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改革已經鬧得滿城風雨。北大改革的成敗，對未來中國的高教體制會產生深遠的影響。筆者1983年從北大中文系畢業，如今遊學海外8年之久。對照美國的大學體制，回首20年前的母校，結論是：北大早就該改革了！

　　然而，看了北大的改革方案，聽了各方的討論，不免對北大的改革提心弔膽。北大改革貌似模仿美國的大學制度，特別是終身教授的制度。然而改革與這一制度的基本精神，卻有南轅北轍之嫌。

　　改革最核心的一點，是所謂“打破鐵飯碗”，引入競爭機制。這話並不錯。但，北大不是工廠。被北大引以為目標的“世界一流大學”中，“鐵飯碗”恰恰是大學的基石。

　　我所在的耶魯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有40多位，副教授2位，助理教授不到20位。所謂行政人員，不過是四五名秘書。她們從端茶倒水，組織學術活動，管理賬目、設備，到對付幾百名學生，幾乎無所不為。但一切聽教授指揮。拿着鐵飯碗的正教授是大學的主力。學校的大政方針，全是這些人決定。如果終身教授的比例下降，教授就不再覺得自己是大學的主人，學術自由會大打折扣，學校的排名會下降。美國的大學是教授治校。教授就是老闆。如果把教授都當臨時工，大學的水平當然不會高。

　　據說北大目前的弊端是“只進不出”。其實好大學的教授大部分都是只進不出。那麼人家怎麼維持競爭呢？以我的觀察有兩點：一是大學經營的財政紀律，一是校際之間的激烈競爭。

　　所謂財政紀律，就是嚴格限制教授的名額。比如耶魯歷史系東亞史的教職就是四個半：四個終身教授，一個助理或副教授(算半個名額)。這四個終身教授就代表耶魯的東亞史水平。四個人中出一個草包，整個系在這一領域的水平就會大跌。這裡的厲害，就如同世界體操錦標賽的團體決賽一樣，頂尖的隊必須個個是高手。

　　由於終身教授“只進不出”，要想進個人，就得等一個終身教授退休或另謀高就。因此各大學選人時壓力甚大。我們系幾年前現代日本史的教授退休。找後繼者找了幾年，至今位置還空着。這幾年，這門課只能找那些畢業沒有找到工作的新博士臨時代課。來代課的人一門心思想着明年接着找工作，對教學自然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學校損失不小。但學術選拔委員會還是寧願等。因為一旦把工作給了人家，就沒有後悔藥吃了。負責選人的主要是本系教授。你選個草包來，以後在同事面前就無面目。

　　另一個機制是校際競爭。2000年，為那個日本史的教職，我們系相中了一位已經在普林斯頓享受終身教職的教授。結果他不接受。後來聽傳言說，普林斯頓聽到耶魯挖人，立即給該教授買了棟房子。於是他就變得“有恆產而有恆心”了。這一故事的準確性我未能核實，但大學為留住明星教授而額外提供住房的事，在《紐約時報》就能讀到，絕非天方夜譚。所以，終身教授制度給教授們安全感，使之埋頭學問，不會三心二意。同時，這些拿着鐵飯碗的人如果在學術上能夠大紅大紫，自然身價百倍。競爭並不是沒有。

　　北大應該向“世界一流大學”學習的，不是“打破鐵飯碗”，而是製造“鐵飯碗”。如果教師們朝不保夕，如何指望人家專心向學？在目前北大的方案中，所謂財政紀律根本不是改革優先考慮的步驟。18億的國家撥款哪裡去了？各系定員定編的問題，也無認真考量。對舊制度製造的鐵飯碗，又不敢觸動。這如何服人？

　　當然，中國與美國國情不同。北大的問題是人浮於事。目前裁人、減肥是改革起步之必須，否則定員定編也無從談起。

　　其實，這個問題完全可以以一種更健康的方式解決：走大學集團的路。不錯，北大有一些草包老師。但相對而言，北大教師的整體素質在國內還是比較高的。目前中國的高等教育的普及還在起步階段。許多地方亂建大學，質量無法保證。北大真要改革，不妨以目前過剩的師資辦三四個分校，把規模擴大數倍。同時，認真學習國外大學經營中的財政紀律，在新老校園定員定編。這樣師資不僅能夠有效地利用，也滿足了更多學子接受北大教育的需求。

　　北大要根除的，是老大心態，把北大這塊餅做大些，讓更多人分享，讓社會多出幾倍北大人；而不是把民脂民膏全投在那些自以為是的“一流學生”身上，享受“世界一流”的虛榮。

　　(作者現正在耶魯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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