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和教育，一個保障的是人民的生存權，一個保障的是人民的發展權；這兩個行業是“產業化”的底線，一旦突破了這兩個底線，這個社會就沒有任何公正可言。然而可悲的是，這兩個底線早已被突破，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早在三年以前，我就寫了一篇名為《窮人受教育權利不容剝奪》的文章，呼籲社會關注窮人孩子上不起學的情況。然而，從那以後，教育產業化一直甚囂塵上，濁浪排天。無數人間慘劇發生了，無數品學兼優的貧困生被大學拒之門外。

　　時下在一片“教育產業化”的盛讚聲中，我卻時時感到絕望。並非我天生多愁善感，也並非我在目前的社會中缺乏競爭力，而是因為我看到：教育產業化”剝奪了窮人子女受教育的權利，等於消滅了他們通過受教育改變命運的希望，而讓他們永遠淪為無知愚昧的苦力，剝奪了人們的發展權；“醫療產業化”則剝奪了窮人的生存權。因此，我呼籲每一位尚有良心的同胞，和我一起反擊“醫療產業化”和“教育產業化”！

一、噩耗

　　催我寫下這篇文章的，是兩件剛發生不久的事。第一件是二○○三年八月六日晚上，中央電視台第二套節目播放的一個專題片——《貧困生：越過學費這座山》。該片講述的是陝西榆林一位農民景統仕可悲遭遇：生活貧困的景統仕在女兒景艷梅今年高考被東北師範大學錄取後，為了湊足一萬元的學費，一連外出幾天借錢而無功而返。為了給景艷梅上大學申請資助，景統仕又到當地派出所等部門蓋章以證明家境困難，然而這個章也居然沒有蓋下來。7月14日，景統仕喝下農藥自盡。電視上景艷梅流着眼淚說：“我爸爸回來，我不在跟前。他就跟我嫂子說，他說他已經老了，什麼事都辦不成了……早知道是這個結果，這個學我不上了……”

　　我一般很少看現在這些充斥了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電視節目。但是那一天也真是湊巧，當我從書房出來喝水時，正好看到了這一幕。當時，我握着茶杯呆站在電視機前，屏住呼吸把這個節目看完。沉痛？不，這種感覺不是一個“沉痛”所能形容的。悲憤？不，這種感覺不是一個悲憤所能包含的。我感到壓抑，感到這個世界為什麼這麼黑暗，為什麼使我艱於呼吸視聽。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千百年來，在社會底層苦苦掙扎求生的中國勞動人民總是把期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自己委屈點、辛苦點沒有什麼，一定要讓子女讀書、成材——這是我們民族的一個光榮傳統。女兒考上大學，這本應該是全家彈冠相慶、奔走相告的喜訊，然而在極度扭曲的“教育產業化”之下，這喜訊卻變成了吃人的魔鬼，變成了噩耗。

　　假如景統仕的遭遇還離我太遙遠，還算是“小概率事件”的話，那麼二○○三年六月份發生的另一樁慘劇則如同在我身邊炸響的一聲驚雷。在我們所對口的一個國有企業——××廠，由於經營困難，從二○○二年下半年至今連續九個月沒有發過一分錢的工資。二○○三年六月三日，在幾個歌舞廳趕場子拉琴掙錢的老工人胡××回到家裡，其妻子告訴他，在武漢某大學讀書的兒子在催交一萬元學費。胡××出門借錢。可是全廠工人都八九個月沒有見到一分錢了，自己家裡尚揭不開鍋，誰又有能力借出一萬塊錢呢？胡××出門一天，空手而歸。回到家裡，妻子見他一無所獲就嘮叨了幾句，胡××本來就又氣又惱又急，再加上妻子的辱罵使得他倍感絕望，於是他拿起洗澡毛巾狠命地勒住妻子的脖子，導致妻子氣絕身亡……

二、改革

　　曾幾何時，我們以“改革的春風吹遍神州大地”這樣字眼來形容改革開放。是啊，改革開放使我們掙脫了教條主義的束縛，消除了嚇人的政治壓力，解放了生產力，使得我國經濟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這樣的改革我們怎麼能不擁護、不讚頌呢？但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我們感到改革漸漸地變了味，先是官倒現象，再是腐敗蔓延，接下來就是來勢洶洶的下崗失業大潮和貧富差距的迅速擴大。而眼前，最為摩登的改革弄潮兒就是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繚亂的“產業化”。

　　不是我不明白，而是這世界變化實在太快。且不去追究這一浪高過一浪的“改革”，究竟哪些是類似於“包產到戶”那樣，是人民群眾所熱烈盼望幾十年的；僅僅是這些“改革”措施出台、實施速度之快，就令人嘆為觀止。在我們這個養活了四、五千萬公務員的國家裡，政府的工作效率一向十分低下，公文旅行、文山會海、拖拖拉拉，對此老百姓早已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然而令人驚訝的是，“醫療產業化”和“教育產業化”政策速度實施之快，實在讓人能夠徹底改變對我國行政效率的看法——先是幾個“院士”、“專家”出來論證說“教育是投資，教育是產業”，“按照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家長應當支付教育費用”；接着就是主管教育的官員們表示“要與國際接軌”，“教育產業化勢在必行”。還沒有等人反應過來，甚至還沒有弄懂“教育產業化”是個什麼意思，就看到學費扶搖直上九千里。“教育產業化”的從提出到實施，真可謂是雷厲風行、立竿見影。

　　我並非冥頑不化、抱殘守缺之人，對“與國際接軌”並不反對，對“產業化”也並不是一棍子打死。是呀，不必拘泥於陳腐教條，只要能夠證明對國家、社會、人民有好處，管它姓社姓資，什麼古今中外的經驗都可以借鑑。然而，讓我看不明白的是，為什麼“教育產業化”繞來繞去，最後繞到暴漲的學費去了？為什麼“醫療產業化” 繞來繞去，最後繞到暴漲的醫療費去了？毛主席曾說，“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四個字：造反有理。”而今，這句話是不是可以改成這樣：“產業化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漲價有理？”

　　錢，固然一分不能少的。在暴漲的學費面前，絕大多數家長、學生們表現出的是無奈。是啊，可憐天下父母心！自己再苦、再累、再窮，他們都認了，可是決不能因此斷送了孩子的前程。於是小康人家，只好降低生活標準，勒緊褲腰帶給孩子交學費；溫飽人家，只好砸鍋賣鐵甚至賣血賣淫供孩子上學；貧困人家，只好四處求爺爺告奶奶地借錢、借高利貸；而借貸無門的，要麼忍痛放棄上學的機會，淪為千百萬打工苦力中的一員，要麼，就象本文開頭兩個例子裡一樣家破人亡！

　　在這占了人口90%以上的小康、溫飽、貧困人家為“教育產業化”而愁雲密布之時，確有少數人笑逐顏開，齊聲說產業化好，產業化好，就是好呀就是好。說產業化好的有兩種人：一種是靠教育產業化大發橫財的“專家”、“教授”、“院士”們；另一種則是智商不高，卻錢包鼓鼓想進大學鍍金的紈絝子弟，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錢多，人傻”之輩。就這樣，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下層勞動人民被高昂的學費壓迫得喘不上氣，而一小部分不論黑白“先富起來的人”卻笑得合不攏嘴，成了“教育產業化”的真正受益者，正可謂“幾家歡樂幾家愁”。

　　假如說這些紈絝子弟僅僅是“人傻”，事情倒還好辦。問題是這些人有的雖然在學習上顯得很弱智，但在吃喝嫖賭、欺男霸女、打架鬥毆等事情上卻往往精於此道。由於有錢，在這個充斥着拜金主義的社會裡，他們什麼都可以辦得到——假如六門功課考200多分都可以靠錢來圓“大學夢”，那麼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靠錢做不到呢？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大學時代正是一個人的人生觀、世界觀形成的重要時期，假如大學校園充斥了這種害群之馬，我們的大學生們與這些紈絝子弟朝夕相處，將會對他們人格的形成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無須多說，“教育產業化”的實質就是“宰你沒商量”。特別是高等教育，簡直是如狼似虎，對莘莘學子和含辛茹苦的家長張開血盆大口漫天要價。某些精英們更是理直氣壯，他們說什麼“高等教育就是教育消費中的‘高檔消費’，自然是優質優價。”看看，在這些寡廉鮮恥的精英眼中，上大學就象打高爾夫球、吃滿漢全席、住總統套房、坐勞斯萊斯一樣屬於“高檔消費”，那麼，狠狠宰你一把，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呢？

　　“教育產業化”鼓吹者，除了急着發財的教育界少數人外，還有一些是明白標榜“經濟學不講良心”的“經濟學家”。隨着近些年知識分子社會和經濟地位的不斷上升，這些人越來越養尊處優，漸漸習慣了眼睛朝上不朝下，周圍接觸的不是大官就是大款，真正做到了“往來無白丁”。曾經有一位經濟學家在課堂上問學生——“北京的公交車還是那麼擁擠嗎？我很多年沒有坐過了”——一付小人得志的嘴臉。這種“不講良心”的經濟學家們，他們怎麼可能對普通百姓的艱辛、痛苦放在心上？確實，這幫人沒有良心，在這幫人那裡，一會產生出“一產業化就靈”的奇談，一會又產生出“腐敗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怪論。反正他們就是盯着權勢者的臉色說話，權勢者喜歡聽什麼，他們就說什麼，這種人我們應當怎麼稱呼他們？對，犬儒。通貨緊縮了，這幫人想不出別的高招，也想不到通貨緊縮、消費低迷是因為老百姓的貧窮和對未來越來越沒信心，於是乎這幫沒有良心的人想到了教育產業化——利用中國人望子成龍的傳統，強行把錢從老百姓腰包里掏出來。

　　為什麼本來被人民群眾熱烈擁護的改革逐漸被人民所懷疑、抵制？為什麼給人民帶來實惠的改革會催生出“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產業化”這樣的畸形兒？這是因為在我們這個國家，人民群眾一直都是被排除在決策體制之外的。人民群眾始終不能成為真正決策者，不是充當犧牲品，就是充當墊腳石。

三、壁壘

　　在本文開頭提到的專題片——《貧困生：越過學費這座山》中，另一個主要角色趙磊，為了籌足高額的學費，在建築工地打小工，一天掙二十塊錢。當記者問他打小工掙學費有多大難度，趙磊回答說：“難度有一個山的高度那麼大，大學一般下來需要四萬到五萬。就是貧困學生，不花錢的學生四萬到五萬。像我們家的話，四年能提供上個八九千就頂多了，四萬多跟八九千都是天文數字。”

　　是的，天文數字。以趙磊每天打小工掙二十塊錢計算，他需要不吃不喝不休息地幹上六年才能攢夠上大學的錢。儘管我們某些飽食俸祿的官員一再許諾“決不會讓一個學生因為沒有錢而上不起大學”，然而事實給予了這種貌似莊嚴的承諾狠狠一記耳光：據調查，僅四川成都附近一個小小縣級市德陽，二○○一年就有20名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高考學生因家貧湊不出數千元學費而不得不棄學。還有那些因為交不起學費屢屢發生的自殺事件的殉難者，難道這些人都是傻子？德陽只是一個小小的縮影，如果推而廣之，那麼全國每年面臨棄學困境的貧困學生恐怕要數以萬計。

　　多少年來，我們的媒體上總是在宣傳：“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通過知識改變命運”，還有“教育是立國之本”等等很好聽的口號。是的，現代經濟的發展越來越離不開知識了，無論是經商、受僱，甚至是種田，知識都已經成為必不可少的條件。一般而言，一個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就業的選擇面越寬。對於貧困的人口來說，接受儘可能多的教育，是改變自己命運的最大希望。

　　我不反對競爭，也不反對市場經濟。左翼和右翼的區別在於是否追求結果公平。但是，就連最保守的右翼也認為競爭要有一個必要的前提：起碼儘量保證起點公平，過程公平。現在的西方國家，基本上都在力求起點和過程的公正；而民主主義左派執政的北歐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則更進一步，追求結果的公正。而在我國，不用說結果公正，就連最起碼的起點公正都做不到。所謂的“教育產業化”，則加劇了這種起點的不公正。學校本來是個學習知識的地方，任何公民都有權利接受教育。如果說文革時期以“出身”和“政治表現”作為上大學的依據是一種絕對的不平等的話，那麼改革開放頭十五年以考試成績作為上大學的依據應當算做是一種相對意義的平等（當然，以考試成績取人也有缺陷，但那是“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模式話題了），可如今，演變成了以金錢作為依據難道不是另外一種絕對不平等嗎？！難道窮人家的孩子註定要在無知中生活嗎？

　　教育產業化提高了教育的門檻。目前，一般高等院校一年的學費起碼在5000元以上，重點院校或熱門專業則高達10000元。取最低線5000元來分析吧，它意味着什麼？根據《2001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預測藍皮書》，1999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為5854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僅為2210元，最低一年學費分別是一個城鎮居民一年收入的91.17%和226%。也就是說讀四年大學，光學費一項就要花掉至少20000元，相當於一個普通工人不吃不喝3年的收入，一個農民10年辛勞所得。這還是平均水平，一些貧困地區農民收入不足1000元；城市下崗工人最低保障線2400元，他們的子女上大學，那真是比登天還難。

　　值得注意的是，光交了學費不等於就能念完大學，現在一個學生在大學裡的吃、穿、用、住，購買學習用具、報名參加各種資格考試、購買參考書等等開銷，最低最低一個月也要花300～400元左右，一年下來少說也要4000元。這樣算下來，如今一個大學生讀完四年大學，全部開銷最少最少要36000元！這筆錢對於“神聖家族”的成員們來說，也許就是一頓飯錢，或者是夜總會裡一次瀟灑的費用。但是對於靠誠實勞動掙錢的普通老百姓來說就很無情了：對於小康人家，也許咬咬牙還能拿出來；對於一般工薪家庭，也許要節衣縮食好幾年才能拿出來；而對於下崗工人和農民兄弟來說，這不啻是個天文數字。

　　不，不止是高等教育。拜教育產業化所賜，幼兒園、九年制義務教育、高中……反正一切與教育沾邊的，也都搭車漲價，成為了“賺錢的產業”。現在，上個幼兒園一個學期都要幾千元，擇個校要幾萬元，進了學校還有“培優班”、“快車班”、“特長班”……都張開大口，等着咬得你鮮血淋漓。怎麼，你不交？難道你願意看着自己的孩子進爛學校、進差班當三等公民嗎？嗚呼！只要你有了孩子，你就一頭扎進了永遠填不完的黑坑，直到榨得你燈干油盡。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且發展極其不均衡。在中國，即使按照官方規定的很低的貧困標準，也有農村貧困人口3000多萬人，城市貧困人口1400多萬人，共計近5000萬人。另外，還有不少於5000萬准貧困家庭人口。這樣兩者之和就1億人了。由於各級政府善於謊報成績，實際上的赤貧、貧困人口只會更多。這些在貧困線上的家庭，其孩子上學面臨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以沿海較發達的某省農村為例，那裡家庭經濟狀況很不平衡，貧困和比較貧困的大約占30%左右。以此看，對這部分家庭的孩子一年收取100元以內的雜費和書本費，尚可以艱難承受的話，略加抬高收費標準，這些孩子就有輟學的危險。較發達地區如此，貧困地區的孩子更加困難，因經濟困難造成的輟學現象經常發生。

　　二○○○年，中國教育部宣布如期實現了“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目標。然而正如當年我國宣布“實現小康”一樣，這個“普九掃盲”目標的實現，並不能改變我國基礎教育面臨的嚴重局面。由於這個所謂的“義務教育”仍然是要付錢的，而且收費標準越來越高，導致我國許多地區特別是農村地區中小學生流失率、輟學率偏高甚至上升，不少農村學生由於交不起攤派而被逐出校門。根據前文中提到的《2001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預測藍皮書》中提供的數據，目前，我國官方認可的初中生輟學率為3.23%左右，農村地區高達4.2%，有的地區輟學率甚至高達10%。實際上，由於中國各級政府一貫善於慌報成績、掩蓋問題，以及忽略外流人口子女、超生子女的就學問題，造成統計資料嚴重失實。實際上根據筆者的調查，在一些並不算老、少、邊、窮的地區，初中生輟學率也甚至可以高達50%。而據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2002年的一篇報導，中國半官方消息來源證實，中國實際小學輟學率高達5%以上，每年產生50～70萬新文盲。

　　教育落後導致我國人口素質長期低下，眾多的人口不能轉化為強大的生產力，只能當作廉價勞動力使用。目前，我國人均受教育年限為6年，只算小學畢業水平。至今，中國仍然有將近兩億人寫不出自己的名字；另外有七億人雖然可以勉強讀懂報紙，但缺乏最起碼的基礎科學知識。2002年，曾有人專門做過調查，到全國許多大城市街頭進行隨機抽查，被抽查者中竟然有95%的人回答不全太陽系九大行星的名字。教育狀況相對較好的大城市尚且如此，教育薄弱的農村就更不用說了。由於我國勞動力占世界勞動力總量的26%，如此龐大的低素質勞動人口成為阻礙我國下層人民改善生活條件的“瓶頸”。由於缺乏知識，下層人民沒有辦法用知識武裝自己的頭腦，也無法用知識反抗來自權勢者的壓迫，因此下層人民不但生活困頓，而且更容易遭受無法無天的權勢者的侵犯。由於缺乏知識，下層人民不得不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僅收入低、工作條件差，而且可替代性非常強，往往人滿為患。由於文化素質低的勞動力擇業往往受到自身勞動技能的限制，因而想重新就業是非常困難的，故而形成了眾多的失業、半失業人口。這也是我國下崗、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

　　義務教育不僅僅是收費高的問題，教育質量也實在令人擔憂。我在農村的一個表弟初中畢業後到城市來謀生，據他講：他在小學的同學幾乎有三分之一沒有升入初中；而初中的同學則有很多長期不上課，到快畢業的時候才到學校交幾百塊錢領畢業證——這樣的“初中畢業”會是什麼樣的素質啊！

　　由於教育收費的超乎尋常的快速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趕不上教育開銷的增加幅度，造成了很多普通家庭對子女上學開銷的畏懼。事實上，對於一個靠誠實勞動掙錢的普通的工薪家庭來說，教育費用已經與一個勞動力一年所得幾乎差不多的地步，困難家庭和農民則根本承受不起。這樣發展下去將會形成這樣一個惡性循環：富裕家庭子女受到很好的教育，而貧困家庭子女繼續充當廉價勞動力甚至為爭當廉價勞動力而互相競爭——貧富差距則進一步加劇——這是赤裸裸的社會不公正現象。

　　根據我國的教育法規定：學校屬於非盈利組織。教育改革特別是公立學校改革，其目標絕對不能使學校一切向錢看。但是現在可以說很多學校已經完全向錢看了。不僅僅是高等教育費用，初等教育費用也是一升再升。按照我國《義務教育法》規定，初等教育應當是免費的，在歐洲許多國家教育從小學到大學全部是免費。而現在的中小學教育亂收費，直接違反了《義務教育法》和有關政策，攪亂了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加重了學生負擔，敗壞了教育的聲譽。它直接導致大量貧困家庭的孩子輟學或不安心上學，同時也引發了教育領域中腐敗現象。而且進一步拉大了第二代的貧富差別，容易造成社會的不安定。

　　我不禁想起了冷戰的象徵——柏林牆。這堵一夜之間修建起來的高牆，阻擋住了無數想奔向自由的人的夢想，數以百計的人在這堵牆下命喪黃泉。而今天，教育產業化下高昂的學費，正是一道無形的柏林牆，冷酷、橫蠻地阻斷了千百萬窮人改善命運的希望和夢想！

四、溯源

　　時下“教育產業化”的開展，正可謂如火如荼。鼓吹教育產業化的犬儒們向我們解釋說，目前的“教育產業化”是借鑑國外的先進經驗。我實在是不太敢相信這些“不講良心”的人的話了，因此為了弄清楚這個犬儒們從西天取經取回的“教育產業化”究竟是何方神聖，自二○○○年開始我就持續不斷地對“教育產業化”這一溯源進行搜索。然而令我大失所望的是，直到今天，我也沒弄清楚“教育產業化”的定義究竟是什麼。不是我天生愚鈍，無論是叫嚷實行教育產業化的犬儒們，還是反對教育產業化的社會良心們，幾乎所有參與教育產業化爭論的專家學者都沒有給我們以“教育產業化究竟是什麼”的明確概念。事實上，爭論不休的教育產業化的意義越來越含糊不清，以至於南京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林傑教授專門撰文指出：所謂的“教育產業化”實際上是一個偽概念和假問題。

　　真是咄咄怪事！一項雷厲風行地實施的政策，一個犬儒們不厭其煩地論證其“好處”的教育產業化，竟然連概念都是模糊的！儘管無數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和身受其害的群眾對教育產業化不斷提出質疑，但教育產業化的鼓吹者們始終沒有做出一項合理的解釋，只是反覆勸說大家接受教育產業化，教育產業化是解決教育資源不足的良方，云云。這好比一個人得了病，碰到一個江湖游醫，江湖游醫從他葫蘆里倒出一粒藥，說，“吃吧，吃了你的病就會好”。病人疑惑，問，“你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藥？”江湖游醫卻避而不答這藥的成分、藥理作用是什麼，只是一味地說，“這是西洋進口的好藥，吃了你的病就會好的”——請問，這樣的藥我們怎麼敢吃？然而，鼓吹“教育產業化”的江湖游醫們，卻不由分說地把這“洋藥”灌進了我們嘴裡，看到我們儘是痛苦的表情，就嘮叨着說這是良藥苦口。

　　也多虧本人有些毅力，三年來不斷查根問底，總算通過一些資料查到了“教育產業化”的溯源——美國斯坦福大學。那麼這所大學究竟是怎樣進行“教育產業化”的呢？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斯坦福大學為了解決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問題，專門開闢了一個以斯坦福大學和附近的伯克利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為核心的斯坦福工業園，使自己的教學、科研成就與工業園的發展雙向互動，互相促進。經過幾十年的精心打造，逐漸建成了一個世界一流的技術和知識密集型工業開發區——硅谷。目前的硅谷，分布着3000多家高科技產業和許多研究機構，不僅是美國最大的製造中心之一，還因其對科學技術人才的巨大需求，吸引了全美尖端技術人員的五分之一。同時，也為斯坦福大學的畢業生提供了充足的就業機會，更解決了教育研究經費不足的問題。斯坦福大學的成功實踐，被譽為“硅谷奇蹟”，促進了世界從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轉化；硅谷也被譽為“美國高新技術的搖籃”。

　　除去斯坦福大學以外，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英國劍橋大學等國際著名大學，也從教育轉化為生產力這一目標出發，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了“教育產業化”的嘗試，開闢了一些既有社會效益，也有經濟效益的研究項目，如：解決中低收入者住房問題、新型材料的作用、製造業的技術革新、研究發展人工智能、生物化學的廣泛應用等。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和劍橋大學，還分別建立起許多跨學科、跨院校的綜合性的實驗室和研究中心，取長補短、互相協作，建立起集培養高素質拔尖人才、知識創新、科技發明、高技術成果迅速轉化、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等諸多功能的，具有雄厚科技實力和巨大經濟潛力經濟中心。

　　儘管這些國際知名的大學進行了“教育產業化”的嘗試，並且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但是對所有這些大學來說，始終堅定不移的是在教育產業化方面的嘗試和努力決不允許動搖、改變大學作為保存、發展、傳播人類普遍價值、人類文明成果的公共機構這一根本宗旨，也決不允許把大學從“追求真理的場所”變為“追求效益的場所”。斯坦福大學校長卡斯帕爾教授在談到斯坦福大學和“硅谷”成功的事例時指出：“科研、教學與工業的結合，不僅可以促進教學內容的迅速更新，培養年輕一代學生的創新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夠促進科研工作本身的發展。”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院長傑羅姆·威斯納在就職演說中，解釋了他們進行教育產業化時所必須堅持的宗旨：“我們走到一起，是為了擴展人類對宇宙的認識。因此，不能允許任何主義、任何正統觀念、任何清規戒律和政治狂熱使我們離開這個目標。”

　　任何明眼人一望便知，人家的“教育產業化”是要把大學的研究發展能力和社會生產力有機結合起來，以知識促進經濟發展，以經濟發展提高研發能力。我們沒有什麼理由反對這樣的“教育產業化”，這樣的“教育產業化”的確值得我們借鑑。然而我們不明白的是：怎麼在人家那裡好端端的“教育產業化”，經我國的犬儒們“引進”以後，竟然變得驢唇不對馬嘴？怎麼中國的精英們鼓吹的教育產業化，核心問題就是一個——“漲價”？

　　可見，中國特色的“教育產業化”與西洋正宗的“教育產業化”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其目標簡直可以說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當西方國家的大學通過“教育產業化”如虎添翼、生機勃勃之時，我國的大學卻通過“教育產業化”變成了“誰出價高，誰買教育機會”的、亂糟糟的拍賣場。大學本身通過拍賣教育機會成為了“賺錢”的行當，知識分子的良知、大學的精神、社會的期待、國家的前途都被我國這些“不講良心”的經濟學家們明碼標價，放在貨價上喊價出售。而那些出不起入場券的窮人，連進這個拍賣場的機會都沒有。一句話概括，就是中國那些鼓吹“教育產業化”的犬儒們，他們所鼓吹的所謂“教育產業化”是不折不扣的假冒偽劣產品。

　　俗話說“十年育樹，百年育人”，教育是任何一個社會發展的最重要的後備力量。現代社會的任何進步與生產的發展，都離不開科學，因而也離不開教育。教育成了振興一個民族強大的力量。現在已經很明顯了，世界最重要的競爭就是科學技術的競爭，也就是人才的競爭，因而歸根結底是教育的競爭。教育是民族的未來，是各項事業的基礎。教育興則國興，教育弱則國弱。要實現我們民族的偉大復興，教育是必備的前提。因此，我國政府早就提出“科教興國”的戰略。

　　這些冠冕堂皇的話早就是老生常談了，然而一旦付諸實施，似乎都“忘記”了這些熟悉但卻正確的道理。請看，某位聲名顯赫的科學院院士在談到高中及大學教育時，是怎麼說的？他說：“需要澄清的是，高等教育不屬於義務教育，所以在原則上，其辦學經費只能來自廣大人民群眾自身。”瞧，我們這些愚民真是頑冥不化、頭腦混沌，以至於需要我們這位學識淵博的院士出來“澄清”，來為我們指點迷津。

　　好一個“辦學經費只能來自廣大人民群眾自身”！仿佛這個國家的財富不是“人民群眾自身”創造的，仿佛這個國家的財政收入不是“人民群眾自身”從自己的勞動果實里繳納的。請問這位擁有“院士”頭銜的犬儒，政府是不是會點金術，能夠把頑石化作金條？這位戴着“院士”大帽子唬人的白痴，連政府的財政收入取自人民的基本道理都不懂，還有什麼臉再當院士？小平同志說過“最大的失誤在於教育”，我看一點都不假，培養出這樣不知羞恥、不懂天理人倫的“院士”來，不正是教育的失敗的活教材嗎？

　　犬儒們關於教育的奇談怪論確實是五花八門。根據我搜集的資料，這些歪理邪說大約可以分作三類：“國際接軌論”、“投資收益論”和“教育成本論”。下面，就讓我們來逐一分析這些奇談怪論究竟是些什麼貨色。

　　首先看看“國際接軌論”。近些年，與國際接軌是使用頻率最高、最時髦的一個詞了。持這種論調的犬儒們為漲價辯護時，根據學費漲價後大學最低學費占生均培養成本三分之一左右，與美國大學學費占培養成本的比例大致相當，恬不知恥地炫耀我國高等教育在收費標準上已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因而已經“接軌”，是國際通行標準。這種“接軌論”聽上去倒是象很有道理。然而事實是怎樣的呢？根據本人的了解，世界各國高等教育收費標準從來就依據各國福利水平的差別而千差萬別，根本就不存在一個什麼“國際標準”！俄羅斯、芬蘭、瑞典等一系列國家，大學教育就是完全免費的；意大利等國家，高等教育是象徵性收費；相比之下，美國的學費屬於比較昂貴的，但是美國大學中行政管理人員非常之少，也就是說，吃閒飯、養閒人的現象非常少。而在中國，大學中冗員（不從事教學的政工和行政管理人員）非常多，大學生培養成本中用於養閒人的開支占掉了相當一部分。養活這些無所事事卻以整學生為樂的閒人卻要學生支付，這恐怕是中國的一大特色吧？我真是感嘆天下竟有這種寡廉鮮恥之人，科研水平、教學水平、管理水平，跟人家相比差了好幾個檔次，不急於在這些方面與國際接軌，卻急不可待地要在學費上“與國際接軌”！我們不禁要問，這些犬儒跑到國際上，究竟是“接軌”呢還是“接鬼”？

　　犬儒們津津樂道的第二個歪理邪說是“投資收益論”。他們說，高等教育的最大受益者是受教育者個人，交學費是私人為自己所作的教育投資，所以按照“誰受益誰投資”的原則，漲價自然是理所當然。的確，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就是財富。但是，知識也是全人類的力量，知識也是全人類進步的階梯。難道國家不是教育的受益者？難道社會不是教育的受益者？難道教育不是國家對未來的投資？難道一個高素質的國民群體比一群低素質的國民對國家的振興和發展不是更有利？難道公民在納稅時不包括自己對教育的投資？至於“誰受益，誰投資”的所謂“原則”，更是一個偽原則。比如說嬰兒吃奶，嬰兒自然是受益者，請問犬儒們怎樣讓嬰兒投資？莫非鼓吹“教育產業化”的犬儒們一生下來就懂得投資？那麼這些人的確是經濟天才了。嬰兒不會投資，但嬰兒懂得長大以後回報母親，正如學子學成前無法投資，學成後就可以報效祖國一樣！可見，犬儒們的“投資收益論”完全是一種避實就虛、敷衍塞責的無稽之談。

　　犬儒們成天掛在嘴皮子上的另一個歪理邪說是“教育成本論”。他們說，根據計算，每個大學生平均的培養成本是每年兩萬元，即使是漲價後的5000元學費水平，也並沒有體現出高等教育“優質優價”原則，意思是價還漲得不夠。依我看，這些標榜自己“不講良心”的犬儒們實在是太仁慈了。不過細心人不難發現，這些仁慈的犬儒在分析成本的時候，似乎忽略了幾點：第一，是前面提到的冗員閒人腐敗侵占教育成本問題；第二，學生在明碼標價的學費之外要交的其他費用，這些費用一點不比學費價格便宜，還有專為贏利而開出的遠遠高於“成本”的“贊助費”、降分數費、選“熱門”費等等；第三，中國大學生在交納了巨額教育費用之後，得到的並不是“優質”的教育，而是一百多人一個班的混亂秩序，落後的教學條件和陳腐的知識。一句話，中國高等教育簡直是高價買劣質產品，這跟坑人的奸商有什麼區別呢？

　　當然，犬儒們也覺得自己的歪理邪說確實有些單薄，為了給自己壯壯聲勢，他們就利用自己寄生的官僚階層賜予的話語霸權，紛紛戴上“輿論普遍認為”、“權威人士說”、“大勢所趨”之類的大帽子，拉大旗、作虎皮，再據此做出“教育消費是老百姓最願意掏錢的消費”、“學費上漲幅度未超過居民的經濟承受力”、“老百姓欣喜萬分”、“各界充分認可”的斷言，仿佛學費漲價是老百姓盼望已久的大好事，簡直是一聽到學費漲了就激動得“熱淚盈眶、奔走相告”了。這些騙人的把戲，唬得老實百姓作聲不得；即使有幾個想做聲的，也因為沒有話語權而啞巴吃黃連。我聽說，幾年前美國為漲一美分郵資，竟然開了幾十次聽證會，此次中國學費奔騰式地上漲，開過哪怕一次聽證會嗎？嗚呼！在中國這個政府辦事效率驚人低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到處是關卡的國家裡，一提“漲價”二字各級部門真是象吸了白粉一樣來精神，竟然一路綠燈，幾個月就貫徹實行而且如此徹底，堪稱中國之一大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