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人類社會出現階級以來，社會為了上層階級的通信需要，就總是要試圖在上層的“貴族”中加上各種標籤或者印記。當然，也就意味着要給下層階級加上各種印記。而人們總是喜歡上層貴族的標籤的。

最早的標籤當然是通過世襲來完成的，或者叫基因標籤。比如說英國和法國，長期都有那種標記貴族的爵位，公侯伯子男，那種爵位都是可以世襲的。

還有一種基因標籤就是種族標籤，說到底也是基因標籤，比如說黑人就是下等，白人就是上等。

社會為了維護統治，一開始的假說，總是以為基因，或者說品種是有優有劣的，因此最早能夠想得到的統治也是基因統治，即世襲這種辦法。

但是隨着實踐或者科學的發展，人們也越來越意識到那種基因的假說，就是父母強子女一定強的假說，是不符合事實的，因此就有了一定改進。

因此就寄希望於後天的篩選，通過後天的篩選試圖將基因優秀的人篩選出來構成上層階級對下層階級進行統治。這樣考試就應運而生。

考試最早出現於中國，是因為中國的頻繁的戰亂，王朝不斷地倒塌，已經使人們意識到了世襲是錯誤的。因此就出現科舉。而科舉制度將語文搞得極為複雜的目的，或者說中國的文人試圖將語言搞得晦澀難懂的目的，也是為的給貴族加標籤。我能夠說之乎者也而你不能說，因此我是貴族你是平民。

當然，現代教育也是賦與一些人以貴族的標籤，如博士碩士院士等等，也有相應的晦澀難懂的語言，比如說馬爾可夫過程什麼的。其實，仔細考察那些個博士碩士等做的工作，其實訓練一個高中生三個月，他也就會做。

我以為，無論如何，現代教育尋找貴族標籤的辦法要更加科學一些。但我也懷疑，可能正是因為如此，階級壓迫就更加隱蔽或者更加殘酷。

其實，我覺得文革結束之後，中國人民中間就有一個長期的經營貴族標籤以重建階級社會的努力。

首先的努力是在戶口上。本來，戶口制度是要準備打仗的產物，即全國需要大量儲備糧食以應付帝國主義的可能發動的戰爭，或者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戰爭。也正因為此才有糧食配給制。由此農民只需要自留糧，而城市裡的人則要憑糧本購糧。

但是，戶口變成了一種貴族的標籤。因此，文革結束後首先發起的知青大返城運動，實際上是一個貴族運動，是占全國少數的原來居住在城裡的知識青年要求獲得回到城市裡的資格的努力。為什麼不說它是一個人權運動呢？我們曾經看到梁曉聲寫的小說《今夜有暴風雪》裡歌頌了這種大返城的鬥爭。但是，歌頌得不倫不類。可以說是一個貴族運動而不是人權運動。

因為，如果要真的是人權運動，知識青年就應當為全國人民無論是農民還是市民的公平權利進行鬥爭才是，即你上海知青能夠回上海，那麼任何邊遠地區的農民也應當有進入上海的權利。全國當時的七億農民都應當有進入城市的權利。但這肯定更加不是知識青年的願望了。

因此，知識青年就堵鐵路，就搞示威，其實就是為的獲得他們的市民的標籤這樣一種貴族的標籤。就是說，城市戶口是一種貴族的標籤。那麼，這樣的大返城運動其實並不受到占全國最大多數的人口的農民的支持。當時的農民賈平凹在《我是農民》一書中就表達了自己心中的不平，即你們城裡的知青憑什麼就應當回到城裡？而我們農民就應當呆在鄉下？

隨着知青返城的運動，其它方面的貴族的標籤運動也開始經營。一個是高考制度的恢復，導致了一個公平地獲得貴族標籤的機會，即獲得“大學文憑”這樣一個貴族標籤。因此後來就開始了從兒童時期到中學的殘酷的為爭取這樣的貴族標籤的鬥爭。

而後來緊接着的什麼軍銜制啊，什麼職稱啊，什麼處級科級啊，等等，各種各樣的標籤都製作出來，而人們則為了這些個標籤而奮鬥。問題確實是有了這些標籤就能夠獲得很多個人利益。

這樣一來，社會上所有的人都在為標籤而奮鬥，科學家在為各種各樣的頭銜，如院士啊，博導啊等奮鬥，當官的則為科級啊，處級啊廳級啊奮鬥。青年則為各種文憑而奮鬥。所有的人活了一輩子，如果回過頭來看看，原來自己的人生的全部樂趣在於獲得標籤。科學家的目的不是在探索自然中得到快樂，幹部的目的並不是在為人民服務中得到快樂。而兒童們學習任何知識，這知識本身不覺得有什麼好玩，但是，成績上去了就有可能考上大學。

而帝國主義在全世界則經營國籍這種標籤。相對於國內，就是出國也算是一種標籤。一個人都出過國了，這也是一種貴族的象徵，而出國留學生，就更是一種貴族的象徵。

而美國的綠卡當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種貴族的標籤，因此，地球人中間凡是獲得了美國或者其它發達國家的國籍的，就都成了一種貴族，享有的權利其實是和其它國家的國民是不一樣的。比如美國借反恐為名就可以用導彈襲擊它國的平民。但是美國國內的警察破案當然肯定是想不到用空軍用導彈轟炸這樣的事情的。

因此，階級鬥爭就國際化了，正如毛澤東所說：“民族鬥爭，說到底，是階級鬥爭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