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傳 （第七章《分和李政道》摘錄）

楊振寧和李政道是一九四六年的秋天在芝加哥初次見面的.他們完全料想不到，這個有一點偶然的會面，後來會給兩人的生命歷程帶來這麼多戲劇性的轉折。他們的科學才分和機遇，促使兩人共同締造出一個歷史性的科學革命，而他們相當不同的先天氣質和人格特質，也使得兩人的關係註定了要落入一個愛恨交織的糾葛情境。

楊、李初見面的時候，二十四歲的楊振寧已經是芝加哥大學名聲鵠起的一個天才研究生。二十歲的李政道，那個時候長得胖胖的，個性十分的隨和，他陪伴着老師吳大猷的夫人阮冠世和朱光亞等人由上海坐船抵達舊金山，然後轉乘火車到芝加哥，並且見到了楊振寧。

楊振寧看到李政道以後，對他的印象很好，也發覺到李政道在物理方面的聰慧和才分。李政道本來是申請了密西根大學的入學許可，但是他看到芝加哥大學是當時世界最有名的物理系，跟楊振寧在一起又可以學到很多的東西，於是改變主意想要留在芝加哥大學。楊振寧於是帶着李政道在學校的入學部門以及物理系辦妥了相關的手續。

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三年當中，楊振寧和李政道成為很親密的朋友。在科學方面，早在中國就已念完碩士的楊振寧，物理的知識非常豐富，在芝加哥大學研究所他是許多同學的老師，自然也是只念了兩年大學的李政道的老師。李政道要選什麼課，要看什麼書，碰到什麼不懂的問題，都會去找楊振寧。那個時候也在芝加哥大學，和楊、李都熟識的凌寧就說，楊振寧是李政道的一個不折不扣的兄長。

一九四九年，楊振寧和李政道發表了他們合作的頭一篇論文，而這篇論文是李政道一生中所發表的第一篇論文。這篇論文的另外一個作者羅森布魯斯就說，楊振寧那個時候是芝加哥大學研究所里物理知識最廣博的研究生，而且很願意幫助別人，對於別人的想法也總是表現出積極的興趣，所以他才會和楊振寧開始共同研究這個論文的題目。他說，李政道比楊振寧年輕得多，雖然也很聰明，但是對物理知識的了解遠遠不如楊振寧，楊振寧可以說是李政道在芝加哥時代的老師。

一九五Ｏ年四月二十五日，楊振寧給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物理系著名物理學家威克（Gian C. Wick）教授寫了一封推薦信，介紹李政道到柏克萊去。

李政道在柏克萊的一年訪問很不愉快，物理工作做得也不成功。後來楊振寧跟歐本海默推薦，邀請李政道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來，高等研究院於是給了李政道兩年的訪問聘請。

李政道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來的時候，楊振寧剛剛寫完了一篇統計物理易辛模型的論文，李政道來了以後，兩人就在這個基礎上繼續研究，並且很快的合寫了兩篇統計物理的論文。這兩篇論文他們兩人都很滿意，尤其是第二篇論文的結論，後來被稱為單位圓定理，在統計熱力學中成為一個經典性的發展。 他們的這兩篇論文發表以後，愛因斯坦叫他的女助理考夫曼來請他們去見面談一談。

楊振寧和李政道對於和愛因斯坦見面談話過程的回憶很明顯有一些不同。另外在楊振寧早三年發表的回憶中，並沒有提到李政道，楊振寧說，那是因為他當時並不記得李政道也去了，後來看到李政道的回憶，同意應該是他們兩個人一塊兒去的。 他們兩人的歧異還不僅止於此。對於這兩篇論文中兩人的排名，為什麼頭一篇是楊振寧排在前面，而第二篇是李政道排在前面，李政道在他六十歲出版的三大本《李政道論文選集》中間的一篇叫做《破壞了的宇稱》文章中是這樣寫的：

第一個論文中有兩個定理，大部分是我證明的。我們寫完那篇論文以後，楊振寧問我是否介意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因為他比我年長几歲。我對於這個要求感到驚訝。但是由於中國尊敬年長者的傳統，我同意了。後來，我檢視科學的文獻之後，了解到這不公平。因此我們寫第二篇論文的時候，我給他看其他一些發表論文的例子，顯示出年長通常並不是決定排名順序的考慮因素。因此第二篇論文的排名反轉了過來，雖然在那一篇論文中間，單位圖定理最關鍵的一個步驟是楊振寧做的。

楊振寧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六十歲《論文選集》中間，並沒有提到排名的問題。後來他看到李政道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李政道論文選集》中間的回憶，大吃一驚。他說事實上在那個時候，他在科學上的工作已經小有名氣，他和李政道合作的那兩篇論文都是他領頭做的，而且論文也是由他執筆寫的，加上從芝加哥時代以來，他一直像是李政道的兄長，所以許多事情也都是由他決定，論文排名的事情也自然是他決定。他完全不記得李政道當時表示過“驚訝”。

楊振寧說在和李政道合作以前，譬如說和費德曼（D. Feldman）蒂歐姆諾（J. Tiomno）兩人合寫的論文也都是楊振寧的名字排在前面。他說和李政道這兩篇論文的排名，本來是想將李政道的名字排在前面的，原因是李政道畢業以後科學事業一直不順利，李政道像是他的小弟，他很願意幫助他。但是最後杜致禮（楊振寧夫人――本刊注）出來阻止了這件事情，認為李政道這個人不值得他這樣信任，所以後來才有一篇文章排名在前，一篇文章排名在後的安排。

楊振寧說，杜致禮所以會有不信任李政道的意念，他可以用西方的一句話“女人的第六感”來做一個解釋。他說李政道是上海人，有一些地方有一點像上海的小開，所以對於女人的這個態度，有的時候會過分獻殷勤。那個時候李政道在科學方面需要楊振寧很多幫助，所以也許很自然的就要向杜致禮獻殷勤，這一來自然就會讓杜致禮覺得李政道不可靠了。這可以說是楊、李自一九四六年認識，並且進而發展出親密的友誼和密切合作關係五年以後，兩人關係第一次的裂痕。經過這件事情，兩人的合作停止了幾年。李政道在他的文章中談到： 因為這個看起來似乎是無關緊要但是卻令人困窘的事情，我覺得最好不要再跟楊振寧合作。這也就是為什麼雖然我還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待了一年半以上，並且在那以後轉到距離不遠哥倫比亞大學去，但是一直到一九五五年我們都沒有再次的合作。

對楊振寧來說，當時並不覺得有任何異樣，兩人還定下了互相訪問的制度；楊振寧每周一天去哥倫比亞大學，李政道也在另外一天到普林斯頓或者布魯克哈芬，這種訪問一直延續了六年。 一九五三年秋他（楊振寧）由日本回來，到布魯克哈芬國家實驗室停留一年。因為正巧和密爾斯共用一間辦公室，後來才會和密爾斯合寫了那一篇奠定楊振寧一代物理學大師地位的論文。

密爾斯那個時候還是一個博士研究生，他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基督徒，個性非常質樸，後來他和楊振寧的這篇論文變成物理科學上舉世聞名的經典之作，密爾斯也因而名震遐邇。他曾經說過自己的運氣很好碰到了楊振寧，而且也說，楊振寧在當時已經在許多的場合中，表現出他對於剛開始起步的年輕物理學家的慷慨。

正如李政道寫的文章上所說的，他認識到楊振寧一九五四年和密爾斯所發表那一篇論文的重要性，由於對那一方面的問題也有興趣，於是在一九五五年開始和楊振寧進行討論，並且再次合作寫了一篇論文。從一九五五年開始到一九六二年，楊振寧和李政道一共合寫了三十二篇論文。

一九五六年，他們兩人合作寫了一篇論文，對於物理學家一向深信不疑的宇稱守恆定律，質疑其在弱作用中的有效性。這篇論文造成了科學概念上的一次革命，也使他們成為頭兩個得到諾貝爾獎的中國人。那一年楊振寧三十五歲，李政道三十一歲。

楊、李得獎以後，兩人的合作更形密切，也在科學上迭有佳構。在近代物理科學的歷史上，像楊、李這樣的合作關係是十分罕見的，幾乎可以說沒有另外一個相類似的例子。 許多人喜歡提到的，是當年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院長歐本海默說的，他最喜歡看到的景象，就是楊、李兩個人走在普林斯頓的草地上。那個時候也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物理學家史諾（George Snow）曾經很興奮地回家和太太說，研究院來了兩個極端聰明的中國物理學家。認識楊、李的很多物理學家也都推崇他們的合作關係，認為是非常美妙而且了不起的合作。 楊振寧和李政道密切美好而又相互競爭的科學合作，以及他們兩人親密的友誼終究不能持久。個性、環境以及對於彼此關係和地位的認知差異，漸漸的由潛在的緊張演變為表面的衝突。

許多人都認為，而且他們兩人也並沒有否認的是，造成他們兩人關係正式破裂的一個重要因素，也許是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二日出現在美國《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上的一篇文章。

那一篇文章的作者伯恩斯坦是楊振寧和李政道都認識的一位物理學家。

楊振寧說他當時就對此事感到十分不妥，因為伯恩斯坦和他只是認識，而和李則是親密的朋友。他意識到李也許要藉伯恩斯坦的文章，來歪曲他和李的關係和合作經過。可是他又無法和李談此事。結果伯恩斯坦只訪問了他一兩次，而李則經常和伯恩斯坦接觸會談。

結果伯恩斯坦這一篇叫做《宇稱的問題》文章，刊登在《紐約客》雜誌的人物側寫欄目中，文章刊出以後非常成功。

這篇文章的題目《宇稱的問題》，英文的原文“A Question of Parity”是有雙關的意思。“Parity”既是物理學中的“宇稱”，又是日常語言中“平等”。在外行人看來，這篇文章的題目變成“平等的問題”。楊振寧說，他不知道取這個雙關的題目是李的主意，還是伯恩斯坦的主意。可是很顯然李喜歡這個雙關的題目，因為二十多年以後，他在《李政道論文選集》中發表了一篇關於宇稱不守恆歷史的文章，題目又是雙關語《Broken Parity》。在物理學家看來，是“破壞了的宇稱”，在外行人看來，卻是“破壞了的平等”。

伯恩斯坦寫完在《紐約客》刊登以前，曾經給楊、李一個校樣先看一看。

楊振寧說校樣的內容當下證實了他的疑心，就是李夥同他的朋友伯恩斯坦要藉此文章來歪曲歷史。不得已之下，他給普林斯頓的大家長歐本海默看此校樣。歐本海默於是出面來說，楊、李的科學合作的內情，不必要公開去發表，他叫伯恩斯坦不要發表這篇文章，但是伯恩斯坦已經領了《紐約客》雜誌的稿費，而且都花在交女朋友上面，所以文章非發表不可。

這一次爭論以後，楊和李有一次長談。楊、李兩人二十多年以後分別在各自的論文選集中公開發表文章，都同樣提到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八日兩人的這一次長談。

楊振寧對於他很在意伯恩斯坦文章裡面排名的問題，並沒有否認。但是他說四月十八日兩人的見面長談，是一個感情非常激動的場面，楊振寧說不僅是他哭了，李政道也哭了，這是他們友誼的真情流露。

在四月十八日以後，兩人還是繼續的往來，不過情況有一點緊張，兩人對彼此的關係非常敏感。六月里，楊、李兩人在布魯克哈芬實驗室訪問，共用一間辦公室。那個時候正好李政道哥倫比亞大學的同事李德曼、史瓦茲和史坦伯格三人要發表一篇第二類微中子的實驗結果論文，這篇論文中間也提到李和楊的工作，於是李政道跑去和他們三人說，在文章中不可以用“李和楊”，必須要用“楊和李”。

楊振寧當時不知道李政道是如何跟他們三人說的，可是他立刻聽到謠言紛紛，說李、楊的不和是由於楊的小氣、斤斤計較等等。他大怒之下給李政道寫了一封信。

在這一封開頭寫着“政道”兩個中國字的英文信中，楊振寧第一段就說他上星期五得知“李政道在沒有知會他，也沒有和他商量的情況下，跑去找了史坦伯格，並且堅持要史坦伯格把他們論文中楊、李兩人名字的順序不依過去習慣轉變過來”的行為，感到非常憤慨。

他接着寫道：

毫無疑問的，在一個薄紗的天真甚至或者是寬宏大量的面貌之下，你的所作所為，是一種不誠實、很愚蠢而且又居心叵測的傷害我的行為。我的這些言辭很強烈，但是還沒有強烈到足以形容你的行為。你真的認為你的行為會讓我高興？你真的認為你的行為可以增加我的名聲？你真的認為你的行為是對你自己有好處？你真的認為你所做的就是我四月在普林斯頓和你談話我所想要的？我曾經責怪你考慮不夠周到。你真的認為你這一次是一個深思熟慮的行為？

……

政道，你是怎樣的一個人可以如此來對待我，用你自己的話來說，我曾經徹頭徹尾的影響了你的物理、你的事業，並且事實上還有你的一生？你怎麼會這麼笨，冒着喪失我們彼此之間的忠誠和相互信賴，只為了取悅於伯恩斯坦對你的拉攏。

接着楊振寧在信上寫道，李政道的這些不恰當的行為，也許源自他過去不愉快的一些成長經驗。說在伯恩斯坦的文章中有一些不實在的敘述，對李政道有不真實的揄揚，但是李政道卻不願意誠實的面對事實，楊振寧說他為李政道感到恥辱。

他接着寫了：

政道，這一封信必然會造成你強烈的痛苦，但是為什麼我要寫？

在周末我平靜下來以後，我衡量着不同的做法。如果我不說出來，我不敢確定你會不會有意識或者是無意識的再次傷害我。但是如果我說出來，我們都不可能保持平靜。

楊振寧說他因此決定要把事實寫出來。他寫道：

我同時也決定寫這封信來讓你知道，我永遠是直話直說的，無論是有意識的，還是潛意識的，我從來不會也永遠不會用陰謀的方式去傷害我的敵人，更不要說是我的朋友。

我再一次看了這封信，內心深感哀傷。如果我和我自己家庭的系絆很強，那麼我和你的系絆也是同樣的強。昨天晚上蕙莙過來要我去和你談一談，我深深的受到感動。而四月份，在你的辦公室，我說到我們之間共有的經驗和感覺，是我們和我們太太之間都沒有的之時，我泫然泣下。在內心裡，我是一個很感性的人。所有的傷痕可以治癒，而且很容易可以重新贏得我的情感。但是我如果不告訴你這些話，我就不能和你坦誠以對，至少在目前的這個時候，如果不這樣做，我很難相信你可以重新得到我完全的信任和尊敬。

最後署名是“非常真誠的振寧”。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楊振寧在一封給歐本海默的信上寫道：

我不得已的要向您道歉，因為我沒有辦法告訴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不能和您談論這件事情詳情的一個道理，是因為如果如此做的話，必然會因為我和您比較親近而讓我感到自己在占着便宜。此外，我成長的教養告訴我，在事關個人人格的事情上，面對第三者來說，遺忘總是要比把它揭露出來好得多。我知道您會一如往常的了解我的困難。

那一年的十一月十五日，李政道給歐本海默寫了一封辭職信。信上開頭說：“完全是因為個人的理由，我希望辭去目前在高等研究院的職位。”接着一段，他回顧了在高等研究院的一些經過。接下來他寫道：“如果不是因為目前不尋常而且很不幸的情況，我想不出世界上還有任何其他一個我更樂於停留的地方。對於我必須做這樣的一個請求，我只有深重的哀傷之感。”李政道離開普林斯頓後，先在洛克菲勒大學待了半年，一九六三年回到了哥倫比亞大學。李、楊二人從此分道揚鑣。

楊、李分手以後，楊振寧說他秉持着“君子絕交不出惡聲”的原則，除了最親近的家人和他們在普林斯頓最親近的友人，也是羅格斯大學的法律學教授柯亨夫婦之外，從來沒有和人談論過他和李政道決裂的事情。但是在後來的好些年當中，楊振寧說他間接的聽聞到李政道在背後亂說，以及公開場合中扭曲事實的演講內容，心中開始不快。

如果看一九五六年楊振寧為了推薦李政道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去訪問，給那裡的物理系主任曼立（J. H. Manley）寫的信上談到李政道的一句話“在和別人來往的時候（他）完全沒有侵略性”，就可以了解到李政道一九六二年回到哥倫比亞大學，後來變成許多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口中的一霸，顯然個性和以前已大有不同。

六Ｏ年代在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待過的丁肇中和溫伯格，雖然後來先後得到諾貝爾物理獎，但是他們卻都沒能留在哥倫比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最具資望，也是一手把哥大物理系提升成為美國五Ｏ年代最好的物理系之一的元老物理學家拉比的太太就曾經說過，她對於李政道感到憤怒，因為哥倫比亞物理系後來的衰落，是因為李政道總是反對許多好的物理學家留在哥倫比亞物理系。

另外一個讓楊振寧震驚的事情，是從一九六Ｏ年代末起開始，李政道在好幾個地方做公開的演講，題目是《弱作用的歷史》。楊振寧聽到一些和他熟悉的物理學家說，他們聽李政道的演講，談到他和楊振寧合作關係，特別是講到宇稱不守恆的那個合作，李政道就說這個想法是他想出來的，因為要找一個人來計算，所以後來就找到了楊振寧。這些物理學家覺得如果是照李政道的講法，那麼楊振寧就變成純粹只是一個計算的幫手，他們認為這種講法很不公平，因此後來就告訴了楊振寧。 楊振寧說，他起先只是耳聞這些謠言，沒看到什麼證據，所以也就沒有怎麼樣。一九七九年，他在瑞士日內瓦的歐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訪問，有一天在圖書館裡面隨便的看一些東西，結果剛好看到了由西西里島上艾瑞契地方一個科學中心出版的一個會議紀錄，上面就有李政道的這一篇《弱作用的歷史》。楊振寧說，他看了這篇文章的內容，勃然大怒，也證實了長久以來他所聽到的謠言都是真實的。

和楊振寧有密切來往的科學家，都一致的表示楊振寧在楊、李分手以後，確實一直沒有私下的談論過他和李政道的事情，但是李政道卻會用許多間接迂迴的說法，講一些他和楊振寧的事情。

因為有這些不愉快的情緒，楊振寧說後來他過六十歲生日出版《論文選集》的時候，就決定把歷史的真相寫出來。

楊振寧在他的《論文選集》的評註中，曾經對於他和李政道的這一個科學合作和友誼的機緣，有過一個總結，他寫道：

總的來說，這是我生命中一個值得回顧的篇章，一點不錯，這中間有着痛苦，但是人生中與人相關而又有意義的事情，少有是全無痛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