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經高度近視，略有些背駝，頭上華發稀疏。他便是中國的“氫彈之父”于敏。10多年前，連于敏這個名字都是絕密，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但由於當時的解密程度有限，許多史實還沒有公開。15年過去了，許多不可以說的也可以說了。

　　靠古詩詞安眠

　　78歲的于敏告訴記者，目前，他除了輕微地有一些老年人似乎非有不可的病外，身體很好。1988年，于敏從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長的崗位上正式退了下來。如今還掛着個顧問的頭銜。

　　他一天的生活是這樣的：早上7點鐘起床後，洗漱完畢，先打一打太極拳，做一做健身操，然後吃飯。他說，他做的健身操，太極拳，都是野路子，不規範，鍛煉身體活動筋骨罷了。飯畢，看一些科技資料，電視新聞。然後上網看看評論和消息。一上午的時間就這樣打發了。午飯後還要睡一會兒。然後，起來看看報紙和專業的書籍。剩下的時間大多消耗在讀史上了。

　　于敏雖然是一位大物理學家，但他最大的愛好，竟然是中國歷史、古典文學和京劇。他從小就會背不少古詩詞。如今，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個小時的時間來讀他喜歡的書。這些書包括《資治通鑑》、《史記》、《漢書》、《三國志》、《三國演義》、《紅樓夢》等等。隔三岔五地，他還會去看上一次打小就愛看的京劇。他說：年輕時最愛看“三國”，年老了最愛看“紅樓”。

　　由於學習和工作的繁忙，多年來于敏的休息時間一天只有6個小時左右。而至少有30年了，于敏是靠古詩詞的安眠來完成這6個小時的睡眠的。他一邊說一邊給我們背起了白居易的《琵琶行》：“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

　　“國產土專家”

　　于敏，1926年8月16日生於河北省寧河縣蘆台鎮(今屬天津市)。父親是當時天津市的一位小職員，母親出生於普通百姓家庭。于敏上有一個姐姐，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下有一個弟弟和妹妹，早年夭折。于敏7歲時開始在蘆台鎮上小學。中學先在天津木齋中學念，後轉學到天津耀華中學。

　　1944年于敏上了北京大學工學院。但是上學後，于敏發現，因為這裡是工學院，所以，老師只是把知識告訴學生會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訴學生根源。這使于敏很快就失去了興趣。1946年，他轉入了理學院去念物理，並將自己的專業方向定為理論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畢業後，考取了張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後張病了，指導他學業的便是胡寧教授。他的學術論文就是在胡的指導下完成的。後來，錢敏被彭桓武、錢三強調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這個所是1950年成立的，當時由錢三強任所長，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長。當時我國科學界一片空白，他們高瞻遠矚，創建了新中國第一個核科學技術研究基地。

　　由于于敏在原子核理論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進展，1955年，他被授予“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的稱號。1956年晉升為副研究員。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後獲諾貝爾物理獎)為團長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場論方面的訪華代表團來華訪問，年輕的于敏參加了接待。于敏的才華給對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回國後，發表文章稱于敏為中國的“國產土專家一號”。“國產土專家”的稱號由此而來。

　　經過長期的努力，于敏對原子核理論的發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論分為三個層次，即實驗現象和規律、唯象理論和理論基礎。在平均場獨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錢三強在談到于敏時也說：“于敏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留學英國、被選為皇家愛爾蘭科學院院士的彭桓武則認為：“原子核理論是于敏自己在國內搞的，他是開創性的，是出類拔萃的人，是國際一流的科學家。”

　　三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在私下，于敏被人們稱為中國的“氫彈之父”。雖然，他自己一直堅決反對，但就憑這一點，也足見他在中國核事業方面的傑出貢獻。

　　1964年10月16日，我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兩年之後的12月28日，又在羅布泊核試驗基地進行了首次氫彈原理試驗。1967年6月17日，我國用“轟六”飛機空投，進行了全當量氫彈實驗，取得了圓滿成功。這標誌着我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氫彈。

　　從原子彈到氫彈，按照突破原理試驗的時間比較，美國人用了七年零三個月，英國四年零三個月，法國八年零六個月，前蘇聯四年零三個月，而中國只用了兩年零兩個月。從原子彈試驗成功到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中國只用了兩年零八個月的時間，速度之快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

　　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學家們取得的成就是輝煌的，但工作條件之艱苦卻難以想象。1969年，我國首次地下核試驗和一次大型空爆熱試驗並行準備連着做。于敏參加了這兩次試驗。當時，他的身體很虛弱，走路都很困難，上台階要用手幫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熱試驗前，當于敏被同事們拉着到小山崗上看火球時，就見他頭冒冷汗，臉色發白，氣喘吁吁。

　　大家見他這樣，趕緊讓他就地躺下，給他餵水。過了很長時間，在同事們的看護下，他才慢慢地恢復過來。由於操勞過度和心力交瘁，于敏第一次在工作現場幾至休克。

　　1969年1月，于敏和同事一起踏上了去往西南的專列。也許因為臨時加車，有站就停有車就讓，車速很慢。有時在深山峽谷中一停就是好幾個小時。除了少數老弱病殘者坐硬臥車廂外，大部分人擠在沒有廁所的大悶罐車廂內。于敏當時本來身體就不好，加上長途跋涉，休息不好胃病發作，整整四天四夜，差點把他折磨死。

　　到了大西南，由於工作條件不具備，上面只好又做出決定，家屬留在深山，科研人員全部返京。于敏帶着還沒有休息過來的身體、沒有治好的病，隻身回到了北京。

　　由於沉重的精神壓力和過度的勞累，回到北京後，于敏的病情日益加重。1971年9月13日，林彪陰謀敗露，研究院的鬥爭也降了溫。領導考慮到于敏的貢獻和身體狀況，特許于敏的妻子孫玉芹10月回京探親。

　　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體很難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見他氣喘心急，趕緊扶他起來給他餵水。不料于敏突然休克過去。後來許多人想起來都後怕：如果那晚孫玉芹不在身邊，也許後來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

　　這次出院後，于敏本來應該好好休息一下，可是為了完成任務，他顧不上身體未完全康復，再次奔赴西北。1973年，由於在青藏高原連續工作多時，在返回北京的列車上他開始便血，回到北京後被立即送進了北京醫學院第三附屬醫院檢查，在急診室輸液時，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致力於打破核壟斷

　　早在20世紀八十年代初，于敏就意識到，慣性約束聚變在國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義，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範圍內作了“激光聚變熱物理研究現狀”的報告，並立即組織指導了我國理論研究的開展。

　　1986年初，鄧稼先和他對世界核武器科學技術發展趨勢作了深刻分析，對我國所處發展階段作了準確估計，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試驗的建議了事實證明，這項建議對我國核武器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1988年，他與王淦昌、王大衍院士一起上書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建議加速發展我國慣性約束聚變研究並將它列入我國高技術發展計劃。他們的建議被採納後，我國的慣性聚變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

　　如今，于敏雖然認為自己已經“垂垂老矣”。但他仍然關注着這一領域的最新動向。他認為，現在的核武器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和新的歷史階段。它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某些核大國的核戰略有了根本性的改變。過去是威懾性的，不是實戰的。現在則在考慮將核武器從威懾變為實戰；二是某些核大國加緊研究反導系統，並開始部署，使得核對他沒有威懾性。去掉了對方的威懾，就是新的壟斷。

　　“我們當初是為了打破核壟斷才研製核武器的。對此，如何保持我們的威懾能力，要引起足夠的重視。如果喪失了我們的威懾能力，我們就退回到了五十年代，就要受核訛詐。但我們還不能搞核競賽，不能被一些經濟強國拖垮。我們要用創新的，符合我們國情的方法，打破壟斷保持我們的威懾。”他說。

　　沒有出過國的大科學家

　　談到他的這一生有什麼遺憾時，於老告訴我，如果說他的這一生有遺憾的話，那應該是兩個，一是這一生沒有機會到國外學習深造交流，這對一個科學家來說是很大的遺憾；二是因為工作太忙對孩子們關心不夠，沒有將他們培養成對國家有所建樹的人。但他說，雖然想起來是遺憾，並不後悔。

　　于敏認為，對於科學家來說，正式的職業是科學研究。而學術研究的環境和學術氛圍比較濃的是歐美和過去的蘇聯。他說，我雖然在國內是一流的，但沒有出過國總是一種遺憾。如果年輕時能夠出國進修或留學，對國家對科學的貢獻或許會更大。其實，于敏的一生中，應該說有無數次出國的機會，但是由於工作的關係，他都放棄了。

　　從1976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是保密的。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後，他第一次走出了國門。但是，對這一次出國，于敏至今說起來甚感尷尬，但也頗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由於工作的關係，于敏此次出國是以某大學教授的身份去美國訪問的。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儘管去了許多地方，但他始終像個“啞巴”：要問也不方便問，要說也不方便說，很不好受。

　　他說；“我這一生在和別人的交流方面有無法彌補的欠缺。博學，就必須交談，交談就不能是單方面的，不能是‘半導體’，必須雙向交流。但從我所從事的工作來講，和外面接觸總有一個閥門，因此交談起來吞吞吐吐，很彆扭。不能見多識廣，哪能博學？不能交流又哪來考察的收穫。所以，從此以後，我就決定不再出國了，把機會多讓給年輕人一些。這樣對這些年輕人，對我們的事業都是有好處的。” （文/志明 昌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