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哈佛研究院

現在回顧一下從1915到1918在哈佛這三年，似乎只是繼續沉醉於研讀哲學，獲得學
位。這種平鋪直敘的生活有少數幾次因生病和到附近地區旅行而被打斷。但翻閱那幾年
的日記，我發現在我作學生的最後年代，還有許多事值得一提。
在哈佛的第一年，我一個人住在哈佛廣場教堂街與麻州道交叉點的“學院寄宿舍”。
一年後，在康奈爾和我住同房間的胡明復也來哈佛，於是我和他搬到牛津街波京斯館
（Perkins Hall）七十七號房，後搬到八十五號房，以後又搬到波京斯館正對面的柯恩
特館（Co-nant Hall）。明復返回中國後，我和他的遠房堂弟胡正修同住一室。在牛津
街，在我身後走的男孩子高叫：“嘿，那個傢伙需要理髮！”在街頭走路遇到熟人，我
仍然不打招呼，因此早在康奈爾第二年，我便得了一個外號“教授”。除了心不在焉之
外，我還猶豫不決。1916年11月3日我寫道：“今日余已二十四歲，仍然猶豫不決。”羅
素、裴瑞（Ralph Barton Perry）和若伊思（Josiah Royce）的著作，我看了很多。第
二年中期，我才開始想到博士論文的題目，最後決定的題目是《連續：方法論之研究》
（Continuity: Study in Methodology），在論文中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何時算是程
度上的區別，何時算是品類上的區別，品類上的區別能否減低成為程度上的區別等等。
這項撰寫論文的工作並未對我猶豫不決的習慣有任何助益。我的畢業論文是在席佛教授
指導之下寫成的，在我通過最後考試之後，主持考試的侯京（William，E．Hocking）教
授問我撰寫論文是否影響我的個性，我回答說在那方面對我毫無幫助。
讓我迴轉頭來談一談那三年我讀書的日常事務。我選修各式各樣的課程，多數是討
論會（seminars），在討論會上，在我最後決定我的論文題目之前，我宣讀各式各樣的
文章，諸如《法律可改變嗎？》和一篇因果律的文章等等。我在若伊思教授指導之下從
事研究，他主持的形而上學研討會極為動聽。他介紹我閱讀皮爾斯（C．S．Peirce）的
著作，其豐富而有餘韻的“邏輯”饒有趣味，但難於領會。若伊思於1916年9月14日壯年
物故，無從遞補。在他遺言贈送的書籍中，我獲得一部麥格斯威爾（Clark Maxwell）所
著上下兩冊《電氣與磁學》，由若伊思加以註解。對日抗戰期間，我從南京流亡於1938
年到雲南攜帶少數幾本書，這書是其中之一，現在仍擺在我的書架上。裴瑞和侯爾特
（E．B．Holt）兩位教授幾乎轉變我成為實體論（re－alism）的信徒，雖然侯京教授是
個唯心論者（idealist），在哲學方面以及私人方面，對我影響極大。英籍教授侯恩雷
（R．F．A．Hoernlé）見解不偏狹，讓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並未受教於伍德斯教授，惟
我第二次到劍橋（1921二四）發起哈佛教學中文，他是最重要的推動人物。我在上文提
過，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是席佛，他以發明斜線“I”而聞名，斜線的意思是“既不又不”，
單從這項發明，整個形式邏輯學便可建立，還有整個數學，如懷特海（Whitehead）和羅
素所做過的，他們的傑作當然是《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惟我以及多
數學生覺得在數學和哲學內外，其先驅，羅素著的《數學原理》（Principles of Math
ematics）遠較可讀。
我不能決定究竟選修心理學還是科學史作為我的副修課程，所以這兩種課程我都選
修一些。孟德伯（Hugo Münsterberg）教授是一位有聲有色的生動講師，惟我覺得在藍
格菲（H．S．Langfeld）教授教導下，我學得較多，藍太太也教我彈鋼琴。韓德森（L．
J．Henderson）教授和沙頓（George Sarton）教我科學史，那時科學史還是一門新課程，
沙頓教的兩門課，班上只有我一個學生。上課地點是魏德納圖書館（Widen－erLibrary）
內沙頓的小書房。我決定不了我該不該點頭或說是，或像班上任何學生那樣，靜靜地坐
着。我並未選修韓廷頓教授的課，但徵詢他對我的論文和課外活動的意見。他鼓勵我在
圖書館涉獵，被我找到芮格（Wm．F．Rigg）寫的一篇文章：《兩世紀前的中國星圖》
（A Chinese Star Map Two Centuries Old，刊在1916年1月的《大眾天文學》），以及
史雷格（Gustav Schlegel）1875年所著《中國天體學》一書中大批資料，我據以寫了一
篇文章《中西星名圖稿》（Jong－Shi Shing ming Twukao）在上海《科學》第三卷（1
917年）發表，費了我兩個月一百三十小時才寫完。我繼續對語言學發生興趣，選修了葛
然簡（Charles H．Grandgent）教授的《言語學入門》。在哈佛的最後一年，我第一次
會到以《基本英語》聞名的理查斯（Ivor A．Richards），以後在清華大學，他成為我
的同事，我們時常見面。後來我對基本英語興趣濃厚，寫了一本基本英語教科書，且試
以非美國口音灌了一套錄音片（1934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附錄音片）。基本英語便是
理查斯和歐格登（C．K．Ogden）共同發明的。那幾年我有一次有趣的語言經驗，即傾聽
聾盲天才海倫·凱勒（Helen Keller）講演。通常她先用手語和譯員講話，再由譯員說
出她要說的話，可是那次她自己高聲講出，惟我頗難聽懂她的話。三十年後，我卻很容
易和貝爾電話公司試驗室的聾子音響學者布魯姆（Edger Bloom）交談，當時我在貝爾試
驗室任顧問。他們業已發明了光譜圖，顯示出話語各種頻率因素的相關強度，以便初學
者能看到他發音的型態，而對自己的發音和他要仿學的聲音加以比較。我繼續研究中國
方言，有很多機會從哈佛到麻省理工學院中國朋友聽到並學習方言。一位朋友張雲（Ch
ang Yun）是陝西西安人，他教我的一段話是這樣的：
來下，來下！
人家娃，在書房讀書呢。
咱的娃，拿勺勺要水呢。
不說起，是他二爸呢。
說起他娘可不行。
去下，去下，叫娃要去要去！
（譯者註：發音略）
最怪的是“書”字，中國大部地區讀為shu，他則讀為fu，我們都學着他玩。張雲業
已去世，1973年4月28日我上次旅行時曾拜訪他，我仍然記得而且背誦出他的腔調，他頗
引以為樂。
雖然要準備考試、撰報告、寫論文，我仍有時間參加許多課外活動。在康奈爾我學
過天文學一門課程，我繼續研究星球，1916年6月我學會看仙后星座的位置來判定時間。
我買了一架望遠鏡，1918年8月18日，當射手座消失在月亮的黑暗面之際，我能看到它的
月掩（Occultation）。在課外閱讀方面，我極欣賞懷特的《自傳》（Andrew D．White
' Autobiography）、班奈特的《一天二十四小時》（Arnold Bennett's Twenty－Four
Hours a Day）、戴莫根的《奇人的預算》（DeMor－gan's Budget of Paradoxes）、
及加洛爾的《豬怪獸》（Lewis Carroll's Hunting the Snark）。我也選修更多的函授
課程，如個人效率課。我對效率本身比自己增加效率，更有興趣。我不大去聽公開講演，
惟常去聽克羅則（Samuel Crothers）在正對着我房間的一神教堂講道。我喜歡聽他講，
不是我相信一神論，而是因為他是好的論文家和善於雄辯的演說家。我繼續在哲學會社、
數學會社、世界會社、中國學生會社等團體為活躍分子，和在康奈爾時候一樣，參加一
年一度在各城市舉行的中國學生聯盟會議。我作的獨幕喜劇《掛號信》在會議中上演不
只一次，一次是在達馬瑞斯哥塔（Damariscotta），另一次我想是在哈佛。最費時的課
外活動仍然是編輯《科學》中文雜誌，該雜誌辦事處遷到哈佛，因為多數積極成員已轉
入哈佛（《科學》雜誌社最後遷回中國）。有一個時期我身心交疲，不得不請求教授寫
信要我減少課外活動。
那項藉口只是藉口而已，我依然繼續作我喜歡作的事，不是不是妨礙我的正常工作。
我繼續涉獵音樂，選修一門高級和聲學課程。在《科學》雜誌上登出我作的三首或四首
曲譜。我無須清晨二時排隊買桑德斯劇院（Sanders Theater）及交響樂館（Symphony
Hall）的票，去聽福朗查雷四重奏（Flonzaley Quarter）、柏德魯斯基（Paderewski）
及霍夫曼。我在日記上熱烈記載了柴科夫斯基（Tschaikowski）第四首和貝多芬第九首。
在去聽音樂會之前，我一連幾天練彈貝多芬第九首。當時我的喜好多少是傳統性的，現
在或許仍然如此。福朗查雷四重奏演出史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所作曲譜，我在
1916年1月27日的日記上說：“依我看，似乎毫無意義。”我看戲劇不如聽音樂會的次數
多。我倒蠻喜歡看《查理的姑母》（Charlie's Aunt），至於在舞台上演的《金銀島》，
我覺得“史蒂文生（譯者按：《金銀島》之作者）的味道所留無多”（1917年5月19日日
記）。還好，我閱讀加洛爾的著作多年後，才看到它在舞台上及在銀幕上被弄壞，我將
他的兩部名著譯成中文時（1922年《愛麗絲漫遊奇境記》，1938年和1968年《走到鏡子
里》），他的著作還未搬上舞台或銀幕。
截到現在，我對世界的大事所述無多，那是因為我對這些事極少注意，惟我在1914
年世界大戰開始時確曾記“何等荒謬！”在美國於1917年4月17日對德宣戰時，我不得不
於1917年6月15日向徵兵局登記為外國人，以免服役，直到50年代我才歸化為美國人。以
後我在芝加哥看到整夜喧囂慶祝1918年11月11日停戰。
在這三年之間，我的健康情形大多數時間一定頗為良好，我參加了那麼多活動，可
是我也有過頗為嚴重的病痛，每年至少進一次醫院。1916年我在波士頓高卜醫院（Copp
Hospital）由杜德萊（Dudley）醫生操刀割除盲腸，我於7月21日手術後一星期，費了
兩小時在日記上寫了十三頁，描述那次的經歷。我數我的呼吸，數到七十三便麻醉過去。
由於我住院開刀，得識看顧我的護士菲珀黛（M．E．Philpott）小姐，友誼保持多年。
開刀結果，那年夏季中國學生會議，我便未得一英里競走冠軍，以後再未獲勝。1917年
2月，我在床上嘔吐不止，有一段短時期幾乎人事不知，不得不在學校醫療院住幾天。那
年稍後，我的老毛病心跳病又犯，但貝萊（Bailey）醫生說沒有關係。到了12月，我因
“鼻梁歪斜”又在醫療院開刀。這次他們使用氧化氮和以太混合劑、我只數到二十三便
失去知覺（1917年12月2日日記）。可是我出院之後只有三天，鼻子又塞住不通，被送到
眼耳鼻醫療院再開一次刀。我在那裡住了三個星期，一切才恢復正常。儘管我的健康情
形好壞不一，我總是頗為活躍，這一定對我有好處。我繼續長途散步，惟不似在丘陵起
伏的綺色佳散步那樣陡峭。有一次我走過劍橋橋（鹽震橋）（Salt－Shakers Bridge）
到東波士頓，回頭經哈佛橋到哈佛廣場，共費四小時。那些年我也騎腳踏車，不過我仍
覺得走路是更好的運動。
我提到過許多教授和教授朋友的姓名，惟除了“科學社”同事外，還未談及別的朋
友，“科學社”同事多數來自康奈爾。
我在哈佛比在康奈爾交了更多的美國朋友。有一位狄謀思（Raphael Demos）和我同
系，另一位是物理學者冷繒（Victor Lenzen），有幾門課和我同班，現在我在柏克萊仍
然時常見到他。我們在牛津街狐狸圃（Foxcroft）餐廳一同搭夥，常開衛挺生的玩笑，
稱他為“頂衛生”，因為他極講究食品衛生。青年才俊魏納（Norbert Wiener）當時也
在哈佛，可是我對其父寮·魏納（Leo Wiener）所知較多，因為他對語言學頗為關切。
後來由於小魏納訪問中國和我二次到哈佛，我對他所知增多。我也擴展所學，多次會晤
衛斯理大學的謝費德（A．D．Sheffield）教授，在中國和他談論很多語言問題。
除了貝夫一家女孩外，我還沒有提到其他女朋友。在哈佛（即芮德克理夫〔Radcli
ffe〕和衛斯理〔Wellesley〕，我確有比在康奈爾時更多的女朋友。其他我約會的女孩
有韓美英，她是最漂亮的女孩之一。王瑞嫻是我的音樂朋友，她在波士頓音樂院主修鋼
琴，那時我當然不曉得她是我未來太太在上海中西女塾（Mc Tyeire's）的同學。她嫁給
康奈爾我的同學董（J．C．S．Tung），生了四個孩子，都成為有成就的音樂家，兩個女
兒在音樂會上任鋼琴手，兩個兒子在賓州交響樂團任指揮。另外一位女友名叫李（Mabl
e Lee），以她的年齡來說，具有極成熟的性格。有一次，我演說比賽榜上無名，她逐句
分析我的講詞，使我心裡好過而不覺難受。我常見到一個女孩子叫牛惠珠，是我哈佛醫
學朋友牛惠生的姊姊（或妹妹）。有一次，鄧賴卜（Dunlap）博士請我們兩個吃晚飯，
她帶了一件半織好的毛衣，沒注意到我丟掉毛線球，因而拉着毛線走過芮德克理夫校園，
約走了三十碼，才發覺發生了什麼事。我在哈佛的後期，最常見的女孩是周淑安，她兄
弟辨明我也常見，因為我們兩個人對語言頗有同好。我常和安娜（周淑安之英名）散步，
合彈鋼琴二人合奏曲（如拉哥〔Largo〕從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響樂》〔Dvorak's Ne
w World Symphony〕改作之曲），離開她的時候，給她寫長信。
我雖然常和女孩約會並和女朋友玩樂，可是我從未對任何一位認真發生興趣，也許
安娜除外，不過她已和我的1910年清華同班同學胡宣明訂婚，我不敢更深一步進行。並
非在感情上我並無準備，我早年已對儂姑發生愛慕之情，甚至對男朋友，如在常州溪山
學校的李宗棠（譯音）及在哈佛的胡正修，頗為親近。某次，正修發覺我對他太好，而
要了結這種無聊舉動。整個說來，我對感情之事頗不願牽涉在內，我想主要理由是我家
已為我正式訂親，我還未能解除婚約。早先在常州的時候，我的家人為我和遠親陳儀莊
（譯音）訂婚，當然未經我同意。這一定是1904年以後的事，因為我的父母並未談及此
事（譯者按：著者父母於1904年逝世）。我心向革命，去美後並不太在乎此事，惟總覺
得是一種精神負擔。1916年1月10日左右，我決定採取行動退婚。幾年（譯者按：原文如
此，似應為“幾天”）之後，我費時兩個多小時寫信給我的舅舅馮聃生，想解決這個問
題。我在日記上寫道：我從倫理觀點衡量此問題，此問題亦在倫理上衡量我。到了5月1
0日他才復我信，用語含糊不定。以後在1917年5月14日，我寫信給在上海的遠房叔祖趙
竹君，他具自由思想，對我頗為同情，且亦公正。惟在三年之後方始解約，因而我可以
結婚。
在獲得喬治與馬莎·德貝獎學金、席爾斯獎學金（Sears Scholarship）、華克研究
獎學金（James Walker Fellowship）和謝爾登旅行研究獎學金（Sheldon Traveling
Fellowship）之後，我又獲得一項超博士旅行研究獎學金，離開哈佛。人們旅行國外，
通常靠這種獎學金，惟我深恐戰後的歐洲過於混亂，決定在美國旅行，先去芝加哥，然
後到加州。動身之前，我着實漫遊一番。

四、風城芝加哥

1918—1919這個學年是我記憶中最不安定也最動搖的年份之一。我不曉得做什麼、
到哪裡去，不論是就地理、國別而言，抑或就學術及感情而言，不錯，我獲得哈佛謝爾
登旅行研究獎學金，就該從事研究哲學，可是我卻浪跡天涯而不作有計劃的旅行。過去
的一二年，我一直在作我所謂的“沉思小游”。不是盤腿打坐如僧人狀，而是在街道上、
沿着河邊等處行走，讓我的思想漫遊，很少停下來記錄。這樣做頗能使身心鬆弛，有時
甚至產生好的效果。這次，我開始長途漫遊。我將隨身衣物包入小行囊，用一根木棍背
在肩頭，從劍橋西行，遠到皮斯費德（Pittsfield），途中停留在極便宜的房間。有時，
我搭乘城市與城市間的電車，如到不勞克登（Brockton）、普利茅斯（Plymouth）及普
洛維騰（Providence）。有一次，我想是在南塔蓋特（Nantucket）附近，我走到一家門
口按鈴，問應門的女主人：“你有麵包和牛奶‘胡佛化’一個徒步旅行的人嗎？”她上
下打量我一番，走進去給我一個火腿三明治和牛奶，甚至還有一個蘋果，讓我大嚼一頓。
在那些因作戰而物資貧乏的年代，“胡佛化”意指依照胡佛（Herbert Hoover後任美國
總統）的勸告，節約消費。我吃完之後，要付她錢。她起初不要我付，最後接受一枚兩
角五分輔幣，讓我“覺得好過一點”，她說：“這裡沒有流浪漢，你也不像是。”（譯
者按：徒步旅行人和流浪漢之英文均為tramp。）這次漫遊最吃力也最冒險的一件事，是
爬上葛雷勞克山（Mount Greylock），爬得我極為疲倦，因而我決定最好乘火車返回劍
橋。在旅途中我發現人們告訴你什麼事，大多信口而出，並非十分正確的。他們說：
“你不會找不到的，”其實，意為極容易找不到；他們告訴你還有一英里，其實，意為
約二英里。另外一件使我印象深刻的事，是他們並未注意到我是外國人，也不管我是中
國人還是日本人，那時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距離珍珠港事變還有一些年。
在另一回合課外活動之前，我沒有離開劍橋。楊銓返回中國出任上海《科學》月刊
總編輯，交給我任下年在美編輯事務。8月21日，我在居留三年之後，“終於”離開劍橋，
於9月20日到達芝加哥，沿途在幾處短時停留。我乘船經過科德角，到西方電氣公司（W
estern Electric Co．）拜訪Robert W．King。我和卡甫一同去看塔京頓的“十七”
（Booth Tarkington's Seventeen）演出。然後我搭哈德遜海灣輪船（Hudson Bay Lin
e）去程奈塔代，到奇異公司看達維。我回到綺色佳參加“科學社”和“中國工程學社”
的聯合會議，在會上，中國教育部長范源廉和我的老師齊萊教授都講了話。其後到賽拉
庫斯（Syracuse）參加中國學生會議，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在會上發表講演，會後返回
綺色佳，我甚至還有時間跟周安娜和她弟弟（或哥哥）周辨明學跳華爾茲舞。這一切都
發生在9月19日我真的“終於”坐火車去芝加哥之前的四個星期。
甚至在初秋，我已經覺到芝加哥誠如其聲名，是個風城。我在“中途”（Midway譯
者按：在芝加哥郊區，飛機場附近）走了好久，終於找到一家有房屋出租，在追可賽道
（Drexel Ave．）五七三六號，每月租金十二元。我從劍橋運來行李太多，難於找到地
方存放。9月28日，四個大箱子運到，計一架鋼琴、一個大旅行箱、一個大箱子內裝鋼琴
坐凳、大英百科全書一套、一個文件櫥、一個文件複印箱以及腳踏車零件——東西太多，
以至女房東紀圖太太（Mrs．Kittle）要求增加租金。我將腳踏車零件集合起來，還沒有
怎麼騎，第二天便被人偷走。
但我對個人關係卻頗為滿意。我到達那天便看到我的南京兩江學堂的同學丁（Ting
Supao）。我也晤見孫國封和葉企孫。（丁、葉兩人1973年我到北京都有幸遇到。）大
學當局待我如“大學的客人”，熱忱為我安排研究處所，給我圖書館及需要時試驗室設
備。我在9月29日的日記上這樣寫穆爾（E．H．Moore）教授：“在我記憶中，還未遇到
一位更好的教授。”關於安格爾（James R．Angell）教授，我是這樣寫的：“他極為忙
碌，但卻極易接近。”
我以謝爾登旅行研究員的身份，主要的工作本來應該研究科學的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可是我舉棋不定，不知道着重於哲學呢還是着重於科學，我今天依然如
此。1918年11月初，我的科學史教師沙頓博士給我一封信說：“你不該對開始工作太過
膽怯。”但我除為中文科學月刊撰寫文章外，又寫了若干學期報告，題目如《顏色與聲
音的邏輯》，寫這些報告我常請教賴爾遜試驗室（Ryerson Laboratory）的龍恩（Arth
ur C．Lunn）教授。除了我的教師之外，我還常見費爾德博物館（Field Museum）的勞
佛（Berthold Laufer），以前我想在《科學》上刊載他寫的《卡爾丹懸吊》（Cardan
Suspension，譯者按：Cardano為十六世紀意大利數學家）時，曾寫信給他。他指給我看
博物館內的許多無價中國古物，還介紹我到紐伯瑞圖書館（Newberry Library），他正
在那裡為許多中國古書如第一版《康熙字典》編目。我繼續對天文學發生興趣，經常使
用我的兩英寸望遠鏡。一項極令我失望的現象是1918年8月18日夜晚射手星座掩入月陰，
我張大眼睛等待又等待，最後看到它像一個——咳，它毫無儀式的現出來。12月11日我
到威斯康辛州威廉斯貝（Williamsbay，Wis．）夜可思天文台（Yerkes Observatory），
由比斯布羅克（Georgevan Biesbroeck）教授引導我參觀，特別是圓頂大建築物裡面的
最大折射望遠鏡。以前我和他通過信，以後更常有信札往還。兩年後，我寄給他我結婚
喜柬，說我們於“1921年6月21日下午三點鐘東經百二十度平均太陽標準時”（譯者按：
原文為21日，實為1日之誤）結婚。他將這封喜柬貼在布告牌上，作為一種天文現象。
回頭來再說我在芝加哥的事情。在這段期間，我比我記憶所及的任何其他時間更為
神經過敏且更舉棋不定。在多方面，我無法集中心志。第一，我的興趣廣泛，未能專一。
我在史蒂芬（Stevens）先生指導下學旋律配合法，使用卜勞特所著的《旋律配合法》
（E．Prout's Counterpoint）以及《高高上蒼》等中國合聲歌曲。我閱讀了金氏著的
《四十個世紀的農民》（F．H．King's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cs），這是勞佛介紹
我看的。還瀏覽了《哈佛名著》（Harvard Classics），雖然我想不久離開芝加哥，我
仍然買了一套二手貨《哈佛名著》。1918年11月左右，我幾乎每星期都去教堂，惟因我
在基本上懷疑，故未加入任何教堂。在查經班上我遇到陸志韋，多年後他作了燕京大學
的校長。
我的內向趨勢由於外在世界的巨大變動而多少有些緩和。雖然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
大戰不似以後參加第二次大戰費力那麼多，可是我們全都感覺到戰爭存在。1918年11月
7日正午笛聲長鳴，每個人停止工作，跑到外邊。我走到鬧區，看到街道上飛滿了紙張；
人們敲打盆蓋、鍋蓋以及瓶罐；報紙完全賣光；商店全都關門打烊；圖書館停止開放；
彩色紙條從窗戶飛出。結果當然是官方聲明錯發消息。其後於1918年11月11日清晨兩點
一刻，我被歡囂聲吵醒，宣布“世界大戰結束啦”。那天沒有上課。
我居不安席的情況由於我的身體狀態而更趨複雜，至少未得幫助。我受不了芝加哥
寬廣的“中途”吹來的冷風，我得了西班牙流行性感冒，熱度高達一○二度，臥床不起
一星期多。那時我的惡習不多，我還沒有吸煙。1918年12月1日，我甚至說：“哈哈，自
1917年12月1日起，我成功地戒絕了嚼口香糖。”為了某種理由，也許是醫生的勸告，我
以柑橙果腹，以後以牛奶充飢。12月10日，我覺得有點冷，早晨喝一杯咖啡。在我走出
餐廳之際，我感覺腳下有一種遲鈍的彈力，就像腳底長了兩時厚的橡皮。我受不了啦，
12月14日，我離開芝加哥前往溫暖而有陽光的加州。那個年頭旅行費用不多，從芝加哥
經由洛杉磯到舊金山火車票價加臥鋪不過九十元，餐費一天三元。我參觀了“大峽谷”
（Grand Canyon），在12月17日的日記上敘述我騎騾子走過“亮安小徑”（Bright Ang
el Trail）共寫了六頁。火車由洛杉磯北上圍繞岱阿布羅山（Mount Diablo）到北柏克
萊和有鐘樓的加大校園，使我想起了康奈爾的圖書館鐘樓。我定居在奧爾斯頓大道（Al
lston Way）青年會三二六號房間，度過一個遠較溫暖的學期。定居？還沒有，我搬到電
報道（Telegraph Ave．）二二四○號，不久搬回青年會四○九號房，又搬到四二一號房，
這才真的定居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