不公平”都毫無關係，還真要責怪諾貝爾本人。諾貝爾在其遺囑中設立的獎項，與生物學有關的只有生理學或醫學獎一項，獎勵的只是生物學眾多分支中與醫學密切相關的一支。後來在獎勵時雖然並不嚴格限定在生理學，但是卻都是研究生物體功能的實驗科學領域，生物學的其他學科，特別是理論科學領域，都被排斥在外。威爾遜的研究方向是生態學和進化論，即都屬於沒有得獎資格的理論研究。

瑞典王家科學院當然也知道諾貝爾獎的局限性，所以在1980年另外設立了一個格拉夫獎（捐款人格拉夫是瑞典另一位著名發明家，人造腎的發明者），專門獎勵一些被諾貝爾獎忽視的重要自然科學學科，包括數學、天文學、地質學和生物科學，生物科學則偏向於授予理論方面的研究，特別是生態學。格拉夫獎也被視為這些領域的最高榮譽，1982年開始授予，目前的獎金為50萬美元。它甚至比諾貝爾獎還難得，因為一年只獎給一個學科，生物科學每三年才獎一次。威爾遜在1990年因為對生態學的研究而獲得了格拉夫生物科學獎。2003年格拉夫生物科學獎獲得者不久前才公布，美國伊利諾大學（UIUC）微生物學家卡爾·伍斯（Carl R. Woese）一人獨得，頒獎儀式將於9月24日舉行。伍斯是因為首創用基因序列研究微生物分類和進化，從而發現生物界第三域——古菌而得獎的（另兩域為細菌和真核生物）。今年75歲的伍斯為了尋找生命的源頭——“生命樹”之根，孤獨地探索了幾十年，至此有了個皆大歡喜的結局。而中國的媒體對此毫無報道。

諾貝爾獎只獎勵某項具體的研究，有的獲獎者一生中只做出過那項重大發現，甚至是偶然做出的發現，全面地衡量，算不上偉大的科學家。有的獲獎者獲獎前默默無聞，如果不是得了諾貝爾獎，可能不會在科學史上留名。當然有時候還獎錯了。但是格拉夫獎不同，它偏向於獎勵一生的工作，是對獲獎者學術地位的認可，因此獲得者都是生物學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在獲獎前就已名滿天下，不必靠獲獎來提高身價了。這些獲獎者也都是開創一個學術流派、甚至開創整個分學科的大宗師，例如威爾遜開創了社會生物學，伍斯開創了微生物分子分類學。他們的歷史地位早已確定，不管是否得獎，都是公認的偉大科學家。如果哪一天有中國科學家獲得格拉夫獎，在我看來要比獲得諾貝爾獎更能表明中國科學的進步。在未來的20年，如果運氣好的話，中國本土也許能做出可得諾貝爾獎的某個重大發現，但是要能出現能得格拉夫獎的某個重要領域的開山、領軍人物，則可能性要小得多（至今華裔科學家中只有一人得過格拉夫獎：邱成桐在1994年獲得格拉夫數學獎）。即使這種不可能的事情發生了，只怕中國媒體也會反應冷淡。科學的領域寬闊得很，不要眼界狹小地只盯着一個諾貝爾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