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柏克萊的一學期

我到加州之後，雖然生活和工作仍然舉棋不定，我的健康情形多少有了進步，能較
多作研究，惟課業仍不專一，這可從我選修的課程名稱和我寫的報告看出。在主圖書館
的研究室，我獲得良好的設備，起初是在討論室有一張桌子，以後四一六號房，即福萊
爾室（Fryer Room）由我獨用，從陽台外望，景色壯麗。介紹我來加大的信件，措詞之
好猶如介紹我到芝加哥大學，我可以隨便聽若干課程。我聽了亞當斯（George Adams）
教授的理論學和哲學史課程，蓋久瑞（Cajori）教授的數學史和盧異士（E．P．Lewis）
教授的光譜學。我還聽了盧異士（G．N．Lewis）教授的化學課程和盧異士（C．I．Lew
is）教授的哲學課程。加州大學有三位盧異士，人們以物理盧異士、化學盧異士和好人
盧異士來辨別他們。好人盧異士確是一位好人。儘管我在外面有些活動和分心的事物，
我仍然完成幾項研究工作。我研究了顏色代數（algebra of colors）並寫了一篇溫度邏
輯的報告。美國數學學會在史坦福開會，由蓋久瑞教授作主席，我在會上宣讀一篇名為
《繼續數學歸納》（Continuous Mathematical Induction載於1919年美國數學學會公報
第二十四期三九五頁）的論文。我在1919年4月5日日記上記載說，那篇論文殊少引起人
們興趣。
除選修上列教授的課程外，我還有幸在教職員俱樂部遇到其他教授，我是俱樂部的
“禮貌會員”（courtesy member），常在那裡用餐，甚至彈鋼琴。在那裡，我第一次遇
到人類學大師克羅伯（Alfred Kroeber）。我多次看到哲學教授羅文伯（Loewenburg）
和數學教授柏恩斯坦（Bernstein）。福瑞爾（Freyer）教授退休後將其房間交我使用，
我們多次談到中國，我在中國時便知道他有中國名字——傅蘭雅。在杜威教授訪問舊金
山時候，我曾會晤他，談起他預期的中國之行以及對胡適的回憶。勞德拜克（Louderba
ck）教授和我談起他在1914年至1916年的中國之行。多年後，我在柏克萊任教，我們兩
個都參加教職員一次聚會，他在前排講話，我坐在後排，有人高呼“聲音大一點！”我
失掉作雙關妙語的機會，事後才想起，我應該高呼“聲音大一點，在後面我們聽不到！”
（譯者按：“聲音大一點”英文為louder，“在後面”英文為back，連起來為Louderba
ck，即講話人之姓氏。）（1939年舊金山舉辦世界博覽會，我則及時作了雙關妙語。在
無線電訪問中，林克賴特〔Arthur Linkletter〕問我：“趙教授，中國有沒有語文拉丁
化運動？”我答稱：“噢，林克賴特先生，二十多年來我一直試圖連接字體來寫中文”，
博得播音室聽眾滿堂彩。（譯者按：“連接字體”英文為linkletters，即訪問者之姓氏。）
這次在加州停留期間，在音樂方面我頗為活躍。我去聽舊金山交響樂團音樂演奏，
並看滿頭蓬亂長發的赫茲（Alfred Hertz）指揮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曲》（Tchaik
ovsky's Sixth）以及《1812年的序曲）等等。我參加了發維爾（Arthur Farwell）教授
的合唱團在社區演唱。我還爬上薩瑟鐘樓（Sather Tower）看費涉（Fisher）先生敲鐘，
主調從C到高E，加上FD及Bb。我特別喜歡的一件事是在希臘戲院參加“愛蓮”的演出。
我參加是由於劇團呼籲學生扮演教士加入合唱。在預演的時候，我看到導演、經理、舞
曲指揮及無憂無慮的主角之間，發生多次爭吵。我在日記上記載這種混亂情形說：“舞
台如同世界。”在演出的那天——5月28日，我看到喇叭手將樂譜夾在喇叭的架子上，他
們記不住吹奏只51、2－5－23，3－4－1－3－21嗎？在幕與幕之間，我走到竇圖書館
（Doe Library）四一六號我的房間為自己照了一張身穿教士袍的像。為了得知報紙報導
的真實程度如何，請看次日舊金山的詢問報：“……演員動作從容精確，主角聲音優美……
合唱團顯示出（任何情形，就是不）絕不含糊的協合一致……甚至臨時演員（我是其中
之一）也配合得（歪曲不正）絲絲入扣……”括弧裡面的字是我在日記上加的。
舊金山縱然就在海灣那邊，我並不常到“城裡”左，尤其在海灣大橋未建成前，交
通並不那麼容易。但我確曾去過斯托克頓街上的“東方旅館”，1910年我從中國第一次
來到美國就住在那裡。我也欣賞乘坐渡船，觀看海鷗隨船飛舞，聽由旅客們將花生米拋
擲天空餵給它們吃。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是海鷗如何能同時滑翔、上升和加速。
我的課外活動以及加州的氣候縱然對我有益，然我的身心健康情形仍然時好時壞。
強迫多吃，一次小吃之後接着又來一次，是一項經常性心理苦難。柏恩海姆（Burnham）
大夫診斷為胃下垂，命我用X光檢驗，並要我帶上支持帶，其後情況便大為改善。我確曾
鍛煉身體，如在青年會作體操訓練，爬灰鼠峰（Griz－zly Peak）和塔馬陪山（Mount
Tamalpais），這些都對我有好處。不過關於我的每天計劃，我仍然覺得那些時日我的日
記極為內向：“試圖作好”，“一天虛度過去”（幾次這樣寫），“難以名狀的一天”
等等。5月17日，我耗費一整天和中國領事館周圍的人們打麻將（發誓戒絕了七年）、飲
酒，很晚回家再小吃，寫了七頁日記，然後向基督祈禱，雖然我從不相信傳統的正教教
義。
除了我的工作計劃未定之外，還有不同機關、不同行業聘我任職的函件，使我左右
為難。2月8日，我接獲尼柯斯教授來信，說康奈爾可能有一物理講師缺，請我擔任。這
使我失眠兩小時，直到我決定如果給我這個職位，我便接受。2月13日，我接獲侯恩雷教
授來信，重派我為謝爾登哲學研究員一年。我寫了四次覆信稿，最後謝絕。3月24日，我
接到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及康奈爾以前同學胡適與任鴻雋來信，要我到北大教哲學，如
果我想去歐洲一年，答應付我旅費，像似讓我提前休假。這使我大半夜腦子轉來轉去。
3月24日，我獲尼柯斯教授信，說我擔任講師“幾乎已成定局”，於是我出外宵夜以示慶
祝。幾天后，墨瑞特教授寫信給我說，他高興我從物理跳到哲學是短暫的，六年後我附
一短柬說我從物理跳到哲學乃是永久的。在我最後去康奈爾之前，我的計劃仍有一些糾
纏。4月間，中國成立教育委員會，委員包括汪精衛、蔣作賓、郭秉文、陶履恭（孟和）
等人。郭秉文身為南京東南大學校長，請我到他那裡任教，而陶孟和再次邀我去北大教
哲學，他說得頭頭是道，我又被攪得舉棋不定，以致我在社區合唱團唱歌時，音樂失去
意義，我躺在床上又琢磨我的一生計劃。幾天后，我覆信郭博士和陶教授，謝絕他們兩
人的厚意。
我計劃東行，惟仍於6月初再一次遊覽約西麥特山（Yosemite）。我於兩小時內爬上
崖邊小徑（Ledge Trail）直到冰河點（Glacial Point）。那條羊腸小道陡峭而窄小，
一般人多稱它為“據稱的小徑”（alleged trail）。在平衡岩（Balanced Rock）我的
雙足懸垂於二三千呎之下的山谷，我在那種危險地方照了一張相。（以後那塊岩石用籬
笆圍起，使得人們不能爬到邊緣。）最後我返回柏克萊住了兩夜，1919年6月13日，我寫
道：“從現在起，我要進入生活新頁”，並發覺“柏克萊在美麗晚霞與雲影中逐漸離開
我。”我的本意是說一聲再見，殊不知多年後我可以說，我住在加州柏克萊，比在世界
其他任何地方時間都要長。

六、在康奈爾教物理

我在康奈爾，一共住過三次：第一次從1910到1915年作學生；第二次作物理教師；
以後在1969年作客座講師，主講兩種以上課業混合問題（interdisci-plinary topics）。
在第二次停留期間，不論在工作上及和朋友交往上，我都覺得生活饒有平和及興趣。19
19年6月，我離開柏克萊到綺色佳之後不久，便安頓在布來恩道（Bryant Ave）三一八號
一家舒適的寄宿舍，比我作學生時候住的林登道一二七號更近於校園。我來得早，得以
參加6月20日康奈爾五十周年校慶。在龐大武庫館（Armory）內有幾千賓客用餐，在席上，
不可能聽到人們演說，那時的音響設備不似以後那樣有效，集會不得不移到貝萊堂（Ba
iley Hall）舉行。慶祝活動還包括在方院（quadrangle）西邊康奈爾（Ezra Cornell）
銅像的揭幕。
1919年10月2日，我第一次上堂講課，講的是電磁現象，未帶草稿。不久，不帶草稿
講課便成了我的一種習慣，然而我承認帶草稿我可以講得更好一點。我還教大二學生物
理十四號試驗和高深的物理廿五號試驗。我和同僚葛蘭載（Guy E．Grantham）一同試驗
無線電話，我們使用幾百碼電線，以便能從洛克菲勒館三樓和二樓通話。重要的當然是
其中的原理，要是你能從一層樓通話到另一層樓，你同樣可以從一洲通話到另一洲。雖
然我通常對於我的職責小心謹慎，可是我心不在焉的習性——我在大二時候因此得了
“教授”的綽號——仍然使我受了愚弄。有一天，我於十一點鐘走出物理大樓，一些我
的學生正在走進，他們問我：“趙博士，你不來上課嗎？”我說：“當然要來上課！”
我去到體育館作了一小時的運動，回到物理大樓準備上我以為十二點鐘課時，課室空無
一人！然而我確實聲明在絕大多數的時候，我是守時的。有一次，約會我的女友周淑安
遊覽紐約市後，我趕乘夜車適時到達綺色佳，在洛克菲勒館上早晨八點鐘的課。時至今
日，人們仍可在物理大樓走廊上看到所有以前教師的名單。
為了我自己的興趣，我旁聽了畢德威（Charles C．Bidwell）、莫道克（Carleton
C．Murdock）、崔沃、歐文思（F．W．Owens）和墨瑞特等教授的課，甚至安琴（O．D
．von Engeln）教授的地質學課程，我也去聽。歐文思教授的住址，我記得很清楚，是
在西布恩巷（Westbourne Lane），而我寫信給他總寫“好沃恩巷”（Bestworn Lane）。
這次我集中心力教物理，和以前集中於任何課程相比，並未好多少；我看的書籍有《亨
利·亞當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維爾斯（H．G．Wells）著的
《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及《世界戰爭》（War of the Worlds）；皮爾遜
（Pearson）著的《科學綱要》（The Grammar of Science）；巴斯德（Pasteur）著的
《生命》（Life）；基愛倫（Ellen Key）著的《愛情與結婚》（Love and Marriage）；
黎果克（Stephen Leacock）著的《學問失誤》（Literary Lapses）；侯京著的《人類
經驗中上帝之意義》（The Meaning of God in Human Experience）；艾密斯（Ames）
著的《新正統派》（The New Orthodoxy）；艾登內（Adeney）著的《聖經批判》（Bib
le Criticism）以及卡波特（Cabot）著的《人以何維生〉（What Men Live By）。對於
弗洛伊德所著《雋智與不自覺》（Freud's Wit and the Unconscious）我有這樣的記述：
“弗洛伊德了解雋智，可是他自己卻粗俗而不雋智。”對於康德所著《純粹理性之批判》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我說：這是“一冊重要書籍，但像韋星格（Vaih
inger）那樣有才具的人花費大半生光陰，撰寫一冊接一冊的專書研究它，我覺得是浪費
時間。”所有這些書籍當然是教學及研究物理必要閱讀書籍之外閱覽的；我最不喜歡的
一本物理書是鮑恩亭（Poynting）與湯普遜（Thompson）合著的，我不記得是《熱學》
還是《機械學》。
我在語言方面的興趣在那些年代多少還保持。我是中文《科學》月刊在美國的編輯，
寫了一篇文章，闡明中國國音字母與東方聲音之相互關係。1920年夏，我和一位王先生
討論此事，我說：“一、中國必先統一然後方能專用拼音字。二、拼音字曖昧不明可籍
字體多音節而免除。許多方言的口語大多是多音節的。三、拼音系統可適用於學術及科
學的複雜領域，尤其是科學方面音譯的外國字。”事實上，在說完此話後不到一年，我
便加入“國語統一委員會”，並撰寫及灌音一套國語唱片。
在音樂方面，在康奈爾這一年，我頗為活躍。我既作曲又為中國民歌合聲，並領導
中國學生合唱團。我甚至從布來恩（Laura Bryant）小姐學習聲樂，在參加貝萊館舉行
的慶典合唱團（Festival Chorus）之前達到高Bb。1920年2月，我定購一根價格四十元
的豎笛，結果買了價格一百十五元的樂器，當年自然算是極高的價錢，我去聽音樂演奏，
並觀賞史道克（Frederick Stock）指揮柴可夫斯基所作的《第四交響曲》，他指揮小提
琴手用指彈的動作，只用眼睛擺動，而不用指揮棒。在貝萊館舉行的一次克萊斯勒（Fr
itz Kreisler）小提琴演奏會中，第一樂章演奏過後電燈突然熄滅，電線被我在日記上
所記“（非）美國（不）榮譽軍團”（"un"American Legion of "dis"honor）綺色佳站
一群人員割斷。一名招待員用手電筒協助演奏者，許多聽眾，包括我自己，以自己的手
電筒照射天花板，以便獨奏人藉反光看譜，繼續演奏。學生們和攪亂人在外面發生扭斗，
最後終於恢復秩序，電線接通，音樂會在正常照明下演奏完畢。反對克萊斯勒的理由，
自然因為他是奧國人，那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過一年左右。
綺色佳為美國北方城市之一，在冷靜的夜晚，可以看到北極光（Aurora Borealis），
我在1920年3月20日第一次看到。我在綺色佳作了五年學生，本該適應那裡的氣候，不過
某天早晨在洛克菲勒館物理第十四試驗室，室內溫度竟為華氏四十六度，對綺色佳來說
也是不常見的，我習慣了加州的溫和氣候，覺得頗為寒冷。我心跳的老毛病仍然不時發
作，常伴隨情緒抑鬱而來。有一次，我在夜半醒來，試圖召喚兩位醫生，他們都不要來，
我的房東魯斯（Luce）先生給我一些溴化物（broCmide），我竟然好啦。這一年我住醫
院只有一天，2月15日，體溫一百度，脈搏九十二次，十九日便出院。有若干場合，完全
是愚蠢導致生病。“中國科學社”那時成立未久，一些發起人試圖節省原本不豐的收入
來支持它。我的康奈爾同學J．C．S．Tung發起吃經濟飯比賽，有一次一天吃五角錢，另
一次一天吃三角五，不久我們兩人全都得了感冒而睡倒。“科學社”那時已遷到上海，
到了1920年左右幾乎已能自給自足。
截至現在，我很少提到我在康奈爾的朋友；似乎這一年我的朋友比任何其他時期為
多——年長的朋友、年輕的朋友、男朋友、女朋友。在綺色佳停留快要結束的時候，我
寫一封通函寄給一百五十位左右朋友，是我手寫的而加以複印。自那次之後，我寄送四
次那樣的通函，一次比一次長，我稱之為“綠函”，因為是用綠封面裝訂，或用綠色標
題。這一次在康奈爾，我多次看到墨瑞特教授和他的家人，有時我帶着他的女兒路易絲
和裘麗亞去看電影。我看到康奈爾高班同學R．W．King，1912年班，我想是在紐約看到
他。我給他看（我的格言），他也給我看《偉大人物可能想到的思想）。我不能稱之為
朋友的一位訪客是南京來的卜萊斯（Price）先生，我和他用我家鄉江蘇常州話暢談。另
外一位訪客我知道的倒是很清楚，他是青年會的羅勃生（R．H．Robertson譯者按：第二
部分第六節拼寫C．H．Robertson）博士，他到物理試驗室拜訪我，幾年前我聽過他在南
京演講，我注意到他說的中國話完美無疵，帶一點我出生地天津的口音。
在那時我的年齡，我該對女孩子發生興趣，我也的確如此。我常和李（Mable Lee）、
鄺（T．N．Kwong）、瑞葩·貝夫見面，尤其和周淑安見面時候最多。我也和歐莉芳（R
oberta Oliphant以後為Merrihew太太）及許海倫（Helen Huie）約會，並帶鄺小姐去看
Huckleberry Finn電影（譯者按：此電影為美國作家馬克·吐溫所寫小說改編）。我和
比我大幾歲的菲珀黛保持着友誼，在我割除盲腸的時候，她是照看我的護士。在康奈爾
那一年，多數時候我專和周淑安約會，每當我去劍橋，必去看她，並和她一起到紐約游
玩。我寫長信給她，在若干日記上以第二人稱稱呼她，在幾天樂趣之後回到綺色佳，我
便覺得a sort of Vague－mut schleicht mir occasionally ins Herz hinein（譯者孤
陋，不解其意，經請教懂德文友人據告：此句德文混以英文，大意為某種勇氣不時襲上
心頭）。但或不敢太接近她，因為第一，在那個年代，處世的標準遠比以後嚴格，任何
身體上的親近極不尋常，第二，我們兩人都已訂婚：我在兒童時代即和一個我從未見過
的女孩訂婚，前文我曾提到過；淑安和我的朋友胡宣明訂了婚，她的未婚夫是1910年送
來美國的清華同學。我的確給我舅父馮聃生及其他親戚寫過信要求解除婚約，可是他們
和我自己都不太認真辦理這件事，直到我返國後和別人發生感情。
我在康奈爾作講師，當然是每年簽約。1920年春，我接到施贊元自華盛頓來信謂嚴
鶴齡博士拍電給他，要我下年到清華教數學。我向墨瑞特教授咨商，他告訴我，我可以
向康奈爾要求休假一年，然後再來。我尋思了幾天，最後接受清華的邀請。去國十年，
我覺得回國確具極大吸引力，此外，回國還有解決我個人問題的機會。
在康奈爾這一年，我的猶豫不決以及內向個性不似在芝加哥和柏克萊“旅行”那一
年那麼壞，可是我的日記上仍有這樣幾段：“決心徹底改革，返回以前自我，以前我行
事如聖徒”（1910年12月8日日記）（譯者按：年代似有錯誤）；又：“我懷抱樂觀的固
執態度，和組織一切經驗使之成為一個大計劃、讓每件事物均有其地位與比重的習慣，
使我心境平衡，充滿和平，我覺得在生理上對我發生極大影響，至少使我免除焦躁不安
呻吟恐懼的煩惱。”（1920年7月24日日記）（上段是我決定回國後不久所寫。約一年後，
我在日記中尋找以上兩段，並未找到。但我確曾寫過，一定誤放在其他筆記簿內，而未
放在日記簿中。）
一旦我決定返回中國，縱然最後準備倉卒，一切總算進行順利。我發出幾十個變更
地址的明信片，裝上手提包和衣箱準備隨身攜帶，另外一隻大衣箱和一個大皮箱託運到
舊金山，還有三箱書籍及打字機裝船海運。當我橫越北美大陸之際，在換車地點，我還
有時間訪問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城（Madison，Wis．），並和葉企孫在曼多塔湖（Mendot
a Lake）上蕩舟。我在舊金山搭乘中國郵船公司（China Mail S．S．Co．）一萬四千噸
的尼羅號（S．S．Nile），於1920年7月25日下午一點十二分在手帕揮舞、彩帶飄揚、汽
笛長鳴聲中緩緩駛離我停留十年的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