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離回歸人文性之路還有多遠？ ——讀《新任教育部長奮鬥目標：辦讓人民滿意的教育》（注2）後的憂慮

中國教育回歸其人文性（包括民主和科學性），主要是少數“體制外”學人在呼喚。所謂“體制外”學人，筆者以為是指那些與官方安排的“帽子（官帽子）”、供給的“票子”（工資外的）、分配的“房子”（高檔的）、配給的“車子”等特權無緣的、或者對此淡漠的或者不屑去鑽營的民本知識分子。其實對於學人，你是屬於“民本位”的還是“官本位”的這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傾向性問題，是思想範疇內的事情。如毛澤東，他把“本屬於工人階級一部分”的新中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劃歸為資產階級或者小資產階級陣營，這就是從他們的思想傾向性而不是從生產資料占有的狀況及個人財富的多少而論的。另外，毛澤東也不單是按照人的學歷高低，學問的大小來劃分階級歸屬的，如他把馬、恩、列、斯，把他自己，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成員，把象魯迅這一類的文化界人士都歸隊為無產階級；同時他又把赫魯曉夫、劉少奇、彭德懷、梁漱溟、章伯均、羅隆基、周楊等類人劃歸為資產階級，這也更進一步證明毛澤東對知識分子階層內部進行階級劃分主要是從其思想意識屬性的不同傾向性着眼的。也並不單純按照所加入的黨派組織劃線。

回到主題上來。

新中國的教育，從1950年代初期開始，全盤否定和推翻了中國自孔子開始的延續了二千幾百年的國民教育由官、民共同辦的雙軌制辦學體制，而由官方一家獨辦，即壟斷。在教育觀上，全盤否定和推翻了以“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為典型代表的西方“資產階級”的實際是人本主義範疇的從“五.四”前後開始在舊中國很有影響力的教育觀。確立並實行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教育體系，所謂體系，是指從大到教育思想、教育方針、教育體制、課程及內容設置、課本編寫等，小到課堂教學方式方法等一類的具體技術環節及技巧；並且還包括大到從全國教育發展的規模、速度、各級各類學校的比例、規格，撥款多少等，小到某一個偏遠山區的村落是否設置一個“村小”（村小：即只有二、三個教學班的“不完全小學”的簡稱）等等，事不論巨細都必須由黨委決斷。同時，又由於政府教育撥款的嚴重不足造成教育資源非常短缺。正是這種正統的毛澤東教育思想指導下建立起來的國家教育體系，造成新中國前30多年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非常落後。但官方在反省時僅歸咎於抽象的“極左路線”而了之，至今仍然還高高祭起毛澤東教育思想的旗幟。這必然導致教育事業在近20多年的改革和發展中產生一系列在體制內無法或者難於克服的嚴重的矛盾和問題。

近20年教育發展在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各種問題甚至是各種非常嚴重的問題和疾患也隨之成堆，教育行業成為社會形象最差，公眾批評最多的行業之一。但官方又抽象的把問題產生的根源簡單化的歸咎於 “應試教育”，認為只要高揚“素質教育”大旗，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但在空洞的口號下，應試教育反而越演越烈。而不正視或承認這種所謂的“應試教育”模式是由國家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體制決定並派生出來的這一問題的實質。應試教育它的合理性主要是建立在現行的政治體制上面的。

不管社會對教育的非議，聲討之聲有多大，民怨有多深，上屆中央政府教育部門的負責人在離任前還是把成績說了個夠；相反，問題卻迴避太多（注釋1）。當然，“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了。基於向前看的思路，不少人又把厚望寄託於新一屆政府身上了，當然首先是教育部。新任部長周濟借媒體發表的施政綱領和任期目標（注釋2）當然就非常讓業內學人注目了。筆者有幾點不成熟的看法：

1、周部長新官上任，坦誠表白：首先考慮的是“如何辦讓人民滿意的教育，努力培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代新人”（注釋2）。後面一個分句是一個典型的歐化句子，如在課堂上給中國學生講解，還得很費功夫的。拋開語法句式不說，還是理解周部長所表達的意思：

所謂“中華民族的復興”，顯然是以中國古代某個“盛世”為“參照系”的，按思想文化和學術的繁榮，非春秋戰國莫矚；按政治清明、經濟和軍事實力、還有詩歌等又數大唐時的貞觀、開元等朝；科技史上成就刮目還是宋元。這些都與歐洲當年以古代希臘羅馬文化為參照系掀起的那場復興運動比較，讓人覺得空泛。

2、[認真研讀過黨的十六大報告的周濟部長對這份歷史性文獻（指16大報告）有兩個重要發現：其一是用空前的篇幅和空前的力度強調了教育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意義；其二是第一次在黨的代表大會報告中正式表述了黨的教育方針，而且加了一句關鍵的話，強調要“為人民服務”]（注釋2）。作為周部長這一代人，全都是在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教導下長大成人的，“早請示，晚匯報”中哪一次少得了念念不忘“為人民服務”？但那時期所有不顧老百姓死活的作法都是在“為人民服務”的大旗下進行的。不知部長認為“為人民服務”是教育方針中“加了一句關鍵的話”與毛澤東時所普遍高揚的“為人民服務”相比有何發展？

3、[“這樣的表述是高屋建瓴，意蘊深遠，意義重大！”周濟體會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內涵。第一，培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代新人，是教育為人民服務的集中體現。教育為人民服務，就要為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理想服務，培育一代信念堅定、艱苦奮鬥、有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偉業的人才；第二，讓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是教育為人民服務的前進方向。要千方百計增加高質量的教育供給，努力保障人民受教育權益的實現，滿足人民豐富多樣的教育需求。第三，辦讓人民滿意的教育，是教育為人民服務的最高宗旨。讓每一個孩子成“人”、成“才”，已經成為人民群眾的最大願望，當然就是我們教育的神聖職責。同時，必須實現教育同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更緊密的結合，為人民過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做出更大的知識貢獻。]（注釋2）。 周部長把他的教育觀和任期工作目標概括在上面的三個條目中。

（1）、首先，部長把“教育為人民服務”直接套換成為“就要為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理想服務”，這不禁讓人想起當年不也是把“過渡時期總路線”（“一化三改造運動）、“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三面紅旗運動）等最高領導層為實現“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注釋3）的偉大理想為目的的，還具體制訂了“超英趕美”的包括教育發展在內的國民經濟全面躍進的發展計劃的宏偉目標，等同於“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願望”嗎？通俗一點說，就是把人民（這裡指老百姓）的具體的實際的利益虛幻化——把最高權力階層富國強兵的偉大理想和老百姓當時的現實需求（不挨餓受凍，吃飽穿暖）等同。為了為這種社會發展模式下教育事業的極端落後尋求“合理合法”的依據，還編造了“爺爺7歲去逃荒，爸爸7歲去討飯，今年我也7歲了，高高興興上學堂”的課文讓教師教，學生讀（見當年的小學課本中）。所謂“國家教育發展水平受制於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等說法不過是為“戰備（軍事）經濟”所作的註解。

近20年又把某領導人的即興題詞，即教育要“三個面向”作為國家教育方針的理論基礎，仍然是教育為富國強兵服務觀的翻版。於是，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當今世界的競爭，是高科技的競爭，是高層次人才的競爭”。“落後就要挨打”等觀念的指導下，中小學課程和教材必然搞“強調學科體系”；搞“繁、雜、難”。考評教學工作必然搞分數掛帥，升學率第一。高等教育重理（自然科學及其它實用學科）輕文（人文科學學科）。一句話：搞應試教育。

（2）、其次，周部長的任期目標還包括“要集中力量抓好普及農村九年義務教育的鞏固和發展工作，堅決打好“普九”攻堅戰，提高農村九年義務教育的質量和水平，為提高數億農民及其子女的勞動者素質而進行不懈的努力”。話說到此，不知周部長對很多已經實現或者基本實現“普九”目標的地區的初中生大量輟學，甚至輟學率有高達30%以上的這個現象和問題作何看法？有何對策？最近有媒體報道，四川眉山市一教育局副局長（男）殺害二奶被判死刑（注釋4），當然這種典型在教育界裡是個別，但教育行業中的腐敗現象卻司空見慣（高收費，亂收費只是其一）不知部長是否了解和知情？將採取何措施與對策？

總觀周部長對媒體這篇表白，筆者不得不對中國教育離回歸人文性之路還有多遠深表憂慮。

注1：見《陳至立：我國教育事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2002年9月24日。

注2：見《中國青年報》3月28日 《新任教育部長奮鬥目標：辦讓人民滿意的教育》。

注3：毛澤東語。

注4： http://chinese.news.yahoo.com/030409/1/ru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