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錢交易在中國早已經是一種常態了。而更糟糕的是，隨着“教育產業化”的蓬勃發展，官員們“知識化”的要求越來越強烈，有錢人的“教育投資”欲望也愈發旺盛。這樣的大環境下，教育不堪其雙重衝擊，教育“產業化”演變成了教育婊子化。

如今，買文憑在全國各地大小官員中也成了一種常態。從名牌大學到重點大學、普通大學，直至函授。現在，我們官員們的“知識化”水平相當高，即使是政府一般工作人員也基本上達到本科以上文憑了。

應該肯定：國家對幹部知識化的要求的確對提高官員的素質起到很大作用，特別是改變過去政府官員主要來自轉業軍人的用人方式，公務員社會招聘是個非常大的進步。然而，由於制度上的先天缺陷，這種對幹部“知識化”的要求也給教育界、知識界帶來了災難，腐蝕了學術風氣。此外，教育金錢化產生的不公，斷絕了底層通過教育改善自己社會地位的希望。其問題之嚴重，恐怕遠遠超出最初設計者的預料。後果也許是災難性的。

社會分層的標準一般有三個：經濟、權力、聲望（馬克斯.韋伯)。其中，衡量聲望的主要因素是教育水平。在西方社會，按不同的分層標準劃分的社會階層是不重合的。例如在西方發達國家，若按教育水平劃分，大學教授、博士等，社會地位最高，但他們一般並沒有政治權力，且經濟收入相對也不很高；若按經濟收入劃分，那些企業家、CEO們社會地位很高，但他們沒有政治權力，學歷也並不高；若按權力劃分，總統、州市長們和議員們社會地位最高，但他們的經濟收入和學歷也並不很高。在法治成熟的國家，是絕對不允許權錢交易和買賣文憑現象成為社會常態的。也並不存在一個唯一的社會分層標準（術語稱，不存在社會分層中軸），整個社會結構具有彈性。各層間，人們容易互相交往和溝通，不同地位的人們也很容易獲得心理平衡。例如錢和權上沒有比較優勢的大學教授，對企業家和議員們，會通過學術成就獲得自我價值的補償。。。。這樣，大大減緩了社會衝突。

現在中國學術、教育界界腐敗，新聞界勢利。只要有了權力，就可以很容易得到其他兩樣東西。除了我們常見的權錢交易，還可以用權力換取文憑，以及通過同樣腐敗的媒體獲取名聲。在中國,只要有了權力、經濟收入、聲望中的任意一個，就可以輕而易舉的換取另外兩樣東西。這種分層標準高度重合的剛性社會結構，使得各社會層際間很難交往、溝通和流動，形成社會階層的斷裂帶和分裂。生存的艱辛和對未來的絕望，使得底層對上層充滿敵意和仇恨。很容易鋌而走險，引起強烈社會衝突。

本來，中國重視教育的傳統文化是民族極其寶貴的發展資源，然而。如今的“教育產業化”卻如同一個掠奪性採礦者，為了其在一條礦脈上獲取暴利而不惜毀壞整個礦山。

更可悲的是，在利益和高額壟斷利潤的驅使下，這種近乎瘋狂的“產業化”如同爆發的山洪，靠現行制度是根本無法遏制的。

以我之見，以現行教育部門對教育資源的高度壟斷和教育信息的完全不透明，現在的這種治理方法，不但起不到什麼成效，反而會在未來強烈反彈。在低風險高回報的“教育產業”中，為了巨額壟斷利潤鋌而走險者決不會因為你殺幾個倒霉的猴子就能鎮得住的。

中國民眾的忍耐力，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望子成龍的希望上的。而這種“成龍”的希冀主要是寄托在子女教育上的。現在，這種希冀正漸漸化成泡影。

當今的中國，已經不存在毛澤東、鄧小平式的威權人物。一群在極左造反文化氛圍中成長起來的絕望民眾，再加上任上絕大多數官員都是沒有社會責任感而忙於一己私利的。這樣的社會將有什麼樣的未來？恐怕不難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