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17日，《科技日報》機動記者部主任沈英甲辦公室，來了位近70歲的老人。他穿着極其普通，進門先對人笑，似乎很想給人一個好印象。老人自稱劉易成，參加過兩彈一星的工作，並做出過重要貢獻。他急切地從一個舊尼龍袋裡掏材料給沈英甲看，想證明自己。

　 沈英甲覺得奇怪，一個老人，騎自行車這麼遠來報社找記者，究竟為了什麼？

　 四年後的一天，沈英甲突然打電話給我，說：“有件事一直在我心中留下一個很沉重的東西，我總想有個機會把這件事讓更的人知道，你們能否關注一下？”

　　“我不是非要那100元錢！”

　 在沈英甲家談起此事，我問他：“這事過去好幾年了，你為什麼會把劉易成來的日子記得那麼清楚？”

　 他說：“就因為在第二天，1999年的9月18日，人民大會堂召開表彰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獎專家大會。會上，江澤民向23個對兩彈一星有貢獻的專家授予了功勳獎章，台下，300名專家得到了綬帶，而劉老先生就是在開會的前一天來找我的。他以為我能幫助他，他很想讓世人知道，他也參與過兩彈一星的工作，而且在其中還有比較重要的貢獻。但我當時只能對他說，這個事非常重要，可是來不及了，因為表彰的事情肯定幾個月前就在做了，如果你想加入到那300人當中，做第301個，不大可能了。用張勁夫的話說，是掛一漏萬啊。”

　 那天，劉老先生把材料留給了沈英甲，自己騎車走了。

　 在此之後，沈英甲就開始四處找材料，他說我不能只相信他一個人說的。後來他終於在一本舊雜誌中看到一篇寫兩彈一星的文章，文中提到一些科學家，並提到劉易成，但名字卻搞錯了，把“成”寫成了“辰”。沈英甲無法確認，又找到文中提到的潘厚任———當年東方紅一號衛星總體組成員，一個很有成就的科學家。

　 潘厚任告訴沈英甲，這個“劉易辰”就是“劉易成”，他是對兩彈一星做過很重要貢獻的科學家，“文革”中由於家庭關係把他從這個隊伍中清除出去了，後來職稱評不上，一些老戰友通過航天部把他的事跡發過去，有的科學家還寫了信，才勉強評上了副高職稱。 轉自搜狐

　 聽沈英甲說完我很奇怪，一個對國家有這麼大貢獻的科學家，怎麼會是這樣的結果？當天下午，我和沈英甲來到劉易成家。

　 那天劉老先生見到我們有些激動，他對沈英甲說：“沒想到你還這樣有心，還記得我這件事。這件事我自己心理上有不平衡，但也不是過不去，今天我真的有點感動，那次去找你，是想把我的一些實際問題解決一下。”

　 我小心地問：“是一些什麼實際問題？”

　 老人很不好意思，有些吞吞吐吐：“我到退休還是個副高職稱，我為咱們國家第一顆衛星的發射，做了一些重要工作，那年我找沈英甲是想能不能給我發個文章，借那次表彰搭個車，把我的問題給解決一下，一個是職稱問題，還有，是不是夠得上有貢獻的科學家？”他說得很委婉。

　　　 “就是那每月多給100元的待遇嗎？”我問。

　　　 “我不是非要那100元錢！”老人不大高興，“其實如果問我重什麼的話，我更重名譽，你知道我在學術界是比較難堪的，在很多場合，經常有好心人對別人說，啊，他是對衛星有貢獻的人，可是對我來講這很難受，開個什麼會，填個什麼表，都要填職稱的，《請歷史記住他們》那本書出來後，好多地方找我做人名字典，徵稿，這時候我只能寫副研究員，我投稿都要所里蓋章的，我只能填副研究員呀。”

　　　 職稱的陰影，一直壓迫着這位老知識分子的自尊。

　　　 “對我來講，有些事做起來很難，真的很難。”劉老先生說起來格外痛苦，“其實有很多人可以找，像科學院的幹部局我也沒去找過，為自己的事去找去爭，我怎麼也鼓不起勁來，現在年齡大了，遇到一些實際問題了，我敢說出來了，如果在10年前，這種話我都說不出來，不好意思呀。”老人越發有些難為情了。

　　　 我這才明白，當年已退休9年的老人，為什麼會騎着自行車找到報社，帶着材料想證明自己，不知道他為此要積攢多少勇氣。

　　　 劉易成1942年在延安保育院讀的小學，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回到北京。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有一篇《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的文章，該文曾提到兩位開明紳士，一位是陝甘寧邊區的李鼎銘，另一位是晉綏邊區的劉少白，而劉易成就是劉少白之子。劉易成的大姐劉亞雄很早就參加革命。1929年，劉亞雄由莫斯科歸來，位於北京虎坊橋的劉公館曾是中共地下活動的秘密聯絡點。在此期間，劉少白還營救過許多被捕的地下黨員，其中包括王若飛、楊獻珍等重要人物。

　　　 抗日戰爭爆發，劉少白經王若飛、安子文（劉易成的二姐夫）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劉少白去延安時，毛澤東、劉少奇、王若飛、陳賡、成仿吾、徐冰等人都會見過他。

　　　 1947年，在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中，由於仗義執言，劉少白被數千人批鬥，並當場被撤消職務。

　　　 毛澤東得知後，對晉綏分局的領導人說，像劉少白這樣的人都被你們鬥了，那以後還有誰敢跟我們合作？

　　　 1949年9月，劉少白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50年代初，他擔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員、山西省政協副主席、山西省監察委員會委員、抗美援朝華北委員會常務委員等職。

　　　 “文革”一開始，劉易成的二姐劉兢雄及姐夫安子文（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首先被斗被抓，緊接着大姐劉亞雄和她的兒子劉紀原也被斗被抓。1968年12月，劉少白拄着拐杖，走出家門，喃喃自語地要找毛主席周總理反映情況，結果暈倒在馬路上便再也沒有起來。那一年他86歲。

　　　 劉易成感慨地對我們說：“我們這一家人，都是共產黨，所謂一個革命家庭吧，家裡許多人都屬於高幹，父母都已經去世了，今年是父親的120年誕辰。到文化大革命我們這一家是叛徒、特務、走資派都有了。當時有人拍桌子說，你們家是資產階級司令部。”

　　　 而實際上，這也正是劉易成如今尷尬處境的重要原因之一。1970年4月24日，當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時，劉易成只能在湖北的一個幹校聆聽公報，他當時既高興又痛心，高興的是國家的成功，也有他的一份功勞在裡面，公報的內容讓他知道，他的成果已經完全投入實際使用，並獲得成功。痛心的是，他能做的必須是嚴格地克制自己，保持沉默。

　　　 他得不到嘉獎，也不能表露自己的真實情感，即便是在幹校知道他搞過衛星的人，也要裝作什麼都不知道，他們不能就此話題私下說一句話，甚至交換一下眼神。

　　　 “我以為放衛星之後大家自然會知道”

　　　 劉易成告訴我們，他19歲那年回到北京後，在補習學校補了9個月的功課，進了一所中學成為插班生。1950年，他患肺病，當時他的大姐是長春市委書記，於是他就到長春養病，再回北京時，已經22歲，不可能再做一個中學生了。他準備了一下，就直接考上了北大數學系。

　　　 我很驚訝：“您直接就考上了北大？”

　　　 劉老先生卻很遺憾：“我報北大時報了兩個系，一個物理系一個數學系，物理系沒錄取。其實我現在自己也很奇怪，當時怎麼沒給自己留條後路，萬一北大考不上怎麼辦。之後我又考了研究生，留蘇的，但我喜歡物理，一直追求物理，於是我就和教育部的人談，我說我不想出去了，因為我在北大最後學的是力學，他們想讓我搞發動機，我說我還願意搞物理，這樣我就到了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一個理論物理研究室。”

　　　 儘管劉老先生說起往事來語氣平淡，但我還是看到了一個有這樣家庭背景的人，在當時社會上的順利發展以及他的被關注程度，這和他後來的處境形成了強烈反差。

　　　 “1959年11月，我從數學所派到當時的蘇聯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就是布伯納研究中心，按照現在的說法是訪問學者。我在那一共呆了四年半，回國後的1965年9月，數學所副所長關肇直找我談話，說我們的衛星要上馬，科學院是技術牽頭單位，他說想讓我去做這個工作，我當時答應了。”

　　　 對此，著名科學家潘厚任在《請歷史記住他們》這本書中回憶道，“為了加強這一工作（衛星軌道計算。記者注）後來關所長又把從蘇聯回國的一位同志調來具體負責此事”。

　　　 當時，科學院成立了一個衛星設計院，10月中旬，衛星設計院開衛星地面組的會，會上介紹衛星本體的研製情況，但給劉易成的感覺卻是“地面測軌的問題沒有解決，光學觀測使用條件苛刻，必須晴空萬里，其他就不用細說了；有源測衛雷達需投入巨額資金和眾多人力，而且保證進度也有困難；無源雷達則要靠進口；無線電干涉儀更需要恆溫，投資大，可行性沒有把握，當時我就考慮應該採用多普勒。多普勒效應簡單講就是汽車開過來時聲音很高，開過去聲音頻率就降低了，通過聲波可以測出速度。多普勒在國際上當時有過報道，可是當時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怎麼算法，所以被排在末位。”

　　　 10月中下旬，科學院又召開了第一次衛星研製論證會，在會上，誰也拿不出一個測軌的好辦法，報告的都是大家知道的方法。

　　　 “當時我確實下了很多功夫。”劉易成說，“可以說是夜不能眠。到了會議後期，我終於有了靈感，跳出了傳統的幾何思路，走向從多普勒基本原理出發，導出一組‘多站多普勒獨立精確測軌方程’，其實真正做出來就如同把窗戶紙捅破，沒什麼了不起，難就難在原始創意的那個點上，我那方程做得很簡單很漂亮。”劉易成如今說起來仍掩飾不住成功的喜悅。

　　　 但當時劉易成還是有“保留”的，他知道自己的“多站多普勒獨立精確測軌法”是一個創造，當會上很多科學家講過之後，他還是不大放心，因為酒泉基地的方法還沒講，於是劉易成就在會上說，基地的同志還沒講，是不是讓他們講一講。

　　　 談到這裡我很明白，劉易成實際上是想給自己留個後手，以證明這個方法確實是他的一個創造，但是這個“後手”最後卻因眾多老科學家的去世，沒人能給他的職稱問題來做證明了。

　　　 “後來，基地的同志很坦率地講了，他們的辦法就是用雷達，而我知道雷達只能跟蹤比較短的彈道，跟蹤精度也不高，我們當時在會上的論證是要求有3位有效數字，就是精確度，因為你向全世界公報你的軌道，你的測量一定要到3位數字，否則就出現一個問題，你報道衛星打出來以後，最後可能連你自己也找不到了。”

　　　 那次論證會開了20多天，測軌問題仍無定論，竟成了衛星的卡脖子問題。

　　　 “從領導的角度講，如果打失敗了，那就是失敗了，但如果你打成功了，你又報錯了，找不到了，結果人家美國的測量系統給報出來了，這是很丟人的，這不要說在那個政治掛帥的時期，就是現在也不是一個好事情。而我們當初設計的軌道，只能測到百分之五的弧段，你怎麼把這個橢圓定下來？而且定到3位有效？所以這個事情就非常困難，雖然大家都知道42度軌道是不好的。但從酒泉基地打出去，如果把軌道提高，發射角向北偏，萬一發射失敗，火箭的彈體和衛星就有可能掉到蘇聯或者蒙古，所以一些著名科學家只能選這個42度軌道。當時在論證會上，我聽基地的同志講完之後，就有把握了，第二天就做了報告。”

　　　 但是當劉易成做完報告之後，並沒有得到意料之中的效果。

　　　 “我做完報告感覺沒有人聽懂，大家好像都沒聽明白，因為這個問題對我對別人都是新的，腦子一時轉不上去。換個角度說，衛星也好，地球也好，行星也好，軌道的解法其實已經非常成熟了，有幾百年的發展歷史，但是所有這些算法，它的原始測量量都是幾何量，什麼叫幾何量？就是角度、距離，而多普勒測到的是速度的分量，就是怎樣從速度測量里找到位置，這個在當時還沒有思路，我覺得我的貢獻就在這點上。

　　　 “我當時做完這個報告後沒有人響應，會上還有人問我，你這個方法誰知道可行不可行？又沒有測量數據？我說沒有測量數據可以用計算機模擬。”

　　　 那天做完報告，劉易成有些鬱悶，而王大珩（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獎專家，現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吃完晚飯突然來找他。王大珩問：“多普勒是算速度的，你怎麼能算出位置來？”

　　　 劉易成明白王大珩問到點子上了，於是就講了兩個速度場的想法。劉易成說，三個多普勒站，可以測出一個速度場，我有三個速度分量，由於衛星的位置不同，速度就不一樣，如果六個站就有兩個速度場，所謂場就是每給一個坐標，就有一個速度值，這兩個速度場，只有在衛星實際位置這個點上是重合的，其他地方它都是叉開的，或者方向不一樣的。

　　　 劉易成說完，王大珩連招呼也沒顧上打就思考着走了。劉易成說：“我當時真是高興極了。他到底是學物理的，能看出他是聽進去了。第二天晚上吃完晚飯，他又特意來找我，他說，你那個辦法能行。我當時哎呀，真是覺得遇到知音了。”

　　　 為核實這件事，後來我給王大珩院士打了電話，開始這位88歲的老先生已經記不起來了，經我提示，他說：“噢，我想起來了，是有那件事情，我忘記那個人姓劉還是姓李了，他提出的多普勒測算方法，我很贊成，是這樣的，我贊成他那個想法。”

　　　 實際上在由江澤民題寫書名，路甬祥做序的那本《請歷史記住他們》的書裡，“人造衛星篇”中有13篇回憶文章，其中第6篇就是劉易成撰寫的《測軌法與衛星軌道的選擇》，在該文中，劉易成對自己在我國研製第一顆人造衛星工作中所做的貢獻，做了詳盡描述。

　　　 “後來一些年輕一點的人也明白了，數學所的模擬組由我牽頭，我當時覺得自己確實是做出了貢獻，但那個時候確實沒有什麼名利想法。數學所、紫金山天文台、計算所共同組成了一個測算組，這個測算組要對光學經緯儀、雷達、干涉儀、多普勒，所有當時可能拿出來的儀器，都要測算。其實上計算機都是一樣的算法，其他的方式都已經知道了，惟有多普勒的算法是我提出來的，當時對我來講，我已經不需要模擬計算來說服我了，它只是用來說服別人的。實際上模擬一完成之後，領導和專家們就接受了，顯然光靠報告還是不行的。領導馬上向科學院做了匯報，這是科學院的一大成果，當時我沒說什麼，因為我認為測軌方法無論如何是我的，這沒有什麼好說的。我以為放衛星之後這個事情自然大家都會知道，但是我沒想到我後來的遭遇是這樣的。”

　　　 後來在潘厚任的回憶文章里，他回憶道：“為了確定是否能採用多普勒跟蹤系統，從1966年1月至3月———連續進行了3個多月的突擊計算———當用計算機進行軌道改進計算首次得到收斂結果時，大家都情不自禁地雀躍歡呼起來了。”

　　　 在《中國科學院院史》“第一顆人造衛星的方案論證”一章“跟蹤測軌方案”一段中，也有這樣的記載：“由於中國不在國外設立跟蹤觀測站，而中國的經度跨度又有限，因此衛星上天后要抓得住、測得准就很困難。中國科學院代表陳芳允根據中國國情，採納了數學所劉易成的建議，在報告中提出中國第一顆衛星的無線電跟蹤系統以多普勒測速儀為基礎，以光學跟蹤經緯儀為輔，而在衛星入軌點則以雷達為主，比相干涉儀只做實驗的方案。會議同意對此方案於會後組織專門班子進行模擬計算。”

　　　 “建一個發射場要成億元資金呀”

　　　 接着，劉易成又向我們講述了他在衛星工作中的第二個貢獻。

　　　 “第二件事是在這次會議後，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就是在發射方面，地面的站應該怎麼布？布得不好，精確度就會下降，這從數學方程中可以看出來，到了第二年春天地面組開會，確定以多普勒為主，科學院牽頭，這個時候，我就產生了第二個想法，應該把軌道改成向海南島打，這樣可觀測距離可以達到3000公里，這樣一下就能打出將近70度的軌道，高軌道問題就解決了。

　　　 “原來的《方案》準備在東北再建一個發射中心，現在從酒泉直接打，就不用建那個發射場了。這件事情當時我有想法，但我作為多普勒的提出者，已經承擔了很大責任，如果再提出改選軌道，那麼衛星打到海南島的軌道第二圈回來，在新疆邊上一擦而過，如果頭一圈抓不住，很可能我這些功勞就全沒有了，這又是我的一個私心，我當時感覺到很大的風險。後來有人說，錢學森說，現在火箭的推力還有一點富裕，那我想正好，那就挪過來朝南打。於是我就把這想法對潘厚任講了，他說現在錢驥也在考慮這個問題。後來衛星設計院專門為此召開了軌道會議，在會上我做了主題報告，就是改選軌道，因為建一個發射場要成億元資金呀，會議論證下來取得了共識，我寫的這個東西還在我手裡。”

　　　 1966年5月，改變衛星軌道的方案正式上報中央。國防科委對新的軌道選擇非常滿意，給予極高評價。按這個新的軌道，我國第一顆衛星發射取得成功，後來又用這一軌道成功發射和回收了返回式衛星。這項改變為國家節約了另建發射場及其配套地面測控網站的數以億計的資金。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儘管劉易成一直認為這是他的第二個貢獻，但在他的回憶文章里卻寫道，當時錢驥和潘厚任也有和他同樣的想法，只是這個主題報告是由他來做的，而潘厚任在那次會上，也論證了70度軌道可以滿足實用衛星的需求。

　　　 我在想，如果當時劉易成沒有那點私心，沒有中國知識分子的那點怕事作風，事情又會怎樣呢？

　　　 到了“文化大革命”，劉易成說：“我就沒辦法了，我這一家子都是叛徒、特務、走資派，還有人說我是蘇修特務，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就找領導，我說我的這點本事也用光了，再呆下去，肯定要倒大霉的。實際上當時是外界的壓力，我愛人是北大數學系總支副書記，大字報一出，她馬上就成黑幫了，我單位立刻有人去找領導，說劉易成幹這個工作是不合適的。當然我離開也和我的經歷有關，從土改斗我父親到延安審幹，歷次運動下來，我始終處在矛盾中，一方面共產黨和我是血肉相連的，另一方面有些事情確實是毫無辦法，‘文革’把錢驥（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獎專家）一斗，我就知道我必須離開了。”

　　　 “我在退休的時候去找的領導，我知道這是我的最後一次機會了”

　　　 從幹校回來劉易成到數學所，後又轉到物理所做引力波探測，做第五種力探測，從此就確確實實成為衛星工作的局外人了。

　　　 劉易成說：“其實我如果繼續做，結果也不會好。幹校回來後錢驥和我有過幾次聯繫，他後來給我打電話問我，關於你的工作情況，我給科學院寫封信，你覺得怎麼樣？我說那當然很好。當時錢驥是五院的副院長，他覺得我有這麼大的貢獻，想幫助我一下。他問我寫給誰，寫給周培源行不行？我說可以吧。當時周培源是科學院主席團主席。”

　　　 但是當過了兩個星期後劉易成去找周的秘書時，秘書卻說那信找不到了，劉易成感到非常傷心，因為對他來講，這封信太重要了。其實假如他那個時候再去找錢驥，補一封信，是完全可能的。但劉易成是個地地道道的中國知識分子，他覺得為了自己的事情再去麻煩別人，不合適，而後來錢驥很快就去世了，於是，劉易成的事情，成了“懸案”。

　　　 談到職稱的問題，劉易成的情緒非常低落：“我在數學所，剛開始評職稱，應該評副研，沒有通過，因為我的貢獻是過去的事情，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到了物理所作引力波探測，後來雖然評上了副高，也不容易。當時我真不願意談衛星的事情，我是實在沒辦法了，但我只用了一點，也沒講清楚，說得很簡單。”

　　　 我不知道劉易成對衛星的貢獻，是否在評副高職稱中起到了作用，因為如果那樣的話，按說他評正高也應該能起到作用，但事實卻不是這樣。

　　　 “那您是什麼時候提出的正研究員申請？”我問。

　　　 “我在退休的時候去找的領導，我知道這是我的最後一次機會了。”劉易成說。

　　　 當時領導並不認識他，對衛星的事情也不了解，劉易成發現，很難把這件事情跟領導講清楚。當時領導反問他，既然你說對衛星做過貢獻，那是否得過獎？

　　　 劉易成說，1978年得過全國科技大會獎，就是衛星軌道，但那個時候是集體項目獎，“那個時候我還在數學所，在評獎時，我把所有人的名單都列上去了。”

　　　 對此，潘厚任也對我們說：“那個時候發獎都是集體的。”

　　　 這最後一次找領導，給劉易成的是無望的感覺，但他心裡仍有些不服氣：“衛星軌道的測量方法是我提出來的，一直到最後整個過程是我主持。而軌道選擇的思路是我的，論證是我的，最後科學院給院黨組的報告都是我起草的。這個集體獎把獎狀獎給的是數學所，那個時候是不可能給我的。後來1985年在國防口上，整個衛星又得了一個特等獎，科學院只給了兩個人，趙九章是向周總理寫信的，是首功，當之無愧。關肇直是軌道組組長，獎狀當然要發給他，但軌道方面拿到的這個獎是因為我在這兩項工作中的貢獻呀。所以當領導問我時，我說我有獎，這個獎給了關肇直。但是我談的時候就知道沒希望了，我做了解釋，但他不知道，我就開始退縮了，我很難辦哪。”

　　　 “您後來的工作就沒有什麼可以拿出來的嗎？”我問。

　　　 劉易成連連嘆氣：“其實到退休的時候，我如果會經營自己的話，我就報第五種力，第五種力在當時熱了一陣子，我在我們國家是惟一一個做試驗的，試驗結果用現在話說是達到國際水平，用同一種方法在國際上有三家，精度我們是第二，但世界上誰也沒有探測出來，第五種力到現在也沒有發現，全世界都沒有結果，而我們測的精度是很高的，同時我還有衛星的貢獻。”

　　　 “這不就成了嗎？”我說。

　　　 “但當時我沒有說衛星的事，為什麼呢？這有一個原因，當時我知道要出一本書，我的東西已經被收進去了，我要是去找很多的證據，以前的管理機構都沒有了，檔案也沒有了，我就得費很大的力氣，我就要爭，要說服這些評委，後來想，等這本書出來再說。當時預期書1992年能出來，我覺得即使退休了，書出來之後，還是可以做些補償的。但是後來情況就不是這樣了，研究員變成招聘了，招聘的話必須有研究課題，我退休就不可能有了，而且這本書居然拖了好幾年，書出來時已經到了1997年了。我沒有想到，一錯過這個機遇就再也沒機會了。”

　　　 的確，對於我國兩彈一星的研製，是《請歷史記住他們》那本書出來之後，人們才對它有了詳細的了解，在此之前，這項工作一直是保密的，因此劉易成的貢獻，也被封存在了歷史當中。而當這個秘密向公眾揭開時，對劉易成來說，早已時過境遷了。

　　　 “讓這樣的人在歷史上留下他的名字”

　　　 後來為了解劉易成的事，經過沈英甲聯繫，我們又來到潘厚任家，談到劉易成，他說：“他是受政治和社會關係的影響，他家裡從小都是延安的大官，有好幾個部長，姐姐，姐夫，外甥等。他最早在蘇聯聯合核子研究所，從蘇聯回來後，關肇直找到他，關肇直是數學所的所長。後來在‘文化革命’中間，他受家庭關係影響，就不再幹了。衛星他確實出過力，他提副研究員我們都給他寫過材料，那時候我已經到航天部了。實際上他做了不少工作，他是搞數學的，數學相當好，他的主要貢獻還是在數學計算上，在改選軌道上，他也比較支持。”

　　　 “那麼當時他是什麼職務？”我問。

　　　 “搞不清他是什麼職務，也沒有什麼明確任命，他一回來就調來搞這個，我搞衛星時，成立了一個中心，我是組員。”

　　　 我曾問劉易成：“您這事還有什麼人能證明？”

　　　 他想了想：“很多人都去世了，‘文革’後我找過王大珩，我感覺他也不大記得這事了。”

　　　 採訪結束，我感到有些壓抑，我問沈英甲：“這個劉老先生真夠委屈的，這個歲數了，還為這點事苦惱，但這會不會只是一個人的職稱問題？”

　　　 沈英甲突然變得很嚴肅，他說：“我認為這個事的意義在於，像劉易成這樣做出這麼大貢獻的人，我們不能忘記他們，我們不能不提了，一個大事業，需要很多前仆後繼的人。

　　　 “這讓我聯想到解放戰爭，革命從1921年開始，真正死人1927年是一回，而三年解放戰爭死的是大批大批的農民，一場戰爭幾萬人就死掉了，那些紀念碑就是為了紀念他們，但是你注意看，留下名字的不多。我很想知道當時那些參加過的人，現在都七八十歲了，他們過得怎樣？有沒有人在關心他們？

　　　 “劉易成就屬於這樣的人，而他在這個工作中，還不是一個普通的戰士，他是一個策劃者，是用他的智慧在這裡面做了很大貢獻的人。這樣的人我們都可以把他忘掉，今後我們還怎麼召集人來作工作？總應該找個機會告訴大家，讓這樣的人在歷史上留下他的名字，這樣對後面的人才會有號召力。可現在這樣就不正常了，我們只顧到那些有名的，其他人就會被遺忘，這是不行的，今後的年輕人還敢不敢走這條路？願不願默默無聞地去做工作？我知道類似科學家的例子還很多，我們是不是應該給年輕人留點教訓？”

　　　 我於是突然明白他為什麼給我打電話，又為什麼一直心情沉重了。其實，路甬祥在《請歷史記住他們》一書的序中已經說過，這本書是這一段歷史的真實記錄，而劉易成在這本書中，也對自己的貢獻有詳盡的說明。

　　　 但我知道，在那個過去的年代，貢獻是集體的，個人永遠是微不足道的。即便王大珩院士還記得此事，即便有人能給劉易成作證明，難道他耿耿於懷的職稱問題就能解決嗎？在更多人眼裡，那是過去的事情，它只能留在歷史當中，有誰會知道一位為衛星做過重要貢獻的老人，在古稀之年，心裡還有這樣一個未了心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