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意義上的好大學和世界一流大學

首先提出一個看來頗為古怪的問題，目前有些中國人們一心一意地追求建成世界一
流大學的努力，是否有成功的希望。我認為這種努力沒有成功的希望，而且會成為
一個自我失敗的過程，即肯定不會成功。世界上已有定評的一流大學，沒有一所是
以這種方式獲得他們的地位的，他們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只是在要成為本來意義上
的好大學的意向和努力中的一個副產品。本來意義上的好大學和世界一流大學絕對
不能混淆。人們理解中的世界一流大學有一些實證性的指標加以定義，滿足這些指
標就是世界一流大學。本來意義上的好大學可能包含也可能不包含這些現成的指標
，它超越了這些實證性的標準，面向的是本來正確的並且肯定是非現成的標準（在
中國尤其如此）。但是，世界一流大學必須依賴於本來意義上的好大學，其認知標
准才能成立，也就是說事實性標準從來不能脫離規範性的評價。完全根據事實性標
準的追求是一個自我失敗的過程，原來設立的目的永遠也不可能達到。舉例來說，
儘管我們可以從物理和生理的標準上定義什麼是笑，但當一個人有意滿足所有這些
標準的時候，實際上人們不會認為他在笑，而且認為他一定不是在笑。中國當前大
學教育改革的一個首要問題，可能首先就在於不加反思地將建設具有現成性標準的
世界一流大學當成自己的目的，而忘記了要成為本來意義上的好大學這一自我理解
中自然的、首要性的意向。

成為一所本來意義上的好大學，下列問題就要引起反思。當一個社會還沒有在事實
上實現基本的義務教育，眾多貧苦家庭的少年兒童處於事實上的失學狀態，或者勉
強接受質量很低的基礎教育，眾多家庭已不勝負擔基礎教育當中事實性的收費時，
那麼本來意義上的好大學是否可以建立在政府強行配置資源，使特權者更有特權，
使無權者更加卑賤之上。如果一筆資源本可以運用於改善義務教育，從而有利於改
善最下層人們的機會和處境，那麼這筆資源就不大可能成為建設本來意義上的好大
學的手段，因為它很難建立在眾多社會底層成員更深和更徹底的絕望之上。如果一
所大學依世界一流的標準看來充斥着許多多餘的行政人員和不合格的教師，那麼建
設一所本來意義上的好大學對排除這些人出學校的手段也提出了限制，首要的問題
不是如何才是最有效率的，而是如何人們才感到是公平的，效率從屬於公平，是相
對獨立於而不是絕對獨立於公平，效率依賴於公平方能定義。要問一下目前事態的
原因中，個人究竟要負多大的責任。如果事態歸因於已經過去的某些歷史時期的特
殊境況，而且現在看來是多餘且不合格的人們，實際上過去也為大學作出了貢獻。
改革面對的畢竟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一部機器的零部件，他們有自己的生活、前程
、家庭和苦衷，因此要具體地考慮事實情況。國立大學不是私人企業，不能徹底采
用企業的改革思路，更何況有些試圖做這種改革的企業多少都嘗到了苦果。
退一步說，為什麼一定要在這麼多現實條件制約的情況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呢？目
的不能證明手段的正確，正當的手段才能促成正當的目的。居所的豪華裝修是一流
家庭的特徵之一，但一個貧寒的家庭如果要靠家庭成員賣血或賣掉子女來完成豪華
的裝修，那它不僅不會成為一流的家庭，反而會成為一個標準的壞家庭。

本來意義上的好大學對這些問題不容迴避：對所在社會的責任，畢竟是這個社會人
們的血汗錢養活了它；它究竟是要最大限度地以說英語為榮，還是首先承擔着豐富
漢語的責任，觀念要以語言來表達，在某種語言中闡發觀念則豐富了這種語言的表
達能力；如果不是象倭文端那樣堅固地自信於本民族的文化的話，是否也要有幾分
曾文正、張文襄的氣派，以我為主，以我為本，發展人文社會科學；是否一定要通
過他人的眼光看自己，離開了美國中國學，則不能談人文社會科學；我們目前所作
的，是否也是以色列（和我們的傳統同樣古老）、日本（和我們同處在東方）已經
做過的，如果有所不同，需要反思什麼。

將某些條件下才有意義的現成標準崇拜為本來正確的標準，為了實現這些標準而不
擇手段，這是馬基雅維利式的綱領。但是，一個馬基雅維利式的方案，既使從目的
――手段的意義上來說也不可能是成功的方案，從某個時刻起，中國人開始被俘虜
於馬基雅維利式的哲學當中，並把這種瘋狂的哲學綱領崇拜為成功的法寶。可是馬
基雅維利式的方案尤其不適於建成世界一流大學，幾乎同建立一支偉大的宗教一樣
不適於。世界一流大學依賴於本來意義上好大學的定義，本來意義上的好大學意味
着對真理之追求真誠的承諾，而非對僅僅對現實標準的追求。它意味着一個社會對
它發自內心的尊敬，而非依靠政府力量來保證的特權地位，一個獲得最大壟斷利潤
的部門，是註定了不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

馬基雅維利式的方案和行政中央集權制緊密相連，它促成行政中央集權制，而行政
中央集權制下，這種方案總是被不加反思地順理成章地實施。行政中央集權制可以
大手筆地轉移和支配物質資源，但不可能建設成功世界一流大學，對其現實運行的
分析要運用到尋租經濟學。少數大學特權壟斷地位的政府保證使進入這些大學成為
相當有利可圖的事情，這時候就出現了嚴格控制的必要。如果不加以控制，就會釀
成驚人的腐敗；如果加以控制，則會出現形式公正的荒謬標準。如果說控制在利用
高考這種手段選擇十八九歲的年輕人還有一定合理之處的話，人們用尋租性的努力
來達到所謂的學術性標準，必定會出現荒謬的結果。這時候無論出現多少論文，這
些論文同學術間的關係正如八股文同經義間的關係一樣，貌似而距離最為遙遠。既
使在最好的情況之下，從歷史的經驗中我們知道即使翰林院也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
的學術機關。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教育中央集權制所造成的後果成為某些人對一流大學進行改革的
理由。當少數幾所大學壟斷了每個省分數段最高的考生時，如果高考確有一定的選
拔效力的話，這無論如何不是一個社會的福音。甚至對受教育者本身而言，對非職
業化的大學本科生的教育而言，一個有過從普通的社區中學到北大清華經歷的人，
也可以反思後者的人員構成對健康的人際生活是否有益，對形成友愛、互助的社群
是否有益。如果這種後果是既定法律下自然而然形成的，那麼甚至有必要修改法律
，加入教育反壟斷的內容；如果這是政府配置資源所造成的，那麼改變政府的做法
，改變教育上的中央集權制才是當務之急。

總結上文，功利性地以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為目的，那麼這個目的只能是自我失敗的
。以本來意義上的好大學為目的，有可能中國的一些大學被世人稱為一流的，但這
依賴於眾多我們所不能控制的機緣，而且它也是一種副產品。

接下來問我們可以採取什麼樣的現實舉措。建設本來意義上的好大學在政府層面上
是要改變目前的教育中央集權制，如果牽扯到政體的問題而一時做不到的話，政府
能做的首先是不要再將資源傾斜到幾所所謂的名校上去，資源會在尋租的過程中被
耗費掉。大學本來的性質決定了不可能由政府主辦一流大學，正如不能有國家辦的
偉大宗教一樣。如果將大學視為政府的一個部門，實際上不存在建設世界一流的問
題，一個層級行政組織中的一個部門不會面臨這樣一個問題，人們不會熱衷於建設
世界一流的高教司或財政局。當然，中國的大學還是有一些自主性的，但在目前政
治行政體制、教育體制沒有改變的情況下，大學當局的明智舉措也許同北大改革方
案所說的相反。也許可以，在教師名位和利益的分配上採取更加大鍋飯的做法，除
了極少數例外（如果真有諾獎獲得者或陳寅恪這樣的人來任教的話），升級嚴格按
照年齡和工齡為標準，這樣使得尋租的努力毫無必要。這種在經濟學看來是完全荒
謬的辦法，日本的企業和中國舊式大家庭中實際也有相當程度的成功。這不是正選
拔的辦法，但為的是避免逆淘汰。在這種情況下，工作的安排可以才有適當的人去
做適當的工作的可能，是能者負其勞而不享特利，庸者享其成故無意干擾的辦法。
這種情況下有學術良心的人們可以僅僅因為有精神的動力而從事他們的追求，有責
任感的人可以少受干擾地從事工作。這不是最好的辦法，是僅僅勉強湊合着的辦法
，但在目前情況下肯定不是最壞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