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惟炎先生走了，走得很突然。

75歲，按“人生七十古來稀”的老話，管先生可以算高壽。一生中從事過抗日活動、地下鬥爭、赴蘇留學、科學攀登、施政圖治、授業育才，無不成就卓然。九天回首，本應該已無缺憾。但突兀的噩耗是這樣令人難以承受。哀哉管公！痛哉管公！

其實，管先生與我的個人接觸很有限。他擔任科大一校之長的那幾年，我基本上在國外，其中只在1985年回來半年。記得第一次見到這位校領導是在學生食堂，他買了一份飯菜，邊吃邊和同桌的學生聊天，回答學生提的問題，也談一點看法，很親切，很隨便。看我是一個人在食堂就餐，管先生順口問了幾句我的情況，對我在美國的感受頗有興趣。那時科大的食堂以率先改革、引進競爭、允許選擇、價廉物美享譽全國高校，外校來客每每讚不絕口。恰值我國大學生追求民主的思潮初露萌芽，因食堂或其他生活問題管理不善引發高校學潮的事時有耳聞，科大的領導卻完全不必為此操心。校長本人天天與學生一樣拿着飯票和飯盒挨個食堂轉，這個事實提供了問題的答案。

首先在科大校園改革的不僅是食堂。八十年代中期，科大以“二次創建”為口號，上下一致，師生互勉，團結圖強，在高校中獨樹一幟，教學質量譽滿中外。銳意改革的辦校方針，活躍求真的學術氛圍，寬鬆平等的人際關係，結合前沿的授課內容，熱情奮發的求知慾望，構成科大人引以自豪的特色。雖然回校時間不長，我也深受這種氣氛的感染，總覺得生逢其時其地，敢不盡我所能。我說不清管先生本人為實現這種局面做過哪些貢獻，但我相信，那幾年是科大最好的時期之一。為此，我感激和懷念管先生。

更令國家同步輻射實驗室的同仁對管先生永存感激之情的是他在我們實驗室面臨生死關頭時對我們的鼎力支持，為此他不惜可能犧牲個人的前途。1985年中，正當我實驗室的建設工程熱火朝天的時候，一位同事突然從可靠渠道得到驚人的消息，中科院高層決定工程中途止步，縮小規模，只保留直線加速器，上報計委的報告已經擬好，秘不外傳。管先生聞訊後十分着急，迅即晉京，遍訪院級主要領導，慷慨陳辭，列舉工程的意義，力駁種種偏見，說到激動處難免疾言厲色，使對話者很不好下台。一直對科大關愛備至的嚴濟慈副委員長也為此事奔走。真可謂“挽狂瀾於既倒”，由於嚴老、管先生等長者的努力，院領導終於收回成命，我實驗室起死回生。這一段往事對我們這些第一線的工程建設者堪稱刻骨銘心。我說過；“我們實驗室之能有今日，管先生功不可沒。”這絕非客套的虛言。

1985年下半年，我第二次訪美。次年春節前後，管先生也曾赴美探訪我國留美學生，我雖無緣一見，卻意外地從我哥哥(當時在Notre Dame 大學就讀)處聽到管先生的消息。知道我們的兄弟關係之後，管先生在座談會上講了幾句，對我恐有些過獎，讓哥哥頗覺光彩。此後再無機會向管先生提起此事，但我內心一直感謝管先生的勉勵。

也是1986年在美國，我曾在《人民日報》海外版和一些雜誌(記不清名稱了，應該或是國內辦的，或是“親大陸”色彩很濃的境外中文雜誌)上讀到介紹科大改革成績顯著的文章，有的還是連載，篇幅頗長。我深感與有榮焉，也真為有關宣傳部門如此肯定科大的改革而興奮不已。誰知天有不測風雲，言猶在耳，後來的情況竟有那樣意外的變化！

事情發生時，我們一群愛國遊子憂心如焚，到處收集、查閱各種媒體的報道。還記得，曾苦口婆心勸說同學們停止遊行、回校正常上課的管校長，在解職返京之時，為避免出現火車站前數千師生揮淚送別的場景，是在有關單位安排下從蚌埠登車北上的。但還有部分及時聞訊的學生趕到了蚌埠車站。風聲蕭索，燈影闌珊。淚眼朦朧，默然無語。我能想見，管先生隔着車窗，注視着他衷心熱愛的青年學子的身影逐漸遠去，聽着“管校長，不要走！”的呼喊聲逐漸沉寂。管先生當時的心情我無從猜想，但我真想對他說：人可以有不同的價值觀，我以為這樣發自內心的愛戴、挽留是無價的。人生有此一幕，可以無愧了。

也許一周之後，偶然的機會，我從朋友那裡得到管先生在北京的家的電話號碼，就打電話過去。記得管先生的語氣平和，只說他的一切都好，在京的工作也有了不錯的安排。怕引起不便，也稍覺放心，除了祝他保重，我沒有多說話。

以後的事態發展人所共知，各種因素使管先生落腳在祖國的寶島，成為台灣清華大學物理系的教授。1998年我有機會到台灣，為海外華人物理協會辦的加速器物理講習班授課，曾托一位來聽課的清大(台式簡稱法)學生與管先生聯繫，失望地得知管先生正在北歐訪問，緣慳一面。但我相信，總會有再見到管先生的時候。

令人高興的是，大概在2001年，管先生終於有機會回到久別的祖國大陸，來到他魂牽夢縈的科大看望，也到了他曾親手催生的國家同步輻射實驗室。幾位老師和我一起陪他參觀。當年曾以血汗培育的種籽，今日已長成似錦繁花，看得出管先生深感欣慰，我們幾個人也覺得了卻一椿夙願。管先生很愉快，步履堅實，身體還好，性情似更沉穩，話語比過去少些，灰白的頭髮和眼角的皺紋記錄着歲月的滄桑。大家都不提那段往事，偶爾有些話題會觸發某種敏感的聯想便立刻打住了，管先生的臉上會掠過一絲不易察覺的悽苦的微笑。走在他身後時，我陡然覺得他的兩肩上似乎還挑着一副重擔，腦海中不禁浮出一句古詩：“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分別時，大家相約再會。星移斗轉，春天再度來臨，陽光和煦，柳枝初綠，正是萬物復甦、充滿期望的季節。管先生竟走了，走得那麼突然。

我問自己：歷史將如何評價管惟炎先生？

他是愛國者。對曾在日寇鐵蹄踐踏祖國河山時奮起抗爭的國人，我總懷有特殊的敬意。每當看到聽到其他民族抵抗異族侵略的壯烈場面，我總覺得，正是因為我們也有這樣不畏強暴的同胞，而不都是永遠以“識時務”為準則的奴輩，我們才能毫無愧疚地對外國人說：“我是中國人。”

他是革命者。當年反飢餓、反內戰、爭民主的學生運動，曾以鮮血在天邊繪出一抹曙光的顏色。他以優異的學業贏得威望，成為學生領袖，冒着極大的危險，站在追求真理的隊伍的前列。和平建設時期依然如此，他既長期擔任學生幹部，又始終在同學的成績榜上名列前茅。“又紅又專”曾是一代中國青年對自己的要求，這四個字他當之無愧。

他是科學家。出自世界級物理學大師卡皮查教授門下，他在留學期間已不同凡響，多年來在超導物理和材料領域辛勤耕耘，成果斐然。在新中國培養造就的科技人才中，他是一位佼佼者，一位領跑的人。

他是教育家。主政科大幾年，興利除弊，人才輩出，已不用我贅言。幾十年間，儘管命運多舛，他足跡所至，到處都留下了芬芳的桃李。

以上諸項，歷史都早已承認，有案可查。我卻特別想說另外兩點。

他是個好人。很多年來有種誤區，把人的“好環”和政治觀點混為一談。其實政治這事太複雜、太動盪，有時似黃河決堤，泥沙俱下。若論某人的為人好壞，和政治未必有必然關聯。有的人心本善良，極有操守，卻可能持另一種政治態度；也有些似乎站在同一政治陣營中的人，其實心術不正，道德卑劣。好人是可能有錯誤的。記得曾與一位我很尊重的物理學家交談，他對管先生在物理所的一些作法頗有微辭，以為未能擺脫左風的影響，而對我所介紹的管先生在科大的善政略感詫異。我並不奇怪，本文亦不為賢者諱言。這種例子我見過。好人會在某種情境下糊塗一時，被潮流迷失心性，以後知錯思改，痛切自責，表現為換一環境後從頭做起，幡然圖新，澤及一方。管先生來科大以前的情況究竟如何我並不了解，但我相信他是好人。到科大後的幾年間，他責己嚴、待人寬，以身作則，民主治校，胸懷坦蕩，敢於負責，臨難不求苟免，決不昧心避禍、賣友求榮。他是好人。

我以為更重要、也堅信的是另一點，管先生的名字將被歷史歸入與上面都不同的一個專集，與我們民族的若干先賢排在一起。他是一位改革的先行者。

談起管先生，人們難免有些痛惜，有些酸楚，有人說他的人生具有悲劇色彩。凡是改革的先行者，都有悲劇的一面。打開塵封的史冊，這樣的例子難道少嗎？當年管先生的改革，他對弊端的批評，今天看來早已不足為奇，或許可說還很不夠，這反映出近年來我國政治生活的進步。“某某階級自由化”的罪名已從人間被清除，響徹雲霄的口號是“與時俱進”和“與世界接軌”。這就叫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先行者的悲劇性在於他們常常不是改革的受惠者(指物質利益)，個人的遭遇有時令人唏噓。但古往今來，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都是為了國家振興，為了民族圖存，從來不是為了一己的私利。也許一個人的貢獻微薄，也許周圍的人會淡忘，歷史卻會記住，社會前進的鴻篇巨製如何由一小步一小步積累而成。英雄事業青史中，英雄名姓青史外。斯人雖去，功德長存。在歷史的凱歌聲中，不論先行者們身在何方，或者已經魂歸天國，他們一定笑到最後，並且將永遠地為後人所景仰。

社會改革的勝利，中華民族的復興，都已成為誰也不能阻擋的歷史洪流。

管惟炎先生，請安息吧。

聽說四月二日在新竹的追悼會以後，您的夫人和子女將帶您回家，回到首都北京。我和朋友們會來看您。

2003年3月29日，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