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出版的美國《科學》雜誌在“新聞聚焦”欄目中推出了一組關於中國SARS研究的專題報道。《科學》雜誌編者在題頭語中說：“富有積極進取精神的公共衛生措施使SARS得到了控制，但是中國科學家失去了一次嶄露頭角的獨一無二的機遇。現在，他們正在力爭迎頭趕上。”以下為該專題的主題報道。

　　3月中旬，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SARS）疫情開始失控。日內瓦的世界衛生組織官員深為急迫的危險所震動，於3月12日發出“全球警報”。5天后，他們從全世界招募了11個實驗室，聯手奮戰，查找這個新疾病的原因。

　　機遇

　　幾乎沒有人知道的是，在北京城南一個裝備很好的實驗室里，一個由病毒學家組成的研究小組已經從最早一些患者身上獲取的標本中發現了一種新的病毒。他們把這種病毒接種到細胞培養基和乳鼠上，用他們的電子顯微鏡拍了照。他們注意到，這種病毒有一個清晰的帶釘刺的光環，屬於一種人們還不知道會致人死命的病毒：冠狀病毒。到3月的第一個星期，這個研究小組已經有了初步的證據，證明這個新病毒可能確實和這次流行病有聯繫。

　　只有一個問題：他們沒向世界公布。

　　當時，公開的口徑是，被稱為SARS的這場流行病是一種衣原體引起的，語氣柔和的微生物學家楊瑞馥說。他是發現了冠狀病毒的軍事醫學科學院研究小組的成員之一。衣原體假說是資深微生物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洪濤提出的。衣原體假說已經有了很大的市場，所以楊說，要挑戰這個假說“大為不敬”。

　　所以，這個研究小組既沒有謀求媒體關注他們的發現，也沒有通報世衛組織網絡中的任何一個實驗室。否則，協調世衛組織這個網絡的德國病毒學家克勞斯·斯托爾說，他們就有可能加快這個集體探索的進程，即使提前不了幾個星期，也會提前好幾天。“這些科學家是第一個看到SARS病毒的，”最近訪問了軍事醫學科學院的斯托爾說，“可我們一點也不知道。”給斯托爾打一個電話，或者發一封電子郵件，就可能確保楊和他的同事們在疾病史上有一個更突出的地位，甚至可能在權威科學雜誌上發表一兩篇論文。“我們過于謹慎了，”楊現在不無惋惜地說，“我們等的時間太長了。”

　　和軍事醫科院的研究小組一樣，這裡的很多科學家都為失去了一次顯示中國正在增長的科研實力的機會感到難過。他們說，中國科學家本來是能夠拿到鎖定病原，測序出其基因組並描述其如何致人以病的第一的。但是，正如一位科研人員在一則廣為人知的新聞報道中所說的，他們“敗給了”外國競爭者。

　　但是，研究人員也決心迎頭趕上。如今，很多研究所在忙於進行各種SARS研究項目，中國政府把科學作為戰勝這場疾病的關鍵武器，科技部部長徐冠華親自領導一個雄心勃勃的科研計劃，這項計劃涵蓋了從流行病學到藥物和疫苗研發的各個方面。

　　世衛組織密切注視着這些努力———有時甚至予以某種程度的指導。雖然SARS消失了，但是關於它的起源和傳播的緊迫問題仍沒有答案———有些答案除了在中國，沒有別的地方可以找到。

　　誤導

　　這個神秘疾病年初開始在華南的廣東省爆發，對發病原因的推測也隨即開始了。當地一位專家認為是一種叫肺炎支原體的細菌作祟，其他人則瞄準禽流感；幾乎與此同時，一位香港男子和他9歲的兒子在去了一趟廣東之後，死於一種叫H5N1的禽流感。

　　就連中國首屈一指的公共衛生機構，北京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也難以找到答案。CDC主任李立明說，醫生和醫院不願意提供樣本。但是不管怎樣，他們還是搞到了幾例，然後排除了一大堆病，如軍團病和鼠疫等。接着，在2月18日，CDC病毒研究所的資深微生物學家洪濤宣布發現了疑犯：他在兩個死者的肺組織中看到了衣原體樣細菌。

　　衣原體臭名昭著，因為沙眼衣原體會引起一種常見的性傳播疾病。然而它的兩個親族可以引起呼吸道感染：肺炎衣原體是人際傳播，而鸚鵡熱衣原體則可以通過動物傳給人———也就是說，通常通過禽類傳染給人。

　　即使如此，有些人當時就對衣原體的看法不以為然。廣東省廣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長鍾南山一直在一線抗擊SARS，他知道抗生素對這種病不起作用，所以顯然不可能是細菌引起。CDC內部的一些病毒學家和廣東省的一些同行也很懷疑。

　　證據也一直不很有力。在4月25日出版的一期《中華醫學》雜誌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洪濤報告說，在總共7個患者身上發現了“衣原體樣顆粒”（他也在兩個患者身上看到了一種冠狀病毒，當時已經證明冠狀病毒是SARS的病因）。但是他不能進一步分離細菌或描述其性狀，也沒有在大多數SARS患者身上發現衣原體。而且，對衣原體特異的抗生素對組織樣本沒有反應，這使洪濤認為，這是一種新型的衣原體。但是其他人則認為，可能根本就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

　　不管怎樣，衣原體成了占支配地位的理論。結果，沒有幾個科研人員加入這一探索；想繼續研究的人卻很難獲得樣本。比如，因水稻測序而名聲大振的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BGI）的科研人員就非常想幫忙。在疫情爆發初期，BGI副主任汪健數次飛往外地，卻都空手而歸。“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他的同事於軍說。

　　不過，軍事醫科院的科研人員還是設法很早就介入了。由祝慶余和秦鄂德領導的軍事醫科院微生物學和流行病學研究所的科研小組展開了病原學研究；他們熱切地告訴《科學》，他們為鎖定病原所採取的步驟和時間表。他們說，2月14日，軍事醫科院的科研人員從廣東拿回幾例在部隊醫院獲取的令人垂涎的患者樣本。2月22日，他們已經設法將樣本中的某種病毒接種到所謂vero細胞上。2月26日，亦即世衛組織將疾病命名為SARS之前兩周，他們在一張電子顯微鏡照片上觀察到冠狀病毒樣顆粒。

　　這本身並不能證明什麼。世衛組織的斯托爾說，類似的求索發現了各種病原體，因為人身上都攜帶有若干微生物。但是，楊說，在3月的第一個星期，比香港大學科研人員早好幾個星期，該研究小組就發現，SARS患者的血清可以抑制這種病毒的生長———這是顯示一種分離出來的物質和一種疾病的相關性的關鍵實驗。但是，由於軍事醫科院的研究小組只有幾個患者的血清，他們感到挑戰名家的底氣不足。“我們想有十足的把握。”楊說。

　　3月17日，SARS已經爆發成全球性問題，斯托爾的網絡當時還沒有吸收一家中國大陸的研究組。網絡成員已經開始每天開電話會議，將自己的發現貼到一個內部網站上，並且相互通過快遞交換樣本和試劑。他們的工作進展神速；到3月24日，他們已經指向冠狀病毒，3周以後，他們表明，這種冠狀病毒能在猴子身上引起類似SARS的症狀，從而完成了確定一種新的傳染病原體的最後一個標準。但是斯托爾事後說，假如軍事醫科院的研究小組立即報告了他們的發現，那個更大的研究組織就有可能更早地走上正確的軌道。

　　在中國國內，國際上對冠狀病毒理論的一致意見沒有受到熱烈歡迎。3月間，為他們所看到的世衛組織每天的報告和他們自己更新更多的紮實數據所鼓舞，軍事醫科院的科學家們將他們的發現上報給衛生部。

　　但是有關部門仍然堅持衣原體理論。這就造成了另一個機會的喪失。在BGI，科學家們不能夠對新病原體展示他們的測序能力，因而越來越失落。正式的原因是，有關安全條例禁止病毒的傳輸。但是BGI的研究人員也懷疑其他實驗室掌握着病毒不放，好自己測序。“就好比你手裡拿着割草機，”於軍說，“而別人卻想用剪紙刀來做這個工作。”

　　在4月的第二個星期，研究人員們說，氣氛終於開始鬆動。BGI主任楊煥明說，4月14日，安全條例解禁了。當天晚上，軍事醫科院的研究人員將病毒RNA樣本送到BGI，凌晨兩點鐘，測序機開始運轉，吐出一個個基因字母。但此時，BGI的研究人員已經知道，他們也已經輸了這場比賽。一天以前，加拿大溫哥華BCCA基因組科學中心的一個研究小組已經把全基因組序列放到了網上。BGI拼出了4個不同的SARS毒株的基因組，於4月16日登錄到基因數據庫里。

　　新風

　　軍事醫科院和BGI的科研人員說，他們最終還是揚眉吐氣了。4月20日，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因對SARS疫情處置不當而下台，政府保證要全力以赴抗擊SARS。當天上午，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了軍事醫科院，讚揚了他們那個實驗室的工作；下午，胡錦濤一行又前往BGI，了解測序項目和他們的SARS試劑盒。

　　由徐冠華任組長的全國抗SARS指揮部科技攻關組已經團結起不同政府部門和科研機構的專家。他們一起決定展開95個科研項目，總投資超過1300萬美元———在中國，資金到位的過程還很長。很多研究所也動用了自己的資源。“SARS可能已經過去，但是對SARS的研究才剛剛開始。”中國醫學科學院常務副院長劉謙說。

　　劉領導的醫科院，包括在北京的4所醫院，正在篩選藥物，研發疫苗，並努力開發新的動物模型。其他很多機構也在做這些工作。研究還包括對病毒的防護———如防護服和口罩等，以及疾病流行的數學模型。

　　一些成果正在出來。在北京清華大學，在英國牛津做了7年之後於1996年回到中國的結構生物學家饒子和，讓他的實驗室暫時專攻SARS。為了讓他的手下抓緊工作，他把他們分成兩個組，互相競爭。同時兼任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長的饒子和說，現在他已經解決了SARS病毒主要蛋白酶的結構———這是能夠有助於SARS藥物研發的一步。

　　這些研究有很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開展。但是作為最早報告SARS和受災最重的國家，中國還有潛力回答關繫到防止SARS復發的最重要的具體問題。在過去3個星期里，世衛組織的斯托爾一直在中國訪問，幫助確保找到答案。他最關心的問題，包括尋找動物宿主（另有專題報道），目前在這方面得出的結果是混亂的，部分原因是兩個主要的科研隊伍幾乎很少對話。

　　流行病學方面也有一些關鍵問題還是謎。報告的“疑似”和“確診”病例中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SARS？中國的控制措施中———從口罩，到“發熱門診”，到路障———究竟哪些如此有效地阻斷了疾病的流行？為什麼中國的SARS病死率只有6.5％，比其他國家低得多？斯托爾說，也許對疾病的報告數字比實際多，但是中國也可能對患者有不同的治療方法，果真如此，如果SARS復發，他們的經驗就可以救命。

　　徐冠華說，要回答這些問題，中國的科學家和臨床醫生必須加強合作。由鍾南山領導的一個新機構將保證讓大家妥當地分享分散在各個醫院裡的寶貴的組織樣本。到目前為止，中國科學家似乎很喜歡這種新氣氛，紐約市艾倫·戴蒙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何大一說，他正在與中國科學家合作開展好幾個SARS研究項目，並且上周在北京聯合主持了一個科研會議。如果這個態度能堅持下去，那就會大有好轉，他說。中科院副院長陳竺說，SARS危機也可能增加對一直受到忽視的生命科學和公共衛生領域的投入。他說，中國需要一個確立生命醫學研究政策和資金投放的中心機構，像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那樣。

　　與此同時，洪濤說，他仍然在試圖發現衣原體感染對部分SARS患者可能的作用。但是在與《科學》的短暫對話中，洪承認，冠狀病毒是SARS的真正兇手。

　　對出生在台灣而在美國成為科學明星的何大一來說，洪的理論的興衰成了又一個寶貴教訓。“中國人太尊重老師或長者的意見了，”他說，“年輕科學家應當學會在數據不符的時候給權威多一點挑戰。”這個教訓，中國科學家現在已經有了痛切的感受。（《科學》雜誌記者馬丁·恩斯林克報道，中國特稿社記者丁逸旻、熊蕾協助報道，原標題為《中國失去的機會》，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