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的《中華讀書報》，在頭版頭條的位置以《“文科院士”呼之欲出》為題，報道了教育部已經出台相關文件，明確提出要在高等院校設立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並給予相當於自然科學院院士的待遇。設立文科院士的問題已經醞釀多年，現在由教育系統率先實施，有利於問題的全面解決。長期以來，我國被重理工輕文史的風氣所籠罩，不僅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得不到重視，就連選擇文史類專業的學生也抬不起頭來。如果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比作兩條腿的話，那麼這種重理輕文的風氣是使我國成為“跛足巨人”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嚴重製約我國社會發展和文化建設的癥結所在。因此改變這種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狀況，乃是刻不容緩的事。

然而，從上述消息提到的兩個理由以及現實情況來看，我以為設立“文科院士”仍有商榷的必要。先說這兩個理由：一是“文科院士”於史有據；二是院士待遇意義重大。所謂於史有據，主要是指1948年國民黨執政期間，在中央研究院有35%的院士是從事文史研究的。這當然是一個比較充足的理由。但需要指出的是，在這35%的院士中，就有一貫反對國民黨的郭沫若。這是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央研究院奉行學術獨立的原則，在聘任院士時不受官方控制。因此，即將產生的“文科院士”究竟能能不能體現學術獨立，是大家最擔心的問題。

至於院士的待遇，我以為在學者教授們基本脫貧（即擺脫衣食之憂）以後，就不應該把待遇僅僅局限在經濟收入方面。記得潘光旦先生曾經說過：“學校應當使學生和教授的人格有密切的接觸。要有這種接觸，第一條件便是要使教授獲得精神上的寧靜，因為不寧靜，人格便不能充分表現。”可見對於教授來說，充足的薪水固不可少，但精神上的寧靜更為重要。拿這個標準來衡量，如今大學裡最缺少的就是精神上的寧靜。因此我認為，當務之急不是評選什麼“文科院士”，而是應該改革現行的管理體制。只有把大家從課題評選、職稱評定、年終評比、論文評獎以及碩士點博士點評審等一系列“評”字號活動中解放出來，我們的教授才能獲得精神上的寧靜。

近年來，有關學術腐敗的醜聞層出不窮，非但教授、博導不能避免、就連院士也被牽連。有識之士指出，這與權力過於集中、而且不受限制和監督有關。在這種情況下，有人擔心“文科院士”會成為學術腐敗的“唐僧肉”，是有道理的。相反，有人說這一舉措“有可能成為學術道德建設的一面旗幟”，卻缺乏理論和事實依據。所以，在權力不受制約的問題基本解決之前，“文科院士”制度不妨暫緩實行，因為它畢竟是學者的最高榮譽。對於這個問題，學術界應該保持冷靜，決策者應該慎而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