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也是這樣枝條飄綠的季節，正讀高中三年級的我被告知保送入北京大學。當時的 條件很不錯，文理科可以任選一個系。結果我的第一志願填了社會學。不少老師和同學們 都感到驚訝：為什麼不選法律、經濟這些熱門？我的父母也不理解。其實我自己那時候也 不知道社會學為何物，只不過望文生義，覺得社會學必定討論事關國計民生，是"偉大"的 。

我至今記得我當時對媽媽說的一句話：

如果要是去別的學校，我就會挑一個熱門；但既然是要去北大。我就只能做一個特別的選 擇！

父母因此欣然同意。不錯，"北大"這兩個字在我當時少年的心裡是激起一種犧牲的願望的 。

我真正的北大生活，卻開始於我對北大的兩個不滿意。

1991年我們結束一年的軍訓，滿懷欣喜回到燕園，但那時候的文化空氣十分沉悶，最熱門 的話題是知識分子下海辦公司，學生們強調的就是學好英語趕快出國。沒有講座，沒有討 論，一片涼氣。在1991年紀念"一二·九"的一個小型座談會上，我禁不住發出了這個疑問 ：我心目中的北大在哪裡呢？"世俗化"（那時候已經知道這個詞）固然是一個趨勢，但是 不是要全社會的青年都去樹立"雞窩式的理想"呢？這是我第一次在北大的公開場合發言。 當時說那樣的話多少是有些傻呵呵的，但居然還給不少人留了印象。多年以後當時在場的 一個人還對我說："真想不到你們中還有這樣有熱情的！"是啊，熱情，它本來不就是我想 象中的北大的最重要的東西，我自己給自己規定的在北大的起點嗎？

第二個不滿意是針對我們系的"社會工作"課程的。這門課主要是從香港引進的，課上講的 是各種實務操作中的詳細技巧和原則，上課時黑板、筆記本上滿滿登登，累得夠嗆，下了 課卻腦子裡一片空白。都說學生是最愛抱怨發牢騷的，我不滿現狀，也想"發而為聲"。但 一要發聲，我就琢磨，這課究竟是什麼地方讓學生不滿意呢？要讓學生滿意該是什麼樣的 ？特別是，要在現在的基礎上達到讓學生滿意，又要怎麼改呢？我趁着一個周末的晚上（ 周末宿舍不熄燈），洋洋灑灑竟一口氣寫了一萬多字。最後還專門設計了一個教改方案， 提出要把授課內容分成"三大版塊"云云。到禮拜一斗膽呈給了系主任。"萬言書"的具體內 容早已遺忘，而當時那股思考的快感，層層深挖並把自己想法表達出來的快感，卻至今和 那個夜晚的那片橘黃的床頭燈光一起，深深印在我的腦海里！

我記得自己在那以後還寫過一篇名叫《第三位先生》的文章。說的是在"德"、"賽"兩位先 生之外的"穆先生"（道德）。強調我們過去講道德、講文化，總把它們當作已經戴在頭上 的帽子，當作終極的東西，而我們實在應該把它們摘下來，拿在手裡看一看。它們其實都 只代表了人們在一定時期的生活實踐而已。這個觀點實在是"卑之無甚高論"，但它也表達 了我對北大同學愛講"文化"，而且多少有點文化至上甚至文字至上的傾向的反思。通過這 一段的學習，我在熱之外，又多了些冷。或者說，我在沒有充分感受到北大之"熱"的時候 ，又開始體會到它'冷"的一面的魅力。這正是北大的學術和理性的魅力啊。

在後來的五年多時間裡，我基本上就做了一件事，調查北京一個自發形成的流動人口聚居 區："浙江村"。一個大二的學生，就憑一個紅塑料套的學生證和系裡的開的介紹信，到各 個部門問這問那；又到出租車都不敢進，人們一談就變色的社區里和流動人口同吃同住， 而且後來居然還在那裡開展專業"社會工作"，幫助他們改善社區生活，多少也是有點不尋 常。但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我調查報告的初稿一出來，就受到學校有關部門和老師的稱讚 。又經學校推薦，獲了全國性的獎。同學們也鼓勵頗多，我一時竟成了學生中的小名人。 很多人，特別是北大之外的人，對我用這麼長的時間就做這麼一個調查很不理解：五年來 講來講去就講這麼一件事怎麼不煩？我想這首先離不開北大的鼓勵。年輕人做事情是要鼓 勵的。北大制度化的教學體系雖然也在日益完善，但是它卻從來不鼓勵學生只在這制度的 死框框裡按部就班，循規蹈矩，而對各種超常規的發展則分外給予肯定。不但"民間"如此 ，"官方"也是這個口氣。北大從來不是月餅模子，而只給你一片肥沃的土壤，一片多彩的 天空，這是我們北大雖然"生產人才"的效率不高，但卻能奼紫嫣紅，一定時候還來個橫空 出世的重要原因。

但表揚只是一個外在因素。大概任何真正持久的事情都既不能靠外面的轟轟烈烈，也不能 只靠自己咬牙切齒來堅持。現在回想起來，我是走了這樣的"雙軌之路"，我把自己的一半 放在北大，把另一半放在"浙江村"。在這邊，我不斷在讀書討論中體味北大，不斷從這裡 汲取新的感受、理解；在另一邊，我又到"浙江村"去實踐這些感受。正因為我這邊的所汲 之水源源不斷，我對自己的園地也就自然灌溉不輟了。而我從北大汲取的這精神之水．也 是今天我要離開北大的時候所體會最深的，正是北大的冷熱相濟。

北大終究還是"熱"的。這"熱"，不是社會上的"燥熱"。生怕踩不到熱點，生怕自己趕不上 這趟那趟的機會班車，天天滿懷希望，卻又未知所終，這可能是眼下我們這個高速變遷的 社會中的典型心態吧。北大近年來雖然也未能完全免躁，但這裡的人們卻明確地堅持了一 種超乎自己個人憂喜的社會熱情。一個新生來對我說，他在未名湖邊聽見有一男一女吵架 ，仔細一聽卻是在爭論一個當代中國的經濟問題。他大為感慨。是啊，這類的熱烈吵架， 多少年來就一直是北大的典型風景！本科時我住28樓（身居三角地中心，據說是一棟有豐 富傳統的樓），旁邊是政治學系的宿舍，大家來回亂竄，一會兒爭論一個新觀點，一會兒 又策劃一個新活動。有時候已經熄燈入睡良久，卻會聽見門外有激動的聲音喊你，硬是把 你拉到冰天雪地里聽他的新心得。一時間真感到滿樓道僻里啪啦的思想火花。

北大又是"冷"的。這冷，當然更不同於社會上的冷漠了。這是我們的理性傳統、我們對學 術的崇尚，所賦予我們的冷靜，我們獨立思考、只相信事實的態度。北大的學生難糊弄、 難煽動，就有這個因素在裡頭。我們的多懷疑、少媚俗、不願趨炎附勢，也都是這"冷"的 延伸。

而最可貴的是，在北大，這一冷一熱被結合在一起。熱情，決定了我們對哪類問題感興趣 ；冷靜，又決定了我們要用科學來具體解決這個問題。我曾聽說這樣一件事：大概在80年 代，北大學生群情激昂，要求政府對日本經濟制裁，一位著名教授卻辦了一個逆潮流的講 座，強調了一個民族在騰飛之時所必然要承受的屈辱。講完了，教室鴉雀無聲，教授退後 兩步，自己鼓掌。隨之整個教室也掌聲如雷。這位教授的思考，不就是熱和冷的結合麼？ 我們北大同學愛說的"追求真理"，"謬誤歸於我們，榮譽屬於真理"，不也是要以最熱的態 度來追求最冷的真理麼？

只有冷熱相濟，才能冷熱相長。我聽說社會上對北大學生有一種議論，可以歸納為"先熱 後冷症"：在學校（或者是在低年級）的時候熱，一心要做天下文章，甚至兩腳都不着地 ；而到了社會上（或高年級），受一點挫折，卻一下子老氣橫秋，甚至恨不得要過隱居生 活了。我認為這種評論有它中肯的地方。這種症狀的原因也正是在"熱"裡頭少了些"冷"的 因素；為熱而熱，沒有把這熱情建立在對社會的實證的觀察和思考上。即使像北大這樣的 地方，也有複雜的人際關係，也有各種亂七八糟、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如果我們只說她是 "文化的象徵"、"精神的家園"而不看到這些現實存在，到頭來很可能就要失望。熱情不僅 不能持久，更難以被化為實踐--因為只有清醒地面對現實，我們才知道要拿熱情去改變什 麼！同樣的，冷也離不開熱。現在人們很強調科學研究的"價值中立"。這對研究的操作過 程而言是對的，但我認為，至少對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來說，畢竟不是會計算賬甚至母雞 孵蛋，它不是一個技術流程，它需要人的感情的投入。你是把自己和你的研究對象都看成 一堆洋白菜，還是把他們看成一群和你共同命運的實踐者、歷史創造者、有歡樂有追求有 苦難的生活着的人，你的研究旨趣、你所提的問題、你的觀點就是會不一樣的。我們的社 會需要知識分子，特別是需要北大這樣的知識分子群，並不是因為他們"聰明"，而是他們 比別的社會群體更能超越自我的局限，對整個社會提出系統的思考。思維將是冷峻的，而 思想則應該是滾燙的！沒有純粹的理性，沒有必要刻意迴避價值，因為價值本來就是我們 人之為人的重要的內涵！不是為科學而科學，而強調經世致用，強調思考和社會實踐的密 切互動，這是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很好的傳統，也是我們北大的重要傳統。我們常常互相鼓 勵要建設"中國學派'戰者是"中國氣派"的社會科學，認為這是北大下個世紀的首要任務之 一，那麼這種傳統是不是也可以成為這個建設中的重要的思想資源？只有在我們自己的滾 熱的關懷之上，我們才能樹立和西方不同的思維體系。

這些年我所逐漸形成的，也讓我最得意、最愉快的感覺就是：面對這個社會，我總覺得有 問題非要去搞清楚，非去回答不行，儘管其過程必然艱苦而且乏味；同時也總有問題讓我 覺得在邏輯上是這麼引人人勝，在理論上又這麼有挑戰性，禁不住要去搞清楚。北大和" 浙江村"，一雅一俗，似乎可以說是社會的兩極，而冷熱精神使我能把大推的思想和大俗 的事實不斷溝通和互動。我有理由相信，這樣的思路將是有生命力的，我們學術的發展、 北大的發展、乃至全社會的發展，也將需要這樣的既冷又熱。北大八年寒暑，五載"浙江 村"，初識炎涼，冷暖自知，初步體味到這冷熱之間的生命況味，也可算是我這些年沒在 北大枉呆一場！

我這片小樹葉終於是要離開母親的枝幹了。但我所體會到的冷和熱，都是超越了對自我的 考慮的。冷熱再相調，也無法保證舒適體面的個人生活。在要離開母親的時候，我又突然 面臨了這樣的尷尬。我也惶惑。但最後響在我耳邊的卻還是當年我自己和媽媽講的話的繼 續：

既然已經這樣地走過了北大的校園，那就接着這樣走下去吧！

作者簡介項飈，1972年生，浙江溫州人。1990年保送入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就讀，1995年開 始攻讀碩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