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北京大學的改革，在技術層面的討論和爭論已經很多，或者過多，遠遠超越這次改革所具有的實質意義。在我們這個技術官僚治理成為時尚的國度，我們的思維也總是圍繞在技術層面。北京大學的改革，是在這種時尚主導下的校園技術官僚思維的一種對中國大學發展、特別是對中國學術發展並沒有重大意義的一種校園技術操作而已。對於這種校園內的技術操作，在一個健康的學校治理體制下，本來是，也僅僅是北大人的家務事，他們在校園民主基礎上會找到比較合理有效的方法，無需我們來干預人家的家務事。只是因為現在的北京大學治理體制本身存在問題，需要外界給予一些關注、批評和促進，正如對於世界上對人權的尊重存在問題的國家，國際社會有一種批評和推動其改善的道義責任一樣。我們對於北京大學這種技術層面改革的討論，也只是體現我們對於北京大學這所令國人珍愛的學校的期待和推動它前進的道義責任，否則，我絕對不會去討論這種校園內的技術操作行為，並不值得。對於這種技術層面的操作，已經有很多的專家提出了很多很值得校方認真思考的意見，本人對這種技術操作的具體問題既是外行，也實在提不起討論和研究的興趣。只有超越技術層面來探討北京大學應該進行的改革，在我看來，才真正有其價值。

　　首先，讓北京大學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不管我們對一流大學如何定義，大家或者滿懷期待，或者樂觀其成，大家都是支持者。但我的判斷是，有兩個基本因素決定了北京大學沒有20年或者更多的時間是不可能真正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一是北京大學所處的外部環境，即它生長在一個經濟、科學並不發達、政治氛圍眾所周知地存在束縛的發展中國家裡；二是北京大學目前與世界一流大學存在的距離和目前它所具有的走向世界一流大學的能力，這種距離和它解決這種距離的能力不是在短時間裡可以得到解決。這個判斷非常重要和關鍵，它決定了北京大學改革的步驟、進程和內容，不同的判斷就有不同的具體方案。在我看來，既然需要二、三十年時間才能做到，不妨採取漸進的、就新不就舊的改革辦法，即在尊重歷史、尊重現實的前提下，着力於學校自由的學術環境的營造、公正合理的評價體制的探索和加強對新進師資的質量控制上等。甘陽先生對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的改革方案進行比較後認為，後者的方案更穩妥更合理，如果是這樣，那麼，北京大學就應該按照這種方式進行改革。如果急於求成，改革的方案會被扭曲得很不合理很不科學。大學成長不同於企業，需要相當長時間的積累，中國出現世界一流的企業將比北京大學成為世界一流大學要早，因此，北京大學的改革就不能像企業那樣地推進。從長計議，通過集中北大人的智慧，或許可以找到比較好的方案。在中國，許多的事情證明"欲速則不達"，因為往往會脫離實際，而且指標的設定本身會有很大的問題。

　　其次，我雖然覺得北京大學人事改革有其必要，而且改革應該推進，但從世界一流大學的角度來說，北京大學最需要做的是如何維護學術自由，如何弘揚"兼容並包"的傳統。一個沒有學術自由、或者不敢維護學術自由、保持大學相對獨立性的大學，可以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嗎？我對此絕對地懷疑，至少，一流的學者對學術自由的珍視要甚於經濟的收益，更何況北京大學教授的收入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沒有什麼明顯的比較優勢。因此，北京大學需要爭取一個自由、寬鬆的環境和校園民主制度的建設。北京大學雖然不是人人智慧一流，但作為一個組織，它集中了國內一流的智慧，如果建立了民主體制，以北大人的智慧，難道他們會找不出科學、合理的改革方案？根本就不需要外界多討論。因此，我說，這種技術層面的改革沒有太重要的意義，在中國，每個企事業單位都曾經進行過這類改革。如果北京大學有雄心壯志的話，應該進行大學政治改革。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作為一個特區進行試驗。政治難度誰都明白，但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再難也要爭取。《巴黎聖母院》中那個醜人的精神是值得學習的，儘管他失敗了。

　　我覺得一流大學尤其要有很寬的胸懷和很高的境界，這曾經在蔡元培身上得到了體現，如今的北京大學像一個企業老闆那樣地對待自己的教師，特別是年輕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教師，無論胸懷和境界都值得懷疑，這與改革人事制度和淘汰不稱職教師是兩碼事。有些學科需要很長時間的積累，有的人像曹雪芹那樣一生只有一部殘缺不全的著作，北京大學如何容納？據說，納什在精神出現困難的時候，普林斯頓大學給予了十分寶貴的寬容和關愛，使他的納什均衡理論能為我們所分享，這所大學也相應地得到它應有的榮耀，北京大學是否會有這樣的胸懷和境界？

　　人生都講究一個境界，如南非的前總統曼德拉，如果他拒絕走最後最重要的一步，他就成不了受人尊敬的政治家，他的寬容和謙遜體現出他的人生境界。大學其實也一樣，能否成為一流的大學，首先要有一流大學的思想和境界。沒有這些非技術層面的東西，北京大學的任何一種具體的人事制度改革都不可能將北京大學推上世界一流大學，無論它的人事制度改革如何成功。

　　如果一個大學要靠統計在SCI上發表文章的數量來顯示它的地位，正像一個暴發戶用錢的數量來顯示他是一個貴族一樣，無論它怎樣稱自己是一流大學，它都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成為是。北京大學不僅有優良傳統、歷史聲譽、在中國的獨特的戰略地位和在中國現行體制下的壟斷地位，又何需按其他大學那樣去思維、去操作？給年輕的才子們更多的自由、寬鬆和悠閒，他們的成就一定更大，一流的學者難道需要學校去逼他？如果北京大學不是因為現在這樣的改革，而是因為它的學術自由、自主，學術評價體系的公平、公正，它的胸懷和境界，而受到學者們關注的話，一流的學者不會不來，離一流大學就更近了。

　　技術層面的東西也許也可以出很多的成果，正如乾嘉學派一樣，也不可否認，也許今天學者們對於今日北京大學的改革的討論會在中國高等教育管理的某些方面取得如同乾嘉學派那樣可以令人欣慰的成就，但對於我們這樣的人來說，既沒有興趣，也並不看好其價值。中國自有更具價值的東西在，何必把過多的精力放在這樣一些技術性的事情上。我對北京大學的期待在它的傳統的尋找、在它的境界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