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概是在九十年代中期，我的一位好友從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畢業，準備回到他的原單位——中國教育部工作。臨行前，我們在一起閒侃，笑談中美教育比較，猶如老美常說的蘋果與橘子比較，整個風馬牛不相及。惟一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是，干教育不論在中國還是美國，都脫不了一個字：窮！

　　當時我突發奇想，說：“且慢！回國干教育，說不定還是有一條名利雙收的捷徑可走。”我賣了一下關子，倒把他惹急了。酒過三巡我終於慢條斯理地說出了錦囊妙計：為大學排名！要知道在美國，自１９８０年代初《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ＵＳ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ｐｏｒｔ，以下簡稱“美新雜誌”）雜誌開始對大學進行排名，至今已開發成一個巨大無比的產業。美新雜誌每年的排名專號要超過它正常發行量的百分之四十，再加上出版每年一冊的大學指南和美新雜誌排名網頁八百多萬的年點擊率，這份雜誌實在是財源滾滾，商機無限。與美國相比，中國的孩子及其父母對大學的關注，只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我們能依法炮製，在中國也來它一個排名，不僅能夠促進中國大學之間的競爭，一不小心說不定還能撈個百萬十萬的。

　　朋友聽我吹得天花亂墜，難免有所動心，答應回國去試試水溫，看有沒有哪家中國雜誌願意效顰。幾個月過去了，朋友那兒音信渺茫。眼看到手的幾百萬就要從手指縫裡流走，我倒有點沉不住氣了。追過去一打聽，原來教育部的領導早已發話：中國的大學好壞都是在黨的領導下，有國家操辦，怎能由什麼民間的雜誌來組織評比排名？豈不是亂彈琴！

　　這黨的領導有時還真不得不讓你佩服。瞧這短短的幾句話，如醍醐灌頂，愣是把我從夢想帶回到現實。是啊，出國還沒多少年，怎麼會把這點基本的組織觀念都忘了呢？在中國，大學是黨的事業、人民的事業，怎能讓我們這些毫不相干的人來染指呢？我從此發誓改邪歸正，老老實實地待在美國，全心全意地養家糊口，倒也沒有繼續在歪門邪道上走得太遠。只是沒過多久，就在無意中撞進一家網站，赫赫然看到中國大學的排行榜。再一看，是廣東一家民辦研究所在某某公司贊助下搞的。當下氣得七竅生煙，怪我的朋友太老實，怎麼沒有跑到天高皇帝遠的深圳廣州去動動腦筋呢？

　　看來這美國的高等教育也有一些致命的缺陷，至少它不符合中國的國情。雖然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在美新雜誌年年排名前三名，但它的教育也實在太不趕趟了；光忙着讓學生學教育政策研究、教學技術改革什麼的，怎麼就不教教它的學生在資本主義深入人心的今天如何開拓教育致富的道路呢？

　　　　　　　　　　　　　　　　　　二

　　在美國，大學指南歷來是一樁一本萬利的生意。從中國來美國的幾十萬留學生中，我敢保證，研讀過《彼德生指南》（Ｐｅｒｔｅｒｓｏｎ’ｓ　Ｇｕｉｄｅ）的人數一定大大超過念過《聖經》的。另外，《普林斯頓評論》（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商業周刊》（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Ｗｅｅｋ）、《費斯克大學指南》（Ｔｈｅ　Ｆｉｓｋｅ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巴倫美國大學簡介》（Ｂａｒｒｏｎ’ｓ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等出版物，對大學或介紹、或評比，簡直汗牛充棟。假如你到Ａｍａｚｏｎ．ｃｏｍ網頁上去檢索一下，你可以找到３００多種大學指南。但將大學指南的生意做到美新雜誌這個水平的，至今沒有第二家。要知道美新雜誌的排名究竟成功到什麼地步，只要上網隨便找幾家大學的網頁看一下就明白了。不管什麼大學，只要美新雜誌在哪一年給它一點好臉色，它網頁的首頁就會用最大號字體寫出：今年美新雜誌排名第Ｘ名！有一次去曼哈頓路過位於五十七街的市立大學刑警學院（Ｊｏｈｎ　Ｊａ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只見那古色古香的大樓前幾條豎幅從屋頂一直延伸到地面。我開始還以為是校慶或什麼重大節日呢；仔細一看，不禁啞然失笑：原來今年美新雜誌將該校的排名往前挪了幾位！

　　其實要以創造性論，美新雜誌的大學排名還真是乏善可陳。《福布斯》雜誌為公司排名、《人物》雜誌評選５０個最漂亮的人、《體育畫報》每年一期的泳裝美女，都是排名商業化成功的先例。可美新雜誌呢？１９８３年當它第一次推出大學排名時，根本沒有當件大事來辦。雜誌只是粗粗地將大學分為全國性大學和地區性大學，然後向大學校長們發出問卷，讓他們選出他們心目中的五個最佳大學。這種以名聲為依據的排名，被當時斯坦福大學校長唐納德·肯尼迪譏諷為大學的選美比賽，與質量高下毫不相干。可出乎意料的是，即便如此，那期雜誌的銷量也出奇地好。於是美新雜誌欲罷不能，於１９８５和１９８７兩年再次推出同樣的排名。

　　直到１９８８年，美新雜誌才終於認識到大學排名背後所蘊藏的無限商機。雜誌老闆朱克曼將華盛頓赫赫有名的記者麥爾·艾爾芬從《新聞周刊》挖到美新雜誌，讓他主持大學排名。這艾爾芬可不是一般的人物，當年尼克松去中國，他當過隨行記者。艾爾芬到美新雜誌不久，就招來兩員大將：鮑勃·摩斯和艾爾文·散諾夫，三人幫開始對大學排名進行“科學化”的包裝。他們為大學排名設定若幹個指標，包括錄取率、學術聲譽、學生在校率（未輟學率）、六年畢業率、教授工資、教授中具有博士學位的比例、學校運作基金及校友捐贈等等。從１９８８年的排名開始，美新雜誌的大學排榜後面，跟着密密麻麻的統計數據。對於一般老百姓來說，本來大學的高樓深院就夠神秘的了；這一來可好，大學排名榜看上去比航天局發射衛星的科學數據還要複雜，怎能不讓人肅然起敬？

　　說來有趣的是，美新雜誌大學排名的成功居然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鑽了美國中小學教育失敗的空子。眾所周知，美國中小學生討厭數學。你讓他們參加演講比賽，他們的口才遠遠超過許多國家駐聯合國大使；但你讓他們參加數學競賽，他們寧可不要那令人眩目的榮譽和獎金。這就是為什麼你到商店去買東西，售貨員只能倒過來用加法給你找錢，而不會用減法來找你差額。美新雜誌正是利用了大眾對數字的這種敬畏心理，將這個日常生活中人們敬而遠之的東西借來用作包裝紙，把大學的排名用精確到小數點後若干位的諸多指標加以數量化的處理。此前《費斯克大學指南》或《巴倫美國大學簡介》等只是將大學根據某個方面的指標進行歸類。比如費斯克對大學的學術、社交和生活質量等三方面進行五顆星級的評定；巴倫根據新生入學成績將大學分為錄取最嚴格、相當嚴格、不嚴格和開門錄取四個等級。這些定性式的指標簡單易懂，沒有什麼神秘性，因而也不那麼聳人聽聞。但美新雜誌將排名包裝成“科學”後，一般人就不那麼容易參透個中的玄機了。既然行外人不那麼熟悉諸如師生比例、校友捐贈率、學生在校率等數字後面所包含的內容，也沒有興趣認真研究美新雜誌的排名方法，更不想對雜誌羅列的數據進行確證性的重新計算，那麼何不就信賴雜誌專業人員的專業水平，進而信賴由這些數字引申出來的排行？

　　說起專業人員的專業水平，我還真有點切身體會。話說當年我戴着博士帽當教育分析員已經快五年了，滿心委屈，只覺得大才小用，便到處找機會跳槽。一天看到美新雜誌招聘研究員，雖覺得怯怯然，還是把簡歷投了一份過去。誰知不到一星期，突然收到一個電話，對方自報家門後把我着實嚇得不淺：原來是大名鼎鼎的艾爾文·散諾夫，美新雜誌大學排名項目的執行編輯！他說看到我的簡歷後非常有興趣，希望我能加入他們雜誌，一起將大學排名項目辦得更好。不難想像，我是多麼地受寵若驚，母雞吃米似地點頭稱是。接着他就天南地北地和我在電話里聊起天來。快結束時，他好像才想起似地問了一句：“我們付你兩萬多工資不算少吧？”我以為聽錯了，又問了一下，沒錯，就兩萬多。

　　一直到今天我都沒有明白，散諾夫是真的不領行情還是故意壓低價錢，希望我和他討價還價。反正我當時沒加思索，一口就回絕了。兩萬多，這是我當時高中畢業學歷的秘書所掙的工資。事情過去沒多久，我在鮑勃·摩斯主持的一個座談會上見到了他們新來的研究員。這是一個二十剛出頭的漂亮姑娘，頭上利利索索地扎着馬尾辮。與會的一位大學主管對美新雜誌排名的意見還沒說完，她就坐不住了，站起身來連珠炮似的反擊。連摩斯都覺得有點掛不住了，忙叫她坐下。

　　美新雜誌用數字排行的另一個效果是，它讓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大學可以像青菜蘿蔔那樣稱斤掂兩。假如斯坦福大學排名第五，哥倫比亞大學排名第十，霍普金斯大學排名第十五，那豈不是意味着斯坦福比哥大好一倍、比霍普金斯好兩倍？

　　大學的教授和管理人員們起初只是將美新雜誌的排名當作茶餘飯後的笑料，以為大眾早晚總會明白其中的荒唐。但沒過多久他們就笑不出來了。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大眾會對美新雜誌的排名如此認真。從１９８８年起，美新雜誌大學排名的成功就成了許多大學校長的惡夢。每年夏天大學校長和管理人員就像等待高考發榜的高中生那樣，緊張地期待着九月份公布的排榜。他們私下對這個排榜恨得咬牙切齒，因為它擾亂了學校發展的整體規劃，使得校長不得不讓排行牽着鼻子走。但具體執行上，他們簡直不敢對美新雜誌的要求有任何違抗。十幾年來，每當一所學校排行有所下降，它秋季收到的申請就急劇下降；而生源下降的直接結果是新生質量下降，回過頭來影響下一年的排名。沒有大學願意看到這樣的惡性循環在自己身上發生，因而他們只能對美新雜誌的要求唯唯諾諾。１９９９年霍巴與威廉史密斯學院（Ｈｏｂａｒｔ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ｍｉｔｈ　Ｃｏｌｌｅｇｅ）將其第一副院長開除，原因是她沒有及時將新的數據提供給美新雜誌，從而導致該學院的排名下滑。

　　　　　　　　　　　　　　　　　　三

　　那麼，美新雜誌大學排名所提供的那麼多數據是從那裡來的呢？說來難以置信，絕大多數是學校自己提供的。為了滿足美新雜誌排名的數據要求，許多大學不得不花高薪聘用既懂高等教育又能作統計分析的專門人才來主持院校研究辦公室（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並為之配備研究助理。這樣一個辦公室每年的運作經費可以雇兩到三個終身教授。

　　美新雜誌數據的另一個來源是聯邦政府。熟悉美國政治的看客也許會好奇：政府怎麼會為美新雜誌提供數據幫它掙錢呢？原來在美國，教育部的一項主要功能是收集教育數據，為國會的教育資助項目提供依據。收集教育數據的開銷當然來自納稅人的腰包，因而教育部每年都必須將這些數據公開發表。為了得到聯邦政府的教育資助，每個大學都會乖乖地按時將數據交到山姆大叔的手中。美新雜誌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聯邦政府的這些數據，加上他們軟硬兼施地到各大學去討來的數據，拼湊成大學的排行。

　　我在紐約市立大學任職時，就被美新雜誌整過一回，至今難忘。紐約市大是一個由十七個校區組成的大學聯盟，各分校雖然在管理與教學上相對獨立，自行其事，但他們很多的功能卻是由總校操作，包括向聯邦政府報告各種數據。那年由於一些人為的錯誤，總校在向聯邦政府報告了我們分校的各種數據後，未能及時地將報告副本轉給我。這樣我在給美新雜誌提供數據時就留下了一些空缺。

　　美新雜誌在收到我的報告後，沒有與我聯繫，卻另寄一份空白報告表給我的校長。校長收到後不明白怎麼回事，隨手就扔進了字紙簍。美新雜誌等不到回音，又重寄一份，校長又給扔了。這下他們沉不住氣了，直接給校長寫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貴校院校研究辦公室主任程ＸＸ居然無視學校聲譽，拒絕為美新雜誌大學排名提供數據。本雜誌決定將貴校今年報告上的空缺數據以全國最低平均數據來填補。由此產生的後果由貴校自行承擔。

　　校長收到此信後的憤怒是不言而喻的了。但也只是在此時她才意識到，為什麼此前她一再收到美新雜誌寄給她的報表。在聽了我的解釋後，她只得無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說：“得，算你運氣好，因為把報表扔了我也有一份責任。不然看我怎麼輕饒得了你！”

　　更多的學校對美新雜誌大學排名的感情是既恨又愛、嗤之以鼻卻又無可奈何。１９９７年我受聘於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時，新校長上任不久。他為學校立下的第一功便是通過活動幫助加大聖巴巴拉分校加入“美洲大學聯盟”。這是北美六十所名校組成的聯盟，能躋身其中代表一所大學的份量和身價。但令人煩惱的是，美新雜誌的大學排榜可不是依據“美洲大學聯盟”的會員證來定的。要是加大聖巴巴拉分校在美新雜誌的排行榜上跌出前六十名，可就讓人十分尷尬了。於是，新校長每年光是為了美新雜誌的問卷調查和數據要求就得找我們辦公室開許多次會。他為我們下了軍令狀：一定要將學校的排名維持在前五十名之內。

　　為了完成這個“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我們辦公室全體同仁傾力以赴，投入攻關。具體如何操作，近乎商業機密，幾可申請專利，即便我已離開多年，仍不便透露。其實公開的秘密是，幾乎每個學校都費盡心機，在數據上下功夫，而且同行中難免交流體會、互通有無。時間久了，經驗多了，如何對付美新雜誌竟成了各大學院校研究行業內的專門學問。值得一提的是，各學校為應付美新雜誌排名，雖然費盡心機，卻基本沒有越出道德底線，那即是，在報表中不撒謊。這一點在美國生活過並填報過個人所得稅表的人都能有所體會。你可以在稅法中尋找各種漏洞，亦可以花錢僱傭稅務專家來幫你尋找漏洞，以達到減稅以至逃稅的目的，但你絕不謊報“軍情”，因為那樣萬一查出來，誰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四

　　新生質量是美新雜誌為大學排名的一項重要指標。一所大學的申請人越多，該大學的挑選餘地就越大，因而錄取率越低越好。同時，由於一般學生都申請多所學校，好學生往往為許多學校同時錄取。對於學校來說，它錄取的學生中最後選擇入學的比例越高，就說明它的聲譽好，因而選擇入學率則越高越好。這兩項指標再加上錄取學生中高中排名前百分之十的比例和錄取生高考成績（ＳＡＴ），共同構成新生質量指標，占排名綜合指標的百分之十五。

　　為了提高新生質量指標，許多學校，特別是聲譽較好的大學，在錄取率上作文章。他們實行一種名為“提前錄取”的方法。他們讓應屆高中生在考大學的前一年秋天就率先申請一所他們最心向神儀的大學，條件是，一旦被錄取，他們就不能再申請其他大學了。不難想像，申請“提前錄取”的都是優秀的高中生，而他們申請的大學一般都是好學校。對於學校來說，錄取這樣的學生不但可以降低錄取率，而且還能提高選擇入學率。

　　比如說，某大學有一萬名申請人，而它的錄取名額是四千，最後準備有兩千人選擇入學。該校的錄取率為百分之四十（４０００／１００００），選擇入學率為百分之五十（２０００／４０００）。假如該校決定採取“提前錄取”的方法，它的一萬名申請人中有兩千人提前申請，而它錄取其中的一千，所有這一千人都“選擇”入學（此時學生其實已沒有選擇餘地）。在完成　“提前錄取”　後，假如該校通過正常途徑申請的學生亦能有百分之五十在被錄取後選擇入學，那麼該校只要在剩下那八千申請人中錄取兩千學生。這樣的結果是：該校的錄取率降為百分之三十（３０００／１００００），而選擇入學率則提高為百分之六十七（２０００／３０００）。

　　這樣的數字遊戲雖然對學校在美新雜誌排名上有利，但對於學生來說卻並不公平。最大的輸家是家境貧寒的學生，因為他們為此失去了在眾多錄取院校中選擇一所給他們獎學金或助學金最高學校的機會。

　　美新雜誌排名的另一項重要指標是校友回饋母校的比例。以往只有私立大學重視這個問題，因為他們的校務基金大多靠校友捐贈，而且他們百分之八十左右的運作資金來自於校務基金和校友禮贈。隨着近年來許多州政府由於財政緊縮對美國公立高校變得越來越摳門兒，後者靠吃納稅人的日子亦變得十分難過。因而他們紛紛仿效私立大學建立校務基金，積極地向校友捐款。本來美新雜誌將校友捐贈率作為一項指標是試圖藉此來衡量一所大學畢業生對母校教育的滿意程度，誰知他們卻歪打正着，給了日益捉襟見肘的公立高校諸多靈感。公立高校一方面努力地改善學生在校的學習與生活環境，盡力讓在校生滿意，以求他們將來自己成為校友後對母校有所感恩戴德；同時他們向歷屆校友展開全面攻勢。他們的喊話內容大致如下：

　　親愛的校友們：自從你們離校後，母校還時刻在惦念着你們！我們希望你們事業有成，也希望你們從母校得到的學位能對你們的事業蓬勃有所幫助。但是，你們的學位今後還是不是值錢，現在已經不是我們說了算了；美新雜誌每年的大學排榜直接決定你們母校在社會上的聲譽。只有你們自己能夠幫助提高從母校得到的學位的含金量，那就是，快快打開錢包，給母校捐款吧！

　　光是喊話也就得了，假如校友聽從母校召喚的話，慷慨解囊，確實能為學校解決不少問題。可有的學校走火入魔，在數字上動腦筋，就難免有失風度了。美新雜誌不是用校友回饋母校的比例來衡量畢業生對母校的滿意程度嗎？他們在增加分子的同時設法減少分母，把畢業生中不太可能捐贈的人找理由從校友名冊中清除出去。據說西部有一所大學將五年內未給學校捐款的校友列為“已故”。

　　　　　　　　　　　　　　　　　　五

　　也不能說美新雜誌的大學排名對美國高校的影響完全是負面的。在今天這個商業化的社會裡，用商業化的手段來檢視大學，本身就是一大創造。其結果是，不單是平頭百姓，連大學校長都不得不放下身段，認真研究起美新雜誌的“排名科學”。比如哥倫比亞大學，多少年來一直將研究生教育當作大學發展的重頭戲。原因很簡單：大牌教授靠科研出名，而出了名的教授沒人願意花時間教大學本科生。這樣一來，一所大學要能夠吸引明星教授加盟，就得有第一流的研究生院。有了龐大的研究生隊伍，教授的科研才能有足夠的人力支援。但這種多年形成的大學發展模式卻是以犧牲本科生教育為代價的。很多學生選擇哈佛、哥倫比亞，原是衝着他們眾多的學術明星、諾貝爾獎得主去的，以為到那兒就可以與學界泰斗摩肩擦踵、親聆教誨；可到學校一看才發現，他們往往連正兒八經的教授都不多見。教授們光顧着忙他們自己的科研和校外的諮詢項目了；講台前站的大多是比他們大不了幾歲的研究生，而且數理化的助教們還往往帶着令人難懂的外國口音。美新雜誌以本科教育為基礎的排名，對哥大這樣重研究生、輕本科生的學校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１９９２年哥大新校長魯普上任伊始，就宣布要將工作重點放在發展本科生教育上。他對學校的兩個本科生院從教務到學務都進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其結果是，魯普在他的九年任期內，將哥大的本科申請人數翻了一番還要多；由於錄取人數基本維持不動，哥大的錄取率就降低了百分之五十！這樣，哥大在美新雜誌的大學排榜上亦扶搖直上。

　　這樣的結果可是來之不易。美國的高校歷來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在學術自由的大纛下由教授治校，美國的高校在二十世紀末成為“世界的艷羨”。有一次我作為地區大學認證機構的評估員，在喬治城大學與校長座談。當話題轉到喬大、以致美國大學總體上受到來自社會、特別是商界的批評，說大學與時代脫節、效率低下時，校長站起身來，激動地說：“我要問一問這些批評我們的人：我們喬大已經有二百多年歷史了，至今輝煌依舊。而那些自以為是的大公司、大銀行們，那些被《財富》雜誌排名前五百的大企業們，你能找到幾家過了一百歲生日的、幾家鴻運高照超過三代的？”

　　此話不假。美國絕大多數的大學，不管在美新雜誌排名如何，都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優秀，都有理由為此而感到驕傲。但是，正如《華盛頓月刊》記者尼可拉斯·湯普生所指出的：美新雜誌就像一項人人重視的考試——這本身並沒錯。出卷人總是希望考卷能儘可能準確地衡量學生的真實水平。問題在於人們是否能認識到沒有任何一項考試能衡量一切；也沒有一種方法能將考試所考不到的東西作更好的描述。同樣，美新雜誌的排名沒能準確地衡量大學的一切方面，我們也還沒有發明一種方法來描述美新雜誌的排名所未能觸及的其他方面。

〖原載《彼岸》雜誌２００３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