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湘君商榷：教育恰是美國大病
跛行者8、4、2003

湘君覺得“美國的中小學教育遠遠優於中國”。怎樣算是教育的成功？湘君的文章洋洋灑灑，一下子看不出所以然。文中說，湘君自己，“也是進了大學之後才意識到這一點，一個人，掌握了知識技能也許會獲得成功，但只有學會做人，具備了正直，善良，勇敢，堅毅，寬容，自信的品質和樂觀，開朗，平易，獨立，豁達的性格，才能在任何時候，任何環境下都能立於不敗之地。”似乎在學校里，學習做人的重要性，大大超過了學知識學文化。

湘君又說“美國中小學教育的宗旨是育人，而中國中小學教育的宗旨是育才”，驗證了以上的猜測。總結一下湘君的基本思路，就是美式教育注重“德”，中式教育重視“才”，所以美式教育比較優勝。

可是湘君引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例子，矛盾就出來了。儒家“修身是一切的基礎”不錯，如何修身？無非是學習聖賢之道，和社會實踐兩種，可見儒家是倫理和知識並重。所以儒家推舉的聖賢都是學問家，沒有文盲野老。“修身齊家”之外，“治國平天下”，更少不了胸中經綸。

現代社會，由於科學的奇蹟和社會的發展，對個體的知識要求越來越高。除去政治、體育和其他一些自由職業者，大體上可以把人才分為兩類：一是致力於製造、研究、開發等方面，跟物打交道比較多，且稱為“實物型”；一是從事於公關、市場、管理等方面，跟人打交道比較多，且稱為“務虛型”。比照中美的不同教育風格，從普及的層次上看，美式教育比較宜於培養“務虛型”，中式教育比較宜於培養“實物型”。泛泛地比較，兩者的優劣難論，但是考慮美國的產業結構，可以說美國的中小學教育不算成功。

這是美國政界、教育界近年呼籲改革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說，儘管湘君這樣的華人，對於“美國的中小學校里，有各種各樣的項目與活動，以鍛煉學生們各種能力，比如獨立工作的能力，協調工作的能力，社交能力，演講能力等等”，欣羨不已，但是美國的領袖卻不作如是想。他們認為中小學生玩虛的太多，學實的太少，覺得有必要多填鴨、多考試，把美國花朵們研究鍛煉“做人”的時間減少一點，死記硬背的功夫增多一點。

湘君曲解了儒家“德才兼備”的基本教育理念，重“德”輕“才”，方得出美式教育優勝的結論。仍從理念上說，美國人傳統上現實中，對兒童是採用不強迫、憑自願的方法，尊重個性，所以有人說美國是“兒童的天堂，中年人的戰場，老年人的墳場”。中國傳統中傾向於較帶強迫性的教育方式，最明顯的就是逼小孩讀書，古訓是“玉不琢不成器”，現代家長心中，仍然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哪一種理念更好呢？不肯定是否要把成年人的東西，比如個性、民主什麼的，引入兒童世界，但是從兒童的心智不成熟，和人類好逸惡勞的天性來看，教育本就是一種強迫的過程，適度的強迫不可缺少。

從效果看得失－－中國的經濟成長，得益於數以億計的、高素質低工資的國民；美國因本土人才奇缺，而不得不倡導教育改革，其實就說明了問題。由於歷史上的移民傳統，美國一直大量使用外來智力，然而總靠“借東風”，不是長久立國之計。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也由於其他經濟體的競爭壓力，必須有自己的人才儲備。美國孩子不願意學費腦筋的課目，而家長、學校、教育理念放縱自流，恰是國家發展的莫大隱患。所以湘君的結論，需要修正。

想來，在美國的中小學，也沒有一個老師或者是一門課，“系統地教我們象什麼是社會公德，什麼是職業道德”；但是確實記得，在中國學過有關課程，講解“憲法規定的公民的基本權力和義務”，“中國政治體制的運作程序”等。道德和政治，在此混為一談，以此說明“做人的教育在中國的學校，如果不是完全的失敗，就是完全的缺失”，說服力不強。“小學生為了討好老師而集體作偽證”，只是個例，而且反方馬上可以舉出美國中學的一系列槍殺案，作為反駁。“小留學生在國外的表現”，更不是“中國學校做人教育失敗的例證”，此類惡性案發生率，在小留學生中有多高，需要統計數據。

“人格與性格的形成，更多地緣自於家庭”，“或者是在周圍的社會環境中隨波逐流”，不是國人如此，而是世人如此。湘君的思維有明顯錯漏：重視“做人”的美式教育如此普及，為何無法拉低美國青少年和美國社會的犯罪率？湘君等華人，看到的不過是自己所在的，小小的中產階級社區而已。

沒有必要苛責國人－－遠居外洋的華人對中國的進步了解多少，又有什麼資格作道德判斷？當年在國內見識過諸多“怪現狀”，也並不認為國人“將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的道德品質諸如善良，正直，真誠，仁愛等也一併消解殆盡”。至於“物慾橫流，見錢眼開，腐敗，欺詐，冷漠，不公”，西方社會除了腐敗一條，其他的也“比比皆是”。就算“三代之治”，什麼時候是道德倫理的“烏托邦”？人類什麼時候宣稱過，或者敢於宣稱道德倫理的完善？

給中國開藥方，五四時有胡適的“全盤西化”和魯迅的“改良國民素質”兩派，猛藥下了不少，但是兩派都沒有、也不可能論證自己的觀點，最後都歸於民族虛無。近年又興起“制度”一派。不管哪一派，如果不能明析事理，只是一味東扯西拉，都不過徒亂人意而已。大多數國人“不問政治，一門心思只想着賺錢”，有什麼不好？富國強兵靠的是做實事，不是講虛理。而海外的中國人，為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急火攻心”，“皇帝不急急太監”，更無必要。不妨學學曾國藩，先從自身的義理講求開去，把格物致知的功夫做足，切忌言不及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