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早就有句名言，“從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知識分子更高尚。”這句話放在八十年代出生的中國大學生身上我認為還是比較貼切的。早報的一篇題為《為八十年代的大學生感到羞恥》一文我還是持贊成態度的。從總的方面來說，九十年代後期入學的大學生比起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大學生有很多不同，這尤其表現在社會公德的相當缺乏，不僅一般的普通高校如此，即便是全國的名牌大學也是如此。筆者作為一位出生於六十年代末如今還在上海一知名高校混博士學位的老童生，就發現當今的大學生與我們當年相比已經有很多不同羅。在我們那個時代考試作弊是很不光彩的，也是很少見的，這決不是什麼自吹。而今在大學校園裡互相傳授作弊經驗已經很普遍了，靠作弊拿獎學金的也大有人大，高價徵召學位論文告甚至尋找槍手的廣告在校園裡也經常可以看到，校園內失竊的事件也越來越多，這其中固然有社會治安方面的因素，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就是學生自己，還有一部分則是裡應外合。

　　至於課堂紀律則更不能與我們當時的情形相比啦。我們當時對於大學老師是非常尊敬的，尤其是對於那些教學水平高的學者更是近乎崇拜，而如今一位大學老師要想課堂保持良好的紀律已經很不容易了，明明教室及圖書館周圍的牆上已經貼滿了要求大家將手機調到振動檔的標語，但是又有幾個人去遵守呢？明明不能在教室吃東西尤其是在上課的時候不能吃東西——這是小學生所上的第一課，但是現在的大學生尤其是小女生邊上課一邊拿着東西旁若無人地啃起來已經不是個別現象了，更噁心的是他們往往把剩下的食物垃圾放在課桌裡面，儘管垃圾箱就在教室前邊。每當上完課後或者自習完了過後又有幾個人去主動關燈呢？在進出校門時按照學校的規定應該推車進出——這一方面是對於工作人員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大家的安全起見，但是即便是有保安人員在把守拒不下車的大學生又何止少數？至於在教室閱覽室及聽演講的場合一個人搶占幾個座位的怪現象更是見怪不怪了。

　　至於這次突如其來的“非典”，更是讓我們當今這一代的大學生現了“原形”。北京的就不用多說了，即便是北大、清華這樣令人仰慕的一流大學的表現也足以令國人汗顏。儘管中央已經要求我們的大學生不要離開北京，而且正在採取有力的措施來處理這次意外的災害。這次“非典”總不至於比伊拉克戰爭更危險吧，人家伊拉克老百姓面對美軍的坦克、飛機、巡航導彈能夠處變不驚，而且那些身居國外的伊拉克人還紛紛趕赴國內保衛自己的家園，對比一下我們的大學生所作所為是多麼令人感到心寒呀！試想這些大學生象逃難一樣趕回家鄉有什麼“好處”：首先影響了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學生最大的任務是學習，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面對那種險惡的環境當時的許多大學生們還堅持學習，而現在呢，據國外的記者說北京的許多大學實際上已經是十室九空了；其次，是對自己的不負責任，如果確實被感染，一方面是耽誤了治療，這是對於自己的生命不負責任，國家花費這麼多錢在大學生身上，然而他們卻毫不重視，還談不上為國家為社會作貢獻；第三，是對社會的不負責任，如果自己已經被感染，那麼很可能將病毒傳給旅途中周圍的旅客，這將給我們國家的防“非典”帶來更大的壓力；第四，對於家庭親朋的不負責任，如果自己已經被感染那麼回家了親戚朋友跟着遭殃，也許離開北京時尚未被感染但如果在途中與“非典”病人接觸而被感染那麼回到家中還是一樣的害家人害朋友。

　　就目前來說只要你在北京不到處亂跑還不至於被感染非典病毒吧，那位名叫曉曉的同學說他不在北京，也不在讀書，為自己辯護，言下之意其他地方的大學生肯定要好得多比如他之類的。我想說別為自己臉上貼金了。據我所知，上海地區，就我所在的高校的情況也比北京好不到哪裡去。目前上海的疫情還不嚴重，官方的統計只有兩名感染者，而且照目前實情來看確實也不多。但就是在這種大環境下，我們學校的一位外語老師對我說她所任教的班級（基本上是上海的學生）是上課的人已經很少了，因為上海本地的學生很多都回家去了，儘管我們學校還沒有一個感染者。

　　這些道理對於受過多年教育的大學生們來講應該不是太深奧，但是從北京開往全國各地的火車上仍有大量大學生這一鐵的事實，我們就知道他們並不為所動，他們以為他們將會逃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其實哪裡又能更安全呢，逃到家鄉去只會把事情搞得更糟。鄧小平在總結八九年六四風波時曾說過，十年最大的失誤在於教育，而今距六四風波過去又有十多年了，我可以自信地說這十幾年最大的失誤還是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