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的六年多時間內，我也做了很多現在看來是很沒有必要的事情。套用萬維最近比較時髦的用詞，我的確做了很多二杆子才幹的事情，吃力不討好。兼任某學校副校長就是其中的一件。

要說清楚這件事，還需要交代一點背景資料。我們這個系統，因為屬於技術和行政的結合，所以就比較封閉和獨立，很多東西都是自成系統，例如早年就有一個中專學校，專門培養我們這個行業所需要的人才。經過幾十年的演變，這個學校從甘肅的一個中專起步，然後搬到燕郊，然後升為專科，一直和教育部和財政部沒有太大財政和行政關係的學校。說得好聽點，是自由，說得難聽點，是誰也不疼誰也不管的地方。

我回國後不久就摻乎進入了這個學校，讓很多人猜疑。我們單位的人，說我不務正業，對方單位的人說我有野心，別的單位的人說我是瞎起鬨，為了個人的利益。其實，這些都是瞎猜的。我當年回國，雖然和國外公司外派去中國的同志相比，工資是微不足道，但是比起國內事業單位的同仁，工資卻是高了不少。我去這個學校兼職沒有任何報酬，肯定不會為了經濟效益。除了經濟利益，和我相關比較密切的就是學術資源了，那個學校，且不說當年，就是已經升為本科N年後的今天，學術資源和我當年自己的單位比起來，那才真的叫一窮二白呢，沒有學位點，沒有好的學生資源，沒有試驗條件，怎麼能夠談得上學術資源？除了經濟、學術，那麼剩下的就是行政資源了。從行政上看，我在研究所是負責人，在那個學校只是一個兼職的跑龍套的人，級別低一級，排名靠後N多位，哪能有我什麼行政資源？

那麼我為什麼要摻乎這個地方呢，其實，當初還是有很好的願望的。第一，也是比較現實的，我們單位要在燕郊建設一個園區，如果能夠找到朋友，一起幫忙，總比自己單打獨鬥要好，在新的地方，遇到一個系統的兄弟單位，怎麼也要親熱一下吧？就算是搞好地方關係吧；第二，從長遠看，科研和教學結合是一個相長的關係，這點不需要論證，科研和教學結合，不但提高科研人員的基本科研素質（系統性，表達能力），而且對發現和培養人才也是重要的；第三，這個學校當時希望能夠申請升格為本科院校，的確需要幫助；第四，當時我們系統的老闆，有一個大動作，希望將系統內的五個研究所整合，形成一個研究院，集成合力，更好地創新和服務。

就我個人的意見，我對第四點還是持高度贊同的意見的。不過，在中國這個社會，中央政府恨不得每天新設一個部委，每個系統每天恨不得新設一個單位，每個單位都恨不得多設幾個部門，哪有願意合併的？新設單位有什麼好處？好處多着呢。單位、部門多了，下面的人好當官，上面的人好賣官，然後大家一起分羹，把酒慶祝，皆大歡喜，所以，對於撤掉研究所，建立研究院的想法，雖然是一個很好的主意，真正支持的人，那是很少的，這個願望後來落空，雖然和老闆當年很快退休有關，但是主要的原因還是沒有足夠的支持力量。

為什麼說我自己是二杆子呢，當年我明明知道這個想法很難實現，卻因為自己贊同這個觀點，所以就圍繞着這個想法，結合我們單位的發展，參考中國科技大學的當年創校的經驗，針對如何將這個學校升本，然後和研究所（院）結合前進，認認真真地思考了一段時間，寫出了長長的幾頁紙的建議，約談了老闆，得到了他的一部分的首肯，才有了後來我去學校摻乎的結果。

在那個周末的下午，在北京市中心的某一棟部長樓內，我第一次長時間地和老闆漫談，其中的主題就是三個，研究所的發展，資源整合和校所合作。我提出的最理想狀態是，整合以後的研究院的戶頭在北京，試驗基地建在燕郊，同時成立一個大學，大學的戶頭也在北京，兩個單位，一套人馬。這是很超前的想法，也摻雜了很多我個人理想主義的內容。這個方案，相當於共產主義，如果不加入超常的努力，是很難實現的。不過中國的事情，是很難說的，今天看來，如果當年老闆還有幾年的時間，大家都去努力，還是很有可能的。可能是看到自己未來能夠執政時間的限制，老闆雖然口頭贊同了我的理想，我提出的大部的東西都基本都是被否決了，剩下的就是校所合作這個主意被他肯定了下來。

於是，幾個星期以後，學校升本的工作由原來學校自己的事情，上升到整個系統的大事，而我也堂而皇之地兼任了這個學校的帽子副校長，乃至後來成為本科以後的學院的副院長。在升本過程中，我們單位是借力借人，我們建成的科學園區也成了他們升本的資料之一，應該說，沒有我們當年的貢獻，那個學校的升本就不會那麼容易地得到批准，算是我們單位為系統所作出的一點無私奉獻吧。

今天，從結果來看，當年我夢想的東西一個都沒有實現，短期的合作也沒有太多的效果，長期的人才之說，那只能是我們後代的事情了，至於研究院的整合，更是美夢一場，一切的一切，都像一場肥皂泡似的，早已在時間的河流中，消失得無蹤無影，讓我們曾經有過親身經歷的人，只能望河興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