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氏認為“不同學科的科研人員平均具有相同創新能力”是一個科學假設，筆者認為，這是一個虛假的前提

　　在武氏的評價指標體系中，棄除了國內外公認的同行對高校聲譽的評價，這實際上就是賦予這一指標的權值（權重）為零

　　對高校進行評價排名在我國是一個新課題，照搬照抄國外的做法是不合適的。但是如果借所謂“唯一”或難以做到之名完全否定或拒絕外國同行的經驗則也是極不恰當的

由廣東管理科學研究院武書連等人所作的每年一次的中國大學評價排名已見諸報端。原本筆者對此類研究就有不同看法，而當看到此類研究又進一步地與商業利益掛鈎，如依據排名出版高考志願填報指南之類的“挑大學選專業”的暢銷書，則如梗在喉，不吐不快！筆者要說，武氏的中國大學排名已經陷入誤區，並且步入了禁區！

　　所謂陷入誤區是指武氏的中國大學排名背離了科學要求，違反了社會常識；所謂步入禁區是指武氏的中國大學排名有損害相關當事人利益及藉此謀取不當利益之嫌疑。下面分別說明。

　　誤區之一：前提虛假

　　武氏認為“不同學科的科研人員平均具有相同創新能力”是一個科學假設，筆者認為，這是一個虛假的前提

　　武氏在其網站上稱其“中國大學評價”有三項國內唯一：唯一全部使用公開數據的大學排名，唯一解決了不同類型大學相互比較的大學排名，唯一具有全面鑑定和診斷功能的大學排名。這三個唯一中，第一個唯一與評價質量無關，用公開數據理所當然，第三個唯一是評價質量的派生結果，取決於評價質量高低，只有第二個唯一與評價質量完全相關。這第二個唯一是武氏引以為自豪的且認為是創新的成果，讓我們看看它的內容是什麼。

　　武氏說，“在中國，教育界公認的大學排名的技術難點是不同類型大學的相互比較（如理工科大學與文科大學之間的比較、醫科大學與農業大學之間的比較），不解決這個技術難點，不同類型大學就沒有可比性，大學排名就沒有科學性。為解決這一難點，國內學術界曾付出了不懈的努力。1993年10月，《中國大學評價》課題組提出‘按人均得分相同’的方法解決不同類型大學的比較，使不同類型大學的相互比較成為可能。1997年7月，課題組以‘不同類型大學的科研人員具有相同創新能力’科學假設為基礎，初步解決了不同類型大學的相互比較問題。2001年11月對2000年中國高校合併重組後的新格局，課題組又提出了‘不同學科的科研人員平均具有相同創新能力’的科學假設，終於成功地解決了不同類型大學的相互比較問題”。由此可以看出，武氏認為“不同學科的科研人員平均具有相同創新能力”是一個科學假設，筆者認為，這是一個虛假的前提。

　　第一，即使假定武氏所界定的反映創新能力的所謂得分值是科學的，並假定創新產出就是創新能力，我們也不能說不同學科的科研人員平均具有相同的創新能力，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的不同學科不可能在世界上具有同等的地位，任何一個國家都具有自己的優勢學科，學科之間差異正如國民經濟中不同產業之間一樣，不可能具有相同的勞動生產率或勞均產出。

　　第二，如果不同學科之間具有相同創新能力，則武氏的不同類型大學排名豈不是多餘？每年的國家科技大獎豈不是每個學科都有份？而如果把不同學科類型之間的大學作出排名，豈不是又違反了武氏的這一前提？

　　第三，如果武氏的前提成立，則在同一學科或相同學科結構條件下，一個學校的規模越大，其所謂的創新能力或分值就越大。由此，出現了這樣的違背常理之結果：浙江大學（第3,169.72分）與華中科技大學（第5,110.92分）高高地排名於南京大學（第6,106.01分）與武漢大學（第7,98.74分）之前，吉林大學（第8,97.92分）高高地排名於中國科大（第15,75.32分）之前。有誰相信浙大比南大分值高60.1％？至於中國人民大學僅33.82分，排名35,可謂名落孫山！

　　誤區之二：指標片面

　　中國社會科學的學術聲譽至少不亞於自然科學，中國社會科學聲譽最高的高校應該與自然科學聲譽最高的高校具有同等的地位

　　武氏在介紹其“中國大學評價”所用指標與權重時說“為了確定各項科研指標的權重，本課題組於1997年進行了高校評估領域本世紀國內最大規模的專家諮詢（專家資格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務院或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審批的博士研究生導師）。經3輪4448人次的專家書面討論，最終確定了各項科研成果的權重，人才培養指標權重比照科研成果權重確定”。

　　武氏的具體計算某一個高校總得分的方法大體是：首先，分別按自然科學研究、社會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將該大學對應三級指標完成數量與對應權值相乘再相加，得到該大學的自然科學研究得分、社會科學研究得分，人才培養得分，其次將這三個得分乘上對應的難度（轉換）係數再相加即得該大學的總得分。這裡難度係數是基於武氏的假設，即不同學科的科研人員平均具有相同創新能力而設計，旨在解決學科之間的得分不平衡問題，如文科易出專著論文，而理科難出專著論文。

　　下面就武氏的評價指標提出如下質疑：

　　第一，武氏說評價指標是經3輪4448人次的專家書面討論後最終確定的。這裡至少有這樣一些問題：首先，所選擇的專家是如何抽取的。按武氏的說法，3輪4448人次，即每輪1300多人次，據筆者了解，中國兩院院士加總就達千人，再加上國家審批的博士生導師估計不會少於2000人。其次，在所選擇的專家中，自然科學比重很大，至少社會科學沒有院士，則其結論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社會科學的要求。再次，1300多人次的專家意見，如果有尖銳對立的看法，則武氏是如何加總的？比如不排除有些專家要求取消某些評價指標。最後，這幾千人次的專家書面討論是否可以全文公開？

　　第二，武氏所選擇的評價指標的致命缺點是片面。首先，把不該列入的指標列入到評價體系之中。筆者所看到的材料表明，世界上所有從事高校評價的機構沒有一家把培養學生特別是本科生的數量列入其中，即使考慮了生源質量也是不合適的。因為學生

　　規模不等於高校的知名度與質量，這是高校評價不同於企業評價的根本之處。其次，應該列入的指標卻沒有列入。不僅硬指標不全面，而且軟指標完全沒有。比如同行專家的評價、學校的財政狀況（學生平均）、學生滿意就職率、社會認可度、校友滿意度、師資質量、高考與研考錄取率及錄取分值、用人單位評價等。這裡特別要指出的是，武氏評價指標中沒有同行專家對學校、學術聲譽的評價，使其評價體系的科學性基本失去。因為一所大學的價值如何，本質上取決於同行認定，沒有社會需求（認可）的“商品”（學校）是無價值的，只從供給角度確定價值是不可行的。

　　筆者有理由認為，中國社會科學在世界上的地位至少不亞於中國自然科學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國社會科學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地位至少與自然科學相同，中國社會科學的學術聲譽至少不亞於自然科學，中國社會科學聲譽最高的高校應該與自然科學聲譽最高的高校具有同等的地位。

　　由於武氏的評價指標體系之片面性，不僅使自然科學排名出現荒謬，而且更是使社會科學幾乎置於奴僕的地位。誰能理解：以文理並駕齊驅的北京大學，其自然科學研究得分（89.58）是社會科學研究得分（26.98）的3.32倍？以文科見長的武漢大學，其社會科學得分（16.64）僅是自然科學得分（38.13）的43.6％？公認的全國知名文科高校中國人民大學得分（33.82）僅僅是清華大學的15.9％、北京大學的18.5％，甚至只有浙江大學的19.9％、吉林大學的34.6％、四川大學的40.7％，而與武漢理工大學相差無幾？

　　誤區之三：權重失衡

　　在武氏的評價指標體系中，棄除了國內外公認的同行對高校聲譽的評價，這實際上就是賦予這一指標的權值（權重）為零

　　對高校進行評價排名在我國是一個新課題，照搬照抄國外的做法是不合適的。但是如果借所謂“唯一”或難以做到之名完全否定或拒絕外國同行的經驗則也是極不恰當的。在武氏的評價指標體系中，棄除了國內外公認的同行對高校聲譽的評價，這實際上就是賦予這一指標的權值（權重）為零，而國內外公認這一指標的權值至少在20％以上。由此可以認為，權值的一加一減，使武氏的評價至少存在40％的誤差。下面再具體分析武氏的指標權重分配情況，剖析其失衡嚴重之程度。

　　第一，粗暴地把高校教員的人力總投入分為人才培養投入（57.09％）與科學研究投入（42.91％），並以此作為評價的權重。其謬誤之處有：①什麼時間算作人才培養？什麼時間算作科學研究？兩者能否截然分開？筆者時常在備課與講課中觸發研究靈感，此時教學中是否有研究？而研究成果又時常補充了教學，此時研究中是否有教學？中國的高校教師時常把8小時之外幾乎所有的時間都用於研究，且越是知名大學越是如此。此時請問武氏的權重如何分配？以筆者估計，中國高校教師實際用於研究的時間不少於全部勞動時間的75％。由此可以認為，武氏的評價至少偏差30％。②武氏人才培養高達57.09％的權重，儘管考慮了所謂研究生創新環境、本科生源質量，但實際上是學校的學生數量越多、得分越高。如此，沒有合併其他高校的大學得分很低，而搞了兼併的高校得分很高。如曾有“航母”之稱的浙江大學、吉林大學僅本專科生培養就得分14.45、20.92（所有高校中最高），而清華、北大、復旦、南大、中山、協和、北師大、人大分別只有7.77、7.44、7.68、6.62、8.00、0.27、3.65、3.97,最大懸殊高達77倍！可憐清華、北大、復旦、南大的本專科生培養得分僅相當於江南大學（7.25）、江西師大（7.30），還不如長安大學（7.82）、江蘇大學（9.26），而北師大、人大僅相當於鹽城工學院、河南財經學院！真可謂“人多力量大”！（註：此處無貶低參照學校之意）。

　　第二，粗暴地把理科師生與文科師生的8比2之數量之比，作為自然科學研究與社會科學研究的權重（分別為34.74％比8.17％），還美其名曰客觀反映高校實際情況、不是重理輕文、不是偽飾。武氏在答記者問時說，“理科與文科的實際比例是8∶2,在我們的評價中也只能記載為8∶2,不能因為看着不高興、不滿意而去改寫它。只有這樣，提供給社會公眾的才是中國大學的真實情況，才能使認為需要加強社會科學的人們看到，原來中國的社會科學是如此的薄弱，才會去想辦法。如果隱瞞這種情況，虛假地提高社會科學的權重和得分，給公眾以我國大學社會科學很強的感覺，反而不利於社會科學的發展。

　　按武氏的評價，自然科學最高分可以達到127.28（清華），社會科學最高分只有26.98（北大），文理聲譽相當的北大（法學、文學全國第一，理學全國第一），其自然科學研究得分（89.58）是社科研究得分（26.98）的3.3倍，中國農業大學自然科學得分（21.71）是社會科學得分（1.20）的18.1倍！這裡不擬作更多的批駁（也本無必要），只是轉引盛大林同志的一段話如下：

　　“‘輕’看社會科學，主要是因為對社會科學認識不足。其實，社會科學是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在人類發展中，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共同推動着社會的發展。兩者不可偏廢，也分不出輕重，就像馬克思和愛因斯坦很難分出高下一樣。試看幾十年來，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是什麼？不是‘兩彈’的爆炸成功，也不是運載火箭的成功升空，而是鄧小平理論、是改革開放政策。也就是說，不是自然科學，而是社會科學。所以，就中國現階段而言，社會科學的作用不但不低於甚至還高於自然科學。當然，這樣說並不是否認自然科學的重要性。從長遠來看，社會的發展肯定離不開自然科學，因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但絕不能因此忽視社會科學的巨大作用。”

　　筆者贊同盛大林同志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同等重要、在有些時候前者比後者更重要的觀點。

　　第三，許多三級指標的權重明顯不合常識。比如社科研究中國家級獎為0.67％，省部級獎為0.57％，兩者權重之比為1∶0.85,顯然，如果國家級獎的權重是合適的，則省部級獎的權重明顯偏高。諸如此類的權重失衡現象比比皆是，這裡不一一指出了。

　　武氏在解釋其大學評價時說，各項科研成果的權重、人才培養指標的權重是經過3輪4448人次專家書面討論後最終確定的，對此，筆者不能不對這一過程操作中的真實性表示懷疑。筆者希望公開所有專家原始書面材料。

　　誤區之四：背離公正

　　觀察武氏的評價體系，顯然可以看到，他沒有把科學道德納入評價體系中（國外大學評價體系中由於有學術聲譽調查，因而可以不必單列這一項目），也沒有給予國家最高科技獎應有的地位

　　公正地評價大學至少包括兩點：一是該所大學的學術能力，例如其所獲得的公認的獎勵等級，二是該所大學的學術風氣，如其是否存在學術不道德行為、學風不正行為、學術腐敗行為。但是觀察武氏的評價體系，顯然可以看到，他沒有把科學道德納入評價體系中（國外大學評價體系中由於有學術聲譽調查，因而可以不必單列這一項目），也沒有給予國家最高科技獎應有的地位。下面略作分析。

　　眾所周知，自2000年開始，國家設立並授予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2000年度獲獎者為吳文俊、袁隆平，2001年度為王選、黃昆，2002年度為金怡濂。迄今為止的5位獲獎者中，來自中國高校的只有北京大學的王選教授，王選教授獲獎是由於其在漢字激光照排技術上的突出貢獻。顯然，王選教授所從事的這個領域應屬於工學範圍。既然如此，將北京大學排在工學第28名，這公正嗎？而始終列入工學第1名的清華大學至今沒有獲得過國家最高科技獎，這是否令人反思呢？至少某一年份如2001年即王選教授獲獎的那一年，將北京大學列入工學第1名不應該是非分之舉吧！

　　我們再看看高校中涉及學風與科學道德的情況。首先，武氏把某某大學列入哲學第1名是值得質疑的。根據《社會科學報》（2002.7.25）、《華聲視點》（2001.8）等報刊公開的資料，筆者有理由認為，某某大學哲學系有關教授在湖北社會科學的優秀成果獎（1994—1998年）評選過程中有運作不公或運作不公之嫌疑。雖然後來湖北省社科優秀成果評獎辦公室在《社會科學報》（2002.10.17）上發表了“駁關於湖北省社科評獎的不實之詞”，但筆者認為，該反駁文章論據不充分，疑點之處甚多，且後來也沒有原揭露者的回應（實際上，如果原揭露者承認基本失實，則一定會在同一報紙上刊文道歉，但後來沒有下文，因此有理由推定，原揭露者並沒有承認失實）。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將某某大學列入哲學第1名，顯然是不公正的。其次，據《社會科學報》（2002.1.10），北大社會學系教授王銘銘在其專著《想象的異邦》中至少有1／3（10萬字）是抄襲美國學者哈維查的《當代人類學》。事後，王銘銘承認這一事實，北大給予了所謂撤消其一切行政職務與停招博士生的處罰（但仍保留教授職稱）。鑑於王銘銘的低劣學術道德及北大的處理之輕，筆者有理由認為，將北京大學列入社會學第1名、社會科學第1名是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