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個網名blee1的網友發了兩篇關於燕京大學的帖子，帖子是用繁體字寫的，但是仍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很早就讀過司徒雷登傳記，但是還是不太明白，聞名中外的燕京大學在五十年代初為什麼被撤銷？這個學校是司徒雷登一手創建的，資金主要來自美方。名義上是教會大學，實際上是一所綜合大學。由於管理有方，資金充裕，燕大吸引了當時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哲學家、科學家來校任教。愛德加斯諾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燕大短短三十年便一舉成為舉世聞名的著名學校，和美國很多著名大學如哈佛大學都建立了關係。燕京大學培養出了大批頂尖人才，當時中國新聞界90%以上記者都出自這所大學，當年參與報道日本投降儀式的記者就畢業於燕大。

blee1在文中談到了燕大復校的問題，我也曾經思考過。燕京大學是私立學校，投資方主要是美國人，解放後燕京大學被取締，也沒有給美國的託事部打招呼。司徒雷登曾為燕大受到的不公平遭遇感到非常傷心，也表達過抗議，但是，由於中美敵對，幾乎沒有直接或通過第三方商討的空間。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燕京大學是被沒收充公，然後取消的。我不知道國際法上是如何規定的，但直覺告訴我，這樣做是不合理的。

司徒雷登的妻子1926年去世後就埋在燕京大學，司徒雷登從此沒有再婚，一心撲在燕大的建設和管理上。司徒雷登臨終遺願是把骨灰埋在燕園，和妻子葬在一起，可是竟被當局拒絕，三年前輾轉埋在杭州。那裡是他父親傳教的地方，也是他的出生之地。現在燕園裡有斯諾墓，斯諾當年只是燕大的教授，而燕京大學的奠基人司徒雷登竟然不能魂歸燕園，是很說不過去的。

毛澤東的一篇《別了，司徒雷登》給這位有恩於中國人民的教育家定了性，他辛勞一生所成就的一切被湮滅，這是不公平的。現在是為司徒雷登平反昭雪，重新認識、紀念這位平凡而偉大的美國人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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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初進北大，深為校園之美麗風光所吸引，湖光塔影，小橋流水、松柏疊翠、綠草如茵、雕梁畫棟、曲經通幽，真是美不勝收；博雅塔、臨湖軒、未名湖、南北閣，無不透着詩意和書卷氣息。

聽人稱北大為 “燕園”，一開始不解其意，後來才得知，原來這塊風水寶地並不屬於北大。1952 年中國高等院校仿照蘇聯模式進行院系大調整，燕京大學被撤銷，北大從東城沙灘遷到了燕園。但是北大人不忘舊，仍然深情地把北大稱作燕園。

燕京大學的名字是和司徒雷登分不開的。可以說，沒有司徒雷登，就沒有燕京大學。燕京大學被撤銷後，哈佛燕京學社的北京部分隨之被關閉，但其在美國的機構一直運作至今，為漢學研究以及中美文化交流作着不懈的努力，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學術成就。

司徒雷登是一個傳奇人物，他生於中國，長在中國，在中國生活了五十五年。他當過傳教士、神學院教授、大學校長以及美國駐中國大使。1949年8月，他乘坐一架美國運輸機，黯然離開了生活了大半輩子的中國。毛澤東專門發表了《別了，司徒雷登》，為他送行，也讓他的大名在中國家喻戶曉。

1876 年，司徒雷登出生於中國杭州一個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家庭，從小跟母親學習英文、拉丁文、數學、歷史等知識。1887年，他回美國讀書，1899年進入神學院，加入了“學生海外志願傳教運動”組織，1902 年被按立為牧師。1904 年回到中國，學習漢語，跟隨父親到中國各地布道，1908年到南京金陵神學院執教。

1918 年，位於北京的兩所教會大學匯文大學和協和大學醞釀合併。美國南北長老會決定把籌辦新學校的重任交給司徒雷登，要求他建立“一所新的綜合性大學”。司徒雷登接受了挑戰。

1919 年，北京匯文大學、華北協和女子大學、通州協和大學三校合併為一所新的大學。為了擬定合適的校名，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由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和胡適等人組成，最後確定校名為“燕京大學”。

1919年6月司徒雷登抵達北京履新。新學校被認為是一個“不可收拾的爛攤子”，經費緊張，只有五間教室，一間可容一百個學生就餐的飯廳，同時兼用作會議廳和布道廳；另外還有三排宿舍、一間廚房、一間浴室、一間圖書室、一間教員辦公室。

為了尋找新校址，司徒雷登騎毛驢或自行車轉遍了北京四郊，終於找到了清華大學堂附近的一塊地方。這是明代米萬鍾家勺園的舊址，當時已成為山西督軍陳樹藩的私產。1920 年夏天，司徒雷登專程前往西安，拜會勺園的主人陝西督軍陳樹藩，打算花30 萬兩銀子購買這個園子。可是洽談結果是僅花了6萬大洋就買到了這塊地，而且，陳樹藩還慷慨地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項捐作了獎學金。

本來司徒雷登就任校長的條件之一是不負責籌措建校經費，可是形勢所逼，籌措經費竟然成了他的主要活動之一。他上任不久就開始在老朋友哈利盧斯博士的幫助下募集資金。這位哈利盧斯就是美國《時代》周刊創始人亨利盧斯的父親。司徒雷登推薦哈利盧斯博士為燕大副校長，其實就是給他一個頭銜，好方便他在美國籌集建校資金。盧斯擔任了燕京大學紐約託事部的副主席，不知疲倦地在美國四處奔走，為燕大募款。同時，剛剛在美國畢業，並已經接受燕大聘請的洪業也奉命和盧斯一道從事募捐工作。向人要錢不是個好差事，後來洪業回憶這段經歷時說：“我是街頭演出的猴子，盧斯是搖着手風琴等猴子演完戲向觀眾要錢的乞丐。”可見籌款之艱難。

1921年，亨利盧斯及美鋁公司創辦人查理斯馬丁霍爾維為燕京大學捐款，燕大陸續在北京西郊購買了好幾處地產，包括徐世昌的鑒春園、張學良的蔚秀園、載濤的朗潤園，合計共有780 畝，同年開始動工興建。

1922 年，司徒雷登利用回美國向教會團體報告燕京大學籌建情況的機會，開展募捐活動。在以後的十四年裡，他先後十次返回美國進行募捐。為了給新建的燕大籌款，他不得不“經常巴結未來的捐款人，而且向他們乞求”，為此他竟“得了一種神經性的消化不良症，這一症狀每一次總是在旅程完結時消失”，司徒雷登在回憶這段籌款經歷時感慨道：“我每次見到乞丐就感到我屬於他們這一類”。為了籌款，他想方設法結識了福特和洛克菲勒等富豪，並獲得他們的大宗捐款。在1936 至1937 年度，洛克菲勒基金會給燕大的資助占學校資金的11%，占學校年度預算的21%。為了給燕大籌款，本來對打牌毫無興趣的司徒雷登竟然一連幾天跟一個半聾的老太太玩牌，只希望老太太在臨終遺囑上寫上燕大。為了爭取得到美國鋁業大王霍爾捐贈的遺產，他連續幾年與執行其遺囑的美國鋁業公司總經理和律師保持密切的聯繫，除了給燕京大學爭取到150 萬美元的捐款，還給哈佛燕京學社的組建爭取到了一筆巨額款項，總金額高達640 萬美元。1922 至1936 年間, 司徒雷登僅在美國就為燕京大學募得2000 萬元。

司徒雷登還想方設法把燕京大學的學系和國外的學校和相關的基金掛鈎， 爭取他們的支持。燕京大學先後與美國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密蘇里大學先後建立了聯繫。並得到了他們不同程度的支持。尤其是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學與燕京大學的合作更使燕大在國內外名聲鵲起。

司徒雷登聘請美國著名建築師亨利墨菲為燕京大學進行總體規劃和建築設計。整個校園共占地770餘畝。東西軸線以玉泉山塔為對景，從校友門經石拱橋、華表，方院兩側是九開間的廡殿頂建築穆樓和民主樓，正面是歇山頂的貝公樓，兩側是宗教樓和圖書館，沿中軸線繼續向東，一直到未名湖中的思義亭，湖畔還有博雅塔和臨湖軒。東部以未名湖為界，分為北部的男院和南部的女院。男院包括德、才、兼、備四幢男生宿舍以及華氏體育館。女院沿一條南北軸線，分布適樓、南北閣、女生宿舍和鮑氏體育館。

1926 年夏，新校舍基本落成，一座近代中國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環境最優美的校園展現在世人面前。蔡元培題寫了“燕京大學”四個大字，懸掛在校門上。

同一年，司徒雷登的夫人去世，安葬在燕園。從此司徒雷登沒有再婚，他說，“燕大已經成了我的迅速發展壯大的家庭。學生們常常自己講，他們是我的孩子，而我對他們也確實懷有父輩之情，我能夠把我的全部時間和精力傾注於工作。”

為了吸引名師來校任教，司徒雷登竭力為他們創造理想的教學和生活條件。燕京大學在教職員住宅的建設上精益求精、不惜工本，除了泥石磚瓦取自當地，其他建築材料多由國外進口，製作門窗的木材都是上好的紅松，把手也全由黃銅製成。房間裡舖着打蠟地板，衛生間裡冷、熱水分路供應。每家門前屋後都有一個典雅的庭院。由於經費充足，校園環境優美，待遇優厚，燕大吸引了一流的數授，比如向達、翦伯贊、陳垣、顧頡剛、馬寅初、陳岱孫、吳文藻、張東蓀、馮友蘭、湯用彤、馮定、張龍翔、王力、林燾、朱光潛、沈同、林庚、郭紹虞、鄭振鐸、俞平伯、周作人、許地山、錢穆、侯仁之等，都曾在燕京大學講過學。

1937 年“七七事變”後，中國政府和教育機構紛紛遷往內地，但司徒雷登選擇了堅守。他在燕園升起了美國國旗，並在大門上貼上告示，不准日軍進入燕園。因此，北平淪陷期間，燕京大學是唯一留在淪陷區而不受日偽管制的高校，稱作“孤島”。但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司徒雷登被日軍逮捕，關押了好幾年。

燕京大學是中國教育的一個奇蹟，它只用了短短十年時間，便從不名一文的末流學校一躍成為國際知名的一流綜合性大學。它只存在了短短三十三年，但它在中國教育史上已經留下了濃重的一筆。燕大為中國各個領域培養了大批頂級人才，五十二名兩院院士畢業於燕大。甚至1979 年鄧小平訪美時，三分之一的訪問團成員都畢業自燕大。

最近看到流沙河的一篇演講稿《中國人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國人》，我想，那是他用親身經歷凝成的肺腑之言。

燕京大學是新中國錯誤外交政策的犧牲品。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會議的正式報告中確立了新中國外交“一邊倒”的方針。6月30日，毛澤東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指出“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 公開宣布了“一邊倒”的方針。9月，在具有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中，又把“一邊倒”方針被定為國策，其實質內容就是“聯蘇抗美”。四徒雷登黯然離開了他摯愛的中國。

“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讓中國吃盡了苦頭，先是跟着蘇聯瞎折騰，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後來又“兄弟”鬩牆，和蘇聯反目，大動干戈。中國白白耽誤了幾十年寶貴時間，被世界遠遠地甩在了後面，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中國對外開放，經濟建設才走上了正路。

三十年間，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是夠寬厚的了，資金、技術、市場全面向中國開放，每年忍受着上千億的對華貿易逆差。雖然美國國會經常指責中國政府，那是因為中國政府有錯誤，而且堅持錯誤不改；但是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是友好的。美國人對中國人不是“居心叵測”，中國領導人需要放開心胸，改正錯誤，認清敵友。流沙河說中國人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國人，事實如此，司徒雷登就是最好的證明。我認為，在適當的時候應該考慮恢復燕京大學，以告慰這位獻身於中國人民教育事業的美國人的在天之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