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西方，大學一詞源自拉丁文universitas,，原意指有組織的學會或社團。它用來指歐洲教育史上發展至今的“大學”，是在12世紀歐洲文化復興期間的事。當時的“教學社團”、“教學行會”通過聯盟的形式，得到教會的支持，並獲得世俗權力的和社會各界的承認和支持，逐漸形成一種大致以教學和研究為目的的精神實體──大學。

早期的大學由於具有強烈的基督教色彩，是和世俗權力相分離的。當時的大學，就已形成以下特點：1、師生自治，包括獨立的行政管理；2、資金自籌；3、有一定的教學體制和學位程序。這些特點為後世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所繼承，再加上後來的學術自由思想，形成西方意義上的大學傳統。

中國的大學教育，有說源於古代的國子監、書院等的。但客觀說來，中國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教育，應該從晚清開始說起。1898年京師大學堂的設立，可以視作一個大致的起點。也許是中國書院制度和私人講學之風淵遠流長，中國的大學教育很快就和西方大學接軌。京師大學堂的設立之後，至蔡元培治北大，就已經建成西方大學制度意義上的大學。及至1928年，國立清華大學創立，成為“嚴格意義上的現代中國大學的起點”的標誌。此後至抗戰前夕，中國已有大學數十所，初步形成規模。在中國早期的大學史上，有幾件一直為世人所稱道、並為今人所艷羨的事情，可略為一提。

首先是蔡元培所提出的教育思想和“兼容並包”的治校原則。且不說這是否是西方大學精神本土化的典範，就其本身的效果來看也令後來者神往。蔡元培提出併力行“兼容並包”的治校原則後，一時教授雲集，聲勢大振，成為當時全國學術的中心，可以說一舉奠定了北大九鼎地位的基礎。北大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對中國政治、文化甚至中國歷史所產生的重大影響，是其他任何大學無法企及的。其中蔡公之功實不可沒。有論者論及蔡氏“兼容並包”時指出，大學之不同於專門技術學校或職業培訓所，即在於其允許多種聲音並存，鼓勵從事各種科學技術、思想文化的探索與研究。現代大學精神的基點，就在於此。而蔡氏在當時條件下，其把握之準確、推行之成功，堪令我等後人嘆服。

其二是1928年創立的國立清華大學。謝泳等學者認為清華大學的創立，是中國現代大學起步的標誌。這是有一定道理的。正如謝泳等指出，國立清華大學的確是從一開始就和西方現代大學教育制度接軌，採用大學獨立和教授治校的辦校原則。清華大學1928年建校，但時隔僅僅10年，即1937年抗戰爆發時，就已經成為世界知名的大學。究其原因，其創校而始的治校原則，當為主要原因之一。台灣國立清華大學校史嘗言其一舉奠定了中國現代大學的基礎，也許不失為一家之言。

接下來就是西南聯大了。西南聯大常被人看成是一個奇蹟。大學聯合本非簡單易為，何況在極其艱難的抗戰時期，而西南聯大作為北大、清華、南開的聯合，作為北大、清華治校精神的直接承繼者，在昆明成功合作九年，創下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話。對比起當時其他的聯合大學，西南聯大的學風、校風乃至整個大學亞文化，都有許多獨特而卓有成效的地方。西南聯大所培養的學生中，有許多在後來都成了社會中堅，其中包括一大批學者。這些人無不對西南聯大稱讚有加、懷念不己。因而，西南聯大合作之成功，的確值得稱道，也值得後世之人深入研究。

建國後我國的大學教育幾經波折，“走了不少彎路”。近年我國進行教育改革，提出大學教育與世界文明和國際慣例接軌，又有許多學者開始研究西方大學教育理論方法和中國的早期大學（尤其是老北大和西南聯大），這也許是對歷史的另一種意義上的重估吧！

二

在大學發展的整個歷史中，諸如大學的職能、大學存在的理由、大學與社會關係等等有關大學功用的問題，一直頗受人關注，以至後來逐漸成了“高等教育哲學”這麼一門學科。近來國內媒體對此也討論甚多，其中有批判有感嘆有回憶有期望，見仁見智。總之，關於大學功用的問題，頗有意思，可略為一提。

簡單點說吧。如前所說，大學（University）的本意，就是指追求知識和精神生活的人的“行會”，一幫人聚在一起進行一些問題的討論。在這點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古典意義上的各國辦校的風格，蔡元培曾經加以歸納為英國的養成人格，德國的專重學問和美國的兼及實用。這種闡釋其實也包含着對大學功用的概括性認識。正是在這個基礎之上，蔡氏提出“兼容並包”，一下子擴充和強化了北大之功用，改變了原北大官僚書院的狀況，其效果有目共睹，不必贅言。

到了現代，美式的大學功用觀逐漸占了世界主流。其代表可推加利福尼亞大學總校校長克拉克?克爾的講演錄──《大學的功用》。此書認為，大學己經成為“美國教育”和“美國生活的中心”，“它僅次於政府成為社會的主要服務者和社會變革的主要工具”，“是新思想的源泉、倡導者和交流中心”，並在書末引用懷特海的話來闡釋大學的功用：“在現代生活條件下，規律是絕對的，不重視訓練有素的智力資源的種族註定要滅亡”。克拉克`克爾和懷特海對大學功用的這種闡釋，以及他們對大學的功用和民族的命運存亡相聯繫的這種看法，對於經過文革洗禮、又身處經濟大潮的現代中國人來說，也許有點刺耳吧！但是刺耳歸刺耳，細究起來，今日的中國大學還真未必能少了這種觀點，雖然今日我們也就只有遠遠地羨慕的份兒罷了。

中國學者陳平原提出了另一種觀點。他認為，大學的功用起碼應包括培養人才、專研學術、溝通精神和教化社會四項。其中，培養人才、專研學術當不致有什麼異議。關於溝通精神，陳平原認為，不論東方傳統還是西方傳統，“溝通精神”都是大學題中應有之義。只是今日之中國大學，過分講求實用，事事希望立竿見影，鄙薄不着邊際、更不用說離經叛道的“清談”。長此以往，大學無疑將成為“人才工廠”而失去大學存在的意義。至於教化功能，陳平原認為當今中國大學先是經過文革的洗禮，到後來又成為地方政府力圖減輕的經濟負擔，或者只是實用專利技術的來源。而同時，各級政府又對“眾聲喧譁”的大學頗為隔閡乃至存有戒心。在這種情況下，大學之教化功能實際上已經非常薄弱，這與大學的地位是極不相稱的。看到這裡，突然想起曾經有人感嘆，說大學昔日為輻射之中心，奈何今日成眾光之焦點，大約陳平原的說法，對他來說頗有解惑的意味。

接下來該說一下柯林斯的《證書社會》，柯林斯的觀點首先建立在一個共識之上：教育證書在今日社會擁有一種通貨性質。基於這一點，柯林斯認為，當今社會的人們花錢上學，尤其是上大學，實在無非是為了買一張證書，買一個更好的社會地位──一個閒散職業，這樣，大學實際上已經成為一種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群體的“幹部培訓所”，而對於學習來說，則是一個極其無效的所在。他提出了一系列的論據，包括：學生在校成績與事業成功程度的微弱關係表明，學校對於實際工作技能的訓練是極其無效的；教育程度越高，人們對職業的滿意程度越低，從而工作效率也越低；各種專門技能的職業訓練，往往只有從實踐中才能獲得，在學校則無能為力；而一張好的文憑，的確可以謀得一個“好”的職業，如此等等。柯林斯的觀點當然不乏偏激之處，或者有點黑色幽默。但令人遺憾的是，不管如何評價柯林斯，我們還是不得不承認，他的觀點對於我國大學教育的許多側面來說，的確是一個極有價值的參照系，這真是一個令人不快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