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風雪北大荒1958-60

一

興凱湖勞改農場共有九個分場，其中六個勞改分場，兩個勞教分場，一個女犯分場。,每個分場都有上千的人犯。六月中那個下午，幾隻大木船從密山把我們這夥八百名勞教分子運送到湖邊的八分場臨時場地。那裡已經有先遣勞教人員搭好一個廚房和一間工具棚。我們下船後，就忙着搭大帳篷。這是我們搬到固定場址以前的住所。安頓下來，趕緊吃晚飯，窩頭鹹菜。飯後集中在帳篷前面的空地上，聽場長做報告。場長是北京公安幹警，他報告的主要內容是警告大家千萬不要企圖逃跑。分場周圍都是沼澤，這裡叫草墊子。看上去是平地踩下去就淹死，根本逃不出去。企圖逃跑是刑事犯罪，抓回來從重判刑。我不能想象有任何人敢以身試法，因為政府經常宣傳社會主義司法機關如何強大，任何罪犯也不可能逃脫它撒下的天羅地網。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就開始通過強迫勞動改造思想。我們的第一項任務是就地取土，沿湖修築一條導流堤，防止湖水泛濫。這樣我們就可以開墾地勢較低的處女地。我們用的工具是鐵鍬、鐵杴、鶴嘴鋤、夯槌、扁擔。我們天不亮就起身。啃一兩個窩頭，喝一碗玉米粥，隨即扛上工具，列隊前往兩三里外的工地。勞動時，分成二十多人一班，每個班又分成幾個小組。有挖土的，有抬土的。挖土的都是身強力壯的年輕人，用鍬用鋤都是能手。我從來沒用過鐵鍬之類的工具，被分配和一個萎靡不振的中年中學教師用麻袋或柳條筐抬土。扁擔我也沒用過，擱在肩頭別彆扭扭，很快就把肩頭磨成血肉模糊的一片。我咬緊牙關一天接一天磨練我的肩膀。和大家一樣，希望我這樣努力勞動能得到負責監管的隊長們的好感，早日獲得釋放。

沒有固定的勞動時間，我們日出而作日沒而息。夏天白晝越來越長，我們勞動的時間也越來越長。與此同時，英明領袖又發動大躍進。要求全國人民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隊長們，每天訓話時，問我們全國的革命人民都在響應偉大領袖的英明號召，拼命大干，你們這些有罪的人，應當怎樣幹才能將功贖罪？於是我們的勞動時間更長。我們抬土的份量，越來越重，跑得越來越快。勞動競賽，成了家常便飯。挖土小組之間，展開競賽爭取為建設社會主義大堤貢獻最多的土方。

分工打夯的各組，高唱隨口編造的夯歌，用熟悉的小調和意在言外的雙關語，打動從事勞役的流放者的心。未來的史家，也許會在他們的史書中，為這些勞動營的歌手，找到一席地。有一個勞教分子，從一個工地跑到另一個工地，像一個流動的小販。手裡拿着一個喇叭筒叫賣他的貨色。他過去是搞宣傳工作的，現在上勞改工地搞宣傳鼓動有點大材小用。大家看巫寧坤，忽然聽到自己的名字，我簡直不敢相信。因為由於抬得不多或跑得不快，我常受過批評。他過去是個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知識分子。他剛來勞動時，抬土抬得很少。但是現在看他抬得越來越多，跑得越來越快，思想改造的好榜樣，再加油力爭上游再上游。我明白，他拿我給別人做榜樣，可我感到我隨時會垮掉的。

每天傍晚，久盼的值日隊長的收工哨子一響，我們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湖邊去洗淨工具，然後稀稀拉拉地往回走。活像一隊吃了敗仗的散兵。回到帳篷里，我們就把搪瓷飯盆，擱在各自的床位前面土地上，等那一份玉米粥。因為粥總是滾燙，我們就先到湖邊去清洗一天下來的汗和土。我們又累又餓，玉米粥總是十分可口的。可是有一天晚上，我從湖邊回來，卻發現金黃色的玉米粥變得黑糊糊的。我不相信自己的深度近視眼，就問鄰鋪的小伙子，一個快活的小偷。   這是怎麼回事兒？
“蚊子“，他說。
“天哪，那我怎麼辦呢？“ 我沮喪地問他。
“吃下去，我們大伙兒都吃了動物蛋白，你該知道教授。你在北京大學吃不到這樣的好東西，對不？你今天大躍進得了表揚。沒準兒明天你又會因為吃蚊子得表揚。” 他調皮地哈哈大笑。

我用怡楷寄來的大鋼精勺兒，大致刮去了上層的動物蛋白。把剩下的狼吞虎咽吃了下去。蚊子是離京前，那位公安幹部動員報告裡沒提的東西，很快就成為一大禍害，甚至在白天也不饒人。確確實實有千千萬萬蚊蚋。有時甚至於，遮天蔽日。因為農場位於大片的沼澤和草原中間，白天上工時，我們不斷受騷擾，完不成勞動定額。後來給我們每人發了一頂挺別致的防蚊帽，好象一頂小蚊帳。當然自費啦。身上其它暴露的部分，仍然受到蚊蚋的襲擊。這些吸血鬼，在我夜間躲在蚊帳里做的惡夢裡就變成吃人的猛獸。

到了夏至，三點鐘天亮，八點鐘太陽才下去，我們每天勞動十四十五十六個小時。隨着大躍進升級二十四小時連軸轉，也不希奇。兩星期一次的大禮拜改成了三星期一次。用大躍進的術語，大幅度延長勞動時間叫做放衛星。分場第一次放衛星的日子訂在中秋節前夕，恰好是我三十八歲的生日。我隨隊去一個兄弟分場，在皎潔的月光下，整夜參加收割水稻。也可算別具一格的生日派對吧。第二天中秋節正日上級又號召大家再割一夜稻子放一顆比滿月還亮的衛星。我累得要死，又想念怡楷和一丁，飽嘗了生別常惻惻的滋味。幸好明月如霜還能默頌蘇東坡歡飲達旦後寫的水調歌頭。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

冬季長達六個月，北大荒冰天雪地。我們完成了導流堤工程。剛搬進八分場新建的一棟棟茅草房。第一場雪就落下了。那天是十一，慶祝國慶放假一天。隊長們又號召大家加倍努力，通過強迫勞動改造思想。他們大聲疾呼力爭上游無止境。雪下得更多把大地埋在一望無垠的白色墓布下面。我真羨慕冬眠的動物，牠它們免受嚴冬酷寒之苦。直到春天，給它們帶來生的喜悅才醒來。對於當地的農民。這也是平和休閒的季節。

整個冬天，地上雪深數尺。他們有什麼農活兒，可干呢？可是你不得不佩服那些精通馬列主義辯證法的同志們，他們認為這恰恰是處理那些在別的季節無法下手的工程的季節。
勞改營與世隔絕的場地，是精心策劃的選擇。因為它讓犯人幾乎絕不可能逃跑。唯一的對外交通工具，就是裝運我們來的那種原始的木船。早先來的犯人，從湖邊鑿開一條狹窄水道，通向總場場部所在的中心地區。但是來往船隻越來越多，水道就難以應付了。如今大湖和小水道都凍得結結實實，這正是把小水道改建成一條運河的大好時機。
冰天雪地的工地上，一眼望不到頭的奴隸大軍，沿水道排開。各隊分段包乾，規定每天完成多少冰方。第一步用冰鎬把水道里的冰，切成整齊的大冰磚。然後把冰磚抬到水道的兩邊，堆砌成兩條冰的長城。有一天，氣溫降到攝氏零下38.50度。總場領導決定這正是放衛星試與天公共比高的好日子。等到該出工去放衛星的時候，我們這個班一半的人還沒下炕，都說是病了。包括身強力壯的班長。一個小伙子躺在炕上，說這種鬼天氣去跟冰塊兒打交道，我還不如死在炕上。那天值班的是李隊長，我們大家都說他是個菩薩心腸的復員軍人，他進來一眼就看出問題。
　　臉朝着我說：“巫寧坤，今天你代理班長，把已經起來的帶去出工。”我大吃一驚。向他求情。
　　“我，李隊長免了我吧。您知道我連冰鎬也不會使。
　　他說：“沒關係嘛，那邊幾個可以切冰塊供你們幾個抬去吧。今天放衛星嘛！”
　　我便領着十來個裹在臃腫的冬衣里的勞教分子，縮着脖子深一腳淺一腳地在雪地里踹到工地去，發揚人定勝天的豪情壯志。到了工地，我注意到別的班出工的人也不多。我們幹活，動作很快。因為實在太冷，偷懶就要挨凍。
　　等看到送午飯的推車快到眼前，我就大嚷嚷：“夥計們開飯啦！”
    伙房的老王喊道：“滾熱的玉米麵兒菜糰子，好東西。不限量隨便吃。” 他從棉罩子下面掏出一個遞給我，果真熱氣騰騰。可是我還沒吃完，它已經冰涼了。大家天天鬧餓，可今天好像誰都沒胃口。
   我又嚷嚷：“大家需要增加熱量，夥計們能吃就多吃幾個，這可不是天天有的好事兒。可是誰也不想吃第二個，我也一樣。突然間我發現少了兩個抬冰磚的小伙子。我的老天爺，難道他們逃跑了。我趕忙跑到兩行冰牆之間的巷道，看見他們倆凍得縮在一起，仿佛已經凍成了冰人兒。
   我朝着他們嚷嚷：“你們想在這裡凍死嗎？笨蛋，有的是更好的死法。過來快點兒來吃午飯，不許再這麼幹。小兄弟，你們家裡人會怎樣......我哽咽得說不下去了。到頭來，我們並沒放衛星，因為俗話說天有不測風雲。我們去共比高的老天爺偏偏放出了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雪暴，把我們連滾帶爬地轟回了監房。
水道里的冰，清完了以後，我們開始用鎬一點一點地挖去堅硬的凍土，逐漸加深加寬河床。這活兒，極其艱苦。好者有廉價的奴隸勞動。四五月間，春天來到北大荒，冰磚都融化了，流回河床，看吧一條現成的運河又一個例子證明我們的歷史學家和政客們，慣於誇耀的那創造了世界第七奇蹟萬里長城的中國人民的勤勞和智慧。我不禁想起一年多以前，我被迫游長城的往事。那仿佛預示着我日後的遭遇。可惜我這短命的冰牆沒有萬里長城永恆的悲壯。

第二年冬天，我們的任務是收割封凍的湖上一望無際的蘆葦，運到一個計劃中的造紙廠的廠址。如同全國各地一樣，勞改農場也從大躍進的狂熱中產生了形形色色的雄心勃勃的工程項目。北大荒要改造成一座有數十萬人口的現代化城市，有農場、養豬場、養雞場、製糖等輕工業工廠。學校、電影院、醫院，甚至一所興凱湖大學。而我們將是這個新興城市的第一批建設者和居民、農場領導緊跟黨中央文件和黨報社論，不斷宣講共產主義的光輝前景。在許多工程項目中，有一座全國第二大的造紙廠，年產數十萬噸。各種類型的紙張，為黨的宣傳事業作貢獻。我們每人配備一個簡陋的小雪撬，叫作爬犁。尾部橫裝一個長刀片，我們的鞋底裝上滑輪。我們肩頭套着一條粗索子，拉着爬犁。一個中隊一百多架爬犁，浩浩蕩蕩向幾里外凍湖中心灌木叢般的蘆葦前進。從遠處看來也許像一隊追尋冬季運動樂趣的休閒人士。把長刀片向前一推，蘆葦紛紛倒落在爬犁上，堆得整整齊齊。爬犁裝滿綁緊，我們就往回走，把寶貴的造紙原料送往未來的造紙廠。作為強迫勞動的一種形式，天氣好時幾乎是一種樂趣。可是天氣預報往往並不可靠，我們有可能碰上突如其來的雪暴，在湖上迷失。離分場好幾里地，一旦迷失你可能凍死或者掉進一個沒凍上的冰窟窿淹死。

一個晴朗的早晨，我們的爬犁大隊像往常一樣，向凍湖中心推進。但是正當我們開始收割蘆葦，一場雪暴從不知哪兒刮起來，橫掃大湖。李隊長拼命吹哨子嚷嚷，收工回家回家。我從來行動遲緩，落在隊伍後面，雪暴刮得越來越猛，頂風前進成為艱苦的掙扎。我低下頭，我的眼鏡被颳走了。天哪，我趕緊追，又彎下身子在冰雪上亂摸眼鏡兒，無影無蹤。再抬起頭來，一個人也看不見了。我驚慌失措，邊跑邊喊李隊長。
　　“你在哪兒，你在哪兒，李隊長。巫寧坤迷路啦。我模模糊糊看到眼前有一汪發亮光的水。猛一下打住、我的天哪，再一失足掉進冰窟窿，我就會葬身湖底的深淵了。
　　我拼命大叫：“救命啊，李隊長。巫寧坤迷路了，救命啊！”又過了一會兒，我聽到他的聲音，從遠處喊道：“巫寧坤，我們在這兒等你，順着我聲音的方向過來，不要驚慌。” 過了幾分鐘，我就和大隊在一起了，讓李隊長放下了心。回到監房，他跟我說：“丟了眼鏡當然可惜，但總比丟了你的小命好。要是那樣我很難向政府交代啊。你是自殺了還是逃到另一個世界去了，我怎麼說呢。你可別再這麼了。” 我答應他下不為例。若是我淹死在湖裡，我會是白白犧牲的。因為大型造紙廠永遠停留在紙面上。

各種較輕鬆的雜活，調劑了沉重的勞役。我們種過大豆，肥沃的黑色腐殖土的異香，讓我又哼起當年牽動着億萬抗日軍民的心的松花江上。更加認同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回想1937年冬，日軍逼近揚州，我高中還沒畢業，就含淚告別家人，一路唱着松花江上，隻身流浪他鄉。誰會料到呢，二十年後，日軍早已戰敗，中國大陸也已解放。我倒反而在自己的國土上，淪為階下囚。萬里迢迢拋妻別子，在大豆之鄉哼唱同一支令人心碎的歌曲。

夏天沒別的活兒，平時我們就被打發到幾里外樹林裡去砍伐小樹。陽光暖而不熱，空氣透明，野草野花漫山遍野。這樣來回走動也可算一樂也。我們整隊發，每次回程卻各人按自己的步調單獨行動，單獨背着樹捆往回走的路上。我有難得的機會，私下和自己對話或是和不在場的怡揩一丁對話。一面嚼着我在路上摘的榛子或是在樹林裡找到的野生龍鬚菜，就這樣，儘管背上壓着沉重的份量，我倒希望路更遠一些。我也覺得好笑，當我想到身上背着一大捆枝葉的偽裝，看上去一定像麥克白斯里，從蓓乃姆森林來的移動的樹林的一部分，正在向被圍困在頓西嫰紫禁城裡的麥克白斯進逼。我來到這裡了，你這血腥的暴君，我大聲說，一面嘲笑自己的虛張聲勢。

二

自從回國以來，我領教了不知多少遍無產階級。不僅要解放它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哪。怕是它的敵人，只要不是無可救藥的，也將通過強迫勞動把他們從自身的反動階級立場和反動思想解放出來。強迫勞動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公開宣布的目的是要把罪犯改造成新人，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世界，一個多麼美好的全是新人的新世界。從我的舊我，解放出來。多麼美妙的思想，多麼光輝燦爛的明天。我感到心嚮往之， 哪怕是在遭受審訊和批鬥的煎熬的時候。我從來不敢肯定，錯不在我或許是我冒犯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終極真理或許是我經不起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的考驗或許是由於我閉目塞聰狂妄自大，以致無視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在我所認識的近年由英美大學歸國的留學生中，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如今與小偷流氓為伍。他們當中，有一些人才華出眾學識淵博甚至已經入了黨，難道他們不是正直的人，既受到黨的信任又享受優厚的待遇。而我呢，長征路上的英雄們，爬雪山過草地受盡了苦難，是為了一個他們堅信的崇高理想。我的苦難，所為何來。而我可憐的妻子和小孩，卻要為我輕率的言行承受後果。如果我死在這裡，我就會像任何其它人所不齒的囚犯一樣埋葬在這荒原上。我一定有什麼毛病，我多想知道歐洲中世紀宗教裁判期間，那些被判以火刑處死的可憐蟲。他們心靈深處，受過怎樣的煎熬。我私心渴望有一種魔術，能讓我認識那放之四海皆準的偉大真理。雖然身敗名裂，我並不抗拒強迫改造，因為黨一再宣稱改造的目的在於治病救人。有些時刻，我幾乎迫不及待地渴望思想改造。哪怕是在強迫勞動的條件下進行。可是一旦來到農場強迫勞動就不給思想改造留下多少餘地。無限制的勞動時間，累得直不起腰來的勞役，各種軟硬兼施的手段，其目的都是一天接一天地榨取每個人犯的最後一點精力。伙食比關在京城教養所時，強多了。主食還是窩窩頭，不過玉米麵沒有霉味，歇大禮拜或是放衛星。我們可以吃到大米飯、小麥麵饅頭，還有我們自己人種的蔬菜，自己人捕的魚。後來有了養豬場，偶爾可以吃到一口豬肉。既然吃得好一些，理所當然我們就得加倍苦幹。思想改造似乎是遙遠的事，屬於過去或者未來。目前強迫勞動強迫苦役就是一切的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階級鬥爭和階級分析、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等等政治術語，大學裡的人經常掛在嘴上的。在這裡聽不到了，反正勞教分子中，大多數人都是文盲或半文盲。 確實，不時也例行公事式地提到思想改造。每天晚點名，隊長們往往提醒大家強迫勞動的目的是改造思想。雖然從來沒有人解釋過強迫勞動怎樣導致思想改造，沒有閱覽室，北京到處泛濫的毛澤東選集，在這裡卻見不到。晚間有時候在用舊墨水瓶自製的小油燈下，班上一名有文化的分子讀報，讀的是一份皺皺巴巴的兩三個星期前的人民日報。讀多少算多少，從來不組織討論。每三個月有一次為期兩天的政治運動，其用意據說是加速這些敵人的改造。分場領導號召大家互相檢舉，個人坦白過去隱瞞的罪行或者最近犯下的新罪行。一個小偷舊病復發，受到同行的猛烈批判。那個和我一起抬過土的中學教師，坦白他餓得不行，從伙房偷過兩塊玉米麵包。那位舊社會的警察局長揭發我，寫過一首反詩。那是他無意中發現的。那首反詩是我在北上的火車上，。隨意塗寫在我那本杜甫詩選。書後的日期是1958年6月12日。 相識遍天下，知心無一人。唯有詩千首，天涯慰寂寥。局長的檢舉沒有造成立竿見影的後果，但是我的檔案里肯定又添了一條新的罪狀。另一名右派被人檢舉，在說夢話時，咒罵大躍進。監聽說夢話是自動化的。因為我們十來個人，像沙丁魚一樣擠在一張火炕上。大部分時間，大家坐在地上面面相覷，一言不發。偶爾一個有問題的人，按捺不住就站起來坦白交代。

一個巡迴法庭，定期來分場舉行公審宣判。一名抗拒強迫改造的教養分子，讓大家從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訓。一名年青的右派，過去是一所紡織學院的助教，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因為他始終否認他的右派罪行，有一天從導流堤收工回營的路上，我驚駭地看到一個快活逍遙的小流氓被綁在一棵樹上。身後插了一個牌子，上面用大字寫着死不改悔的逃跑犯。後來公審時，他也被判了五年。過了一段時間，他二次企圖逃跑未遂，刑期延長到十年。

我們大家最關心的問題，是我們的教養期有多長。起初我們並不太着急，因為我們天真地認為那不可能太長。既然我們既沒審過，更沒判過，我們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罪犯。我們的錯誤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學院的領導不是跟我說過勞教時間不會長嗎。在被開除後，我不是還行使了公民投票權嗎。建國十周年溥儀皇帝和一批國民黨將領獲得特赦。我開始幻想在不久的將來獲得釋放。畢竟那些傢伙都是戰犯，而我幹過什麼？國慶那天，我被分場張場長叫去談話，難道是要宣布釋放嗎。我有點動心了，
　　“你來這兒一年多了，巫寧坤你對改造有哪些體會？”
“我學會體力勞動。”
“你來這兒就是幹這個的，你前進了，很好的一步 才向前走了一步。”
“我還得走多少步才算改造好？”
“ 張場長，我們勞動教養期還有多久？”
“ 那要看情況了，有一天你徹底改造好了，就給你解除教養。事實上你人還在這兒，那就說明噢，巫寧坤，你是大學教授，你不難明白這個道理。那就說明我們還沒完全改造好，但是我們怎麼知道有沒有或是什麼時候改造好呢。你被解除教養的時候。”
他接着說：“我說你在這兒到底學會了幹什麼？種大豆。單靠大豆你能活下去嗎？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確實第一年結束，有一兩個人被解除教養：一個是經常和人打架鬥毆的小流氓。有一天晚點名時，葛隊長當眾警告他：屢教不改，罪上加罪，決不許再犯。第二天晚點名葛隊長宣布同一個小流氓 表現出色，解除教養。並號召大家向他學習，加強改造，爭取早日解除教養。小流氓當晚搬進勞改釋放犯住的宿舍，繼續留在農場就業。當地稱為老就。另一名小流氓是泰國華僑，用炸藥進行爆破作業時炸得粉身碎骨。第二天舉行大會宣布死者解除教養，同樣號召向死者學習。我搞糊塗了，不知怎樣向這些榜樣學習。有一天我患重傷風，到醫務室去取藥。白大夫過去在北京，因強姦女病人判刑五年。居高臨下地對我說：“你們這些勞教分子，以為你們比我們犯人強，因為你們沒有審過，沒有判過，實際上你們服的是無限期的刑期。無限期你懂嗎？你們挨過一年又一年，永遠提心弔膽，不知何年何月解除了教養。你還是回不了家，從此留場就業是我剛從一位幹部那兒聽來的新政策。你看我哩，還有兩個月期滿，日子一到拍拍屁股歸去來兮。謝天謝地我不在你們船上，無限期的勞動教養，會造成難堪的懸慮不安。他說得很對，而那正是無產階級專政在對付它的受害者的神經戰中一件殘酷不仁的武器。不過關於他本人的命運，他卻說錯了，因為他還沒期滿就舊病復發，又判了五年。、，,繼續改造思想。我很慢才認識到，大肆標榜的思想改造無非是一種冠冕堂皇的說法。在勞改營里，委婉的面紗被撕掉，思想改造等同於殘酷的強迫勞動和赤裸裸的脅迫和恐嚇。絕對服從，是最根本的信條。對勞教分子和犯人都一樣。包括 老就 在內。 分場有一名統計員，年青英俊。不知為了什麼反革命罪服刑五年後留場就
業就是一個徹底思想改造的典型。作為過去的犯人，他一向對隊長們畢恭畢敬，一向一絲不苟地執行上級指示，一向把統計報表搞得準確無誤整整齊齊。他從來不大聲說話，從來不多話。顯然還沒成家，他從來不談他的私生活。我多麼想知道在那五年裡到底發生了哪些事情，把他變成了這樣一名通過強迫勞動改造思想的活標本。他不可能被改造好，因為從來不存在改造人的意圖。他只不過是接受了教訓，學乖了。若是當局真地相信過把罪犯改造成新人，那麼他們為什麼不允許這些新人回到社會上回到家人身邊和原來的工作崗位，而相反地強迫他們繼續留在勞改營當奴工，一次犯罪終身罪犯。

在大躍進進入高潮後，我們被帶到總場去參觀一個興凱湖農場長遠規劃的展覽，接受教育。除了大量的圖表和宣傳畫，還有一個未來城市的大型模型。講解員是九分場的一名青年女犯。她用手中的短棒，指着一個角上一群微小的建築物，滾瓜爛熟地說道：“那就是未來的興凱湖大學的校址。大學有各種專業包括農業捕魚、造紙、煉糖，以及其它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用的技藝。你們八分場不是有一名教授嗎，那是他理想的去處。”
　　我聽了毛骨悚然，幸好那大學從來沒超過模型階段。不斷聽到小道消息傳說一些教養人員神經失常了，因為受不了無限教養期和永遠留場的前景的壓力。也有已經自殺的。我也會屈服於這種難堪的壓力嗎？不，決不，我應許自己我決不會像我母親那樣，用自己的手殘害自己的生命。我必須保持我的神智，健全堅守我對生活的信念，不管會發生什麼情況。

三

在沒有思想改造的情況下，在休息日或是被滂沱大雨或大雪暴困在監房的時候，我就鑽進帶來的兩小本詩作的天地中，去吸取精神營養。哈姆雷特是我百讀不厭的莎劇。可是在一座中國勞改營里讀來丹麥王子的悲劇呈現出意想不到的意蘊。當年我手不釋卷的那些學院式的分析研究和評論。現在都顯得遙遠而毫不相幹了、哈姆雷特的吶喊，丹麥是一座監獄。在這片荒原里，迴蕩艾爾西諾城堡陰森森地浮現在眼前，好像一個殘暴的專制國家的暗喻。哈姆雷特亡父的鬼魂發出雷鳴般的怒吼，有無產階級專政下千千萬萬冤魂的合唱大軍伴唱羅森克蘭和紀爾登斯丹會感到如魚得水若是他們有幸來到一個現代的偽君子和告密者的王國。哈姆雷特的喪失固然慘重，父親母親天使般的情人一個王國還有他自己寶貴的生命，這一切都由於一個弒君篡位的惡魔的陰謀詭計。但是無論劇情如何離奇、曲折、動魄驚心，它不過提供了一個舞台。在這個舞台上，演出哈姆雷特靈魂受難的悲劇。他的苦難是由丹麥王國的現實問題觸發的。但是他在感情上、道德上、人生哲學上、苦痛不堪的受難，卻聲震寰宇。使他那些偉大的獨白洋溢着令人低徊不已的節奏。休息日，有時在湖邊上獨自朗誦這些獨白。我感到他靈魂深處，這種撕心裂肺的受難，正是這部悲劇的靈魂。而他承受靈魂深處受難的力量，給予這位高貴的丹麥人，獨一無二的地位。作為一個無愧於受難的悲劇英雄，默想他的生與死。我心裡會想我不是哈姆雷特王子，如同艾略特的名篇普魯弗洛克的情歌中的主人公所說的。我倒常感到好像哈姆雷特所鄙視的，一個在天地之間亂爬的傢伙。我終於明白，關鍵的問題並不是活下去還是不活，也不是該不該忍氣吞聲來容受狂暴的命運的矢石交攻而是怎樣才能無愧於自己的受難。 詩聖杜甫的詩篇，本來並不是我最喜愛的古詩經典。但是在勞改營里讀來，從那些傑作中聽到的是萬方多難的時代民族良心的聲音。這位乾坤一腐儒半生顛沛流離偏偏還要窮年憂黎元荷負天下眾生的苦難，把數十年家國之痛化為彪炳日月的詩篇。對遭逢不幸的友人杜甫也是一往情深、生死不渝李白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流放。夜郎杜甫，當時流寓秦州，不但不懂得劃清界限，反而魂牽夢繞，寫一首又一首的詩，為斯人獨憔悴鳴冤叫屈。反觀今世反右一聲令下，文藝界冠蓋滿京華。手頭這本杜詩的編選者也在其中。人人上陣口誅筆伐，落井下石，惟恐不及。哪裡會有老杜這樣的腐儒發出這樣的怪論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他晚年漂泊湘鄂一帶，老病有孤舟，,途中以腐肉充飢，竟死於病毒性痢疾。一個不識時務的書生，如我者有幸來到北大荒廣闊天地，有萬千難友為伍，有社會主義的勞改定量果腹，還有杜詩一卷可讀。夫復何求，深夜捫心，我真感到愧對千古一詩聖。解除教養既然遙遙無期，日子一久也就安之若素。除了有兩位詩聖作患難之交，難友中也有聲氣相求的。有一天我還在導流堤上抬土的時候，給我的筐裝土的小伙子用磨得鋒快的鐵鍬把我的右膝蓋割破了。我趕緊去找帶着急救箱坐在樹下的教養分子大夫，他一面包紮我的傷口一面問我怎麼會來到這兒的。我告訴他我被打成極右。他又問我原來在哪兒工作，我躊躇了一會就答道：“我在燕京大學教過。”
　　“燕京咱們的世界太小了，我進協和醫學院以前，在燕京讀的醫予。您教什麼？”
　　“ 1951年我剛從美國回來，在西語系教英語四年級。”
　　“ 教授，向您致敬！要是在學校，我還不一定見得着您哩。李天生不是在您班上嗎，我的好朋友。對啊，他在南開和黨辦的學院給我當過助教。他也被打成極右，早就送到清河農場勞教了。患難之交無話不談，李大夫的罪名是在醫院批鬥會上怒罵一個胡說八道的積極分子，被劃為右派流氓。他被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後。妻子和他離婚。一個人孤零零住在醫務室的小屋子裡。若不是繼續專心搞醫學科研，他是會被逼瘋的。全國最好的醫學院培養出來的一名優秀的內科醫生。他現在鑽研各種集中營疾病，並找到了一些激動人心的治療方法。他把病例報告連同切片寄給他過去的老師，但是從無回音。後來在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中，他利用新找到的方法挽救了八分場許多難友的生命。另一個右派難友是小鄧，北師大畢業生。他曾受教於沈從文老師，而且囚囊中還帶有幾本他的小說。我真是喜出望外；從此在累得直不起腰來的修築導流堤工程中，在攝氏零下40度打冰方的工程中，我往往和小鄧邊幹活邊談論沈老師的作品，邊城啦，從文自傳啦，湘行散記啦，絮絮叨叨沒完沒了。有時竟然忘掉了疲勞。每逢歇大禮拜，難友們有的蒙頭大睡，有的玩撲克，小鄧和我往往帶上他那幾本又破又黑的寶書，到小興凱湖畔，找一個僻靜的角落坐下來，朗讀一些我們最喜愛的章節。小鄧操一口地道的京腔，所以總是我選他讀。我們倆都偏愛那些有水氣的段落，比如 貴生在溪溝邊磨他那把柄鐮刀鋒口，磨得亮鋥鋥的。手試一試刀鋒後，又向水裡砍了幾下。秋天來，溪水清個透亮，活活地流許多小蝦子，腳攀着一根草在淺水裡遊蕩。有時又弓着身子一彈遠遠地彈去，好像很快樂。貴生看到這個也很快樂。 興凱湖的水，在秋天也清個透亮，並沒因為用作勞改農場而減色。我們在湖邊磨刀幹活，有時幾乎也跟貴生一樣快樂了。我們百讀不厭的一段是望着湯湯的流水我心中好像澈悟了一點人生...... 山頭一抹淡的午後，陽光感動我，水底各色圓如棋子的石頭，也感動我。我心中似乎毫無渣滓，透明燭照。對拉船人和小船，只一切都那麼愛着，十分溫暖地愛着。我終於明白了他那樸實的聲音，為什麼那樣動人。此時此刻，他那透明燭照的聲音，溫存的節奏和音樂，使兩個家山萬里的囚徒，時而樂而忘憂，時而作橫海揚帆的美夢，時而也免不了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我們從他那涓涓細流的聲音，獲得了存活的力量。那個聲音柔弱中有強韌是千軍萬馬也無法扼殺的。 可是絕大多數難友，從來是和杜甫哈姆雷特、沈從文不搭界的。有一次我看到一個老弱班一個不識字的老人，在夕陽中坐在監房外面的地上發呆。手裡拿着一張小相片，我走到他跟前看了一眼相片。隨口說：“多可愛的小男孩，你的孫子？”他眼睛一亮，笑着說：“我的小孫子。我在家時。總偎在我懷裡。我還能再見到他嗎？” 你說他的聲音是含淚的，要是我能告訴他就好了。我也想知道我是否能見到我自己的兒子。我從口袋裡掏出一張怡楷和一丁一毛的近照，遞給他看。
　　“多好的一家人。你一定想他們，你是右派？” 我點了點頭。他唉了一聲。很久以後，我聽李大夫說他是八分場最早餓死的難友之一。另一個不識字的難友是二進宮的小陳。六年前他在廣東老家持刀殺傷了他老婆的姦夫，被押送到寧夏勞改農場服五年徒刑。刑滿後，留場就業。他請假回家探親，假滿後北上回場。在北京換火車，這時候他才發現身上剩下的錢不夠買車票。於是他決定在車站的長凳上睡一夜，等天亮後，幫旅客扛行李掙點錢。不料天還沒亮，他就被一名巡邏的民警捉將官里去，作為勞改農場的逃犯關進勞動教養所。又押送到北大荒。 小陳三十多歲了，還是想不通。他在上級批準的探親假到期後，返回農場的途中，怎麼會被作為逃犯抓了起來。他常來找我，用他那咭倔抝牙的廣東官話，翻來復去講他的故事。然後又激動又有點口吃，要求我解釋。你是大學教授，你一定能夠給我講清楚的，我求你。聽上去，像對我責備，讓我感到慚愧。或許他過分單純，不懂得社會主義法制的天羅地網是怎樣運行的。過一段時間，他就來找我給他老婆寫封信，責怪她是他一切不幸的禍根。為了報答我，他會把幾塊豆餅做的餅乾塞進我口袋裡。他是養豬的，這是他用來餵豬的飼料。晚間我坐在炕上，喀嚓喀嚓嚼着豬食，津津有味引得左右的炕友們羨慕。去愛山頭一抹午後淡淡的陽光，去愛這湖上的小船。只和老就這都不難。但要去愛陽光下的一切，卻並不那麼容易。那些肯定對我們並無愛心的公安幹警，怎麼樣？可是你不得不承認至少李隊長與眾不同。一共有一名中隊長和三名小隊長，負責管教全中隊二百多名勞教人員。其中以李的級別為最低。他是本地的復員軍人，皮膚黝黑，身材短小。他一口農民的語言，沒有一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行話。他在戰爭中，打瞎了一隻眼。但我們不知道是在哪一場戰爭，因為他從來不吹噓自己為國家做出的犧牲。他沒什麼文化，但從不掩蓋這個缺陷。每看到牆上貼的招貼上有他不認識的字，他就像一個好學的學童一樣要我給他講解。另一方面，看見我用起鐵鍬來笨手笨腳，他就搶過去教給我怎樣又快又容易地挖土甩土。我一輩子幹這個的沒名堂，你從來沒幹過，一輩子讀書寫字那才叫難。李隊長和勞教人員在一起時，從來不擺隊長架子，跟大伙兒有說有笑，仿佛是和同志們在一起。有一天，雪太大，我們沒出工，李隊長值日來檢查監房。
“好大的雪，李隊長這兒常下這麼大的雪嗎？” 我問他，以為這場雪好大。“巫寧坤，你沒看見兩年前我女人生頭胎孩子那天，那場雪，我家屋頂上的雪三尺深，大門被積雪堵死了。屋子裡零下十八度，她偏偏就在那會兒生。我好不容易才用家裡的一點乾草給她燒了一壺開水。我總算攢了六個雞子兒。給她做月子，多一個也沒有。我說那才叫一場大雪。不過這雪夠大的，，要讓我腳上生凍瘡啦。”
　　“李隊長，李隊長有現成的答案，瞎扯。在你鞋子裡塞進些烏拉草，腳就暖和了。這個地區有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你沒聽說嗎？”
他一面說一面脫下一隻棉鞋，放在炕上。隨即抓住我一隻手，捅進他鞋裡問我：“有啥感覺？” 我說：“好暖和。” 他很高興，又把一隻光腳放在炕上， 摸摸我的腳。“你瞧瞧，烏拉草把它保得多暖和。”
　　“確實真暖和” 我一隻手摸着他的腳。“ 可是我不會做烏拉草鞋墊子。”
　　他很麻利地從鞋子裡抽出一隻鞋墊遞給我。
　　“你瞧瞧，這鞋墊多柔和。你只要拿一個硬東西，好比說一塊磚。在上面捶捶搗搗，直到捶得像絲一樣軟，它保你的腳一冬天暖和，不用穿襪子。反正我也買不起襪子。” 他哈哈一笑。
　　我按他說的去做，果真一冬沒生凍瘡。李隊長几乎啥也買不起，他的工資不夠他一家三口吃飯穿衣的。他年青的妻子，同村的一個不識字的農民。不得不給教養人員拆洗被子，掙點錢貼補家用。分場沒有別的工作可干，因為所有的體力活兒都由教養人員去做。我們在歇大禮拜時，洗衣服。但是我們的棉被自己沒法拆洗，這正是李隊長的妻子可以幫忙干的。我第一次請她幫忙，還有些遲疑。一個冬天的早晨，中隊正整隊準備出工。我走到李隊長跟前，吞吞吐吐地說：“李隊長，我的被子該洗了，不知......”
　　沒等我說完，他點點頭，揮手讓我入列。晚上回到監房，我發現被子有乾淨的香味，疊得整整齊齊。代價是八毛錢，並不多。但是我剛到時，一天勞動只掙三毛錢，最後才漲到八毛錢。生意好時，她一天可拆洗兩三條被。但有時根本沒有生意。儘管生活艱苦，李隊長總是高高興興的，而且有一種天然的尊嚴。我們大家都喜歡他。可是話傳開了，說是其他幾名隊長認為他在教養人員面前有失隊長的身份。他對其他隊長的非議，似乎懵然無知。早春，開始化凍有一天，葛隊長派我們一班人到附近山上的樹林裡，去把一些原木運回來。山路迂迴曲折，背着原木下山十分困難。我們奉命把原木推進小溪，人在水裡扶着原木順流而下。溪水冰涼，等我們把原木運到分場，我們一個個都凍得渾身發抖。李隊長一眼看到我們這副慘相，立即下令讓大家上炕鑽被窩暖暖身子。他自己跑到伙房，叫老王給我們燒紅糖生薑水。他還沒回來，葛中隊長駕到。他身高六尺，一副軍人的威風。“這是怎麼回事兒，你們不是應當在運木料嗎？”
　　“我們運了葛隊長。” 班長坐起身來回答。
“你們運了幾趟？”
“ 一趟。” 班長怯生生地回答。
“ 一趟，你們就鑽進熱被窩了。這是誰的餿主意？”
“ 李隊長的指示。”
“他的指示呃，好嘛。” 他來啦。
“是你讓這些人大白天上床睡大覺？”
李隊長：“不錯，是我說的。” 他用本地農民的口音平靜地回答。他的獨眼直對葛隊長憤怒的雙眼。
　　“這些人從冰涼的小河裡上來，凍得渾身哆嗦。你不想讓他們凍死吧。葛隊長，部隊裡可不是這樣對待戰士的。”
　　“恐怕你忘掉自己是幹啥的，李隊長，這些人是接受強迫勞動的教養分子，不是度假的戰士。我們的責任是對他們嚴格要求，不是寵壞他們得啦。咱們今晚隊長會議上再討論。”
　　接着他掉過臉對我們大喊一聲：“大家都起來，去把所有的木頭都運回來。我可以看出兩位隊長都在盡忠職守，只不過各人是根據自己對職守的了解行事。第二天李隊長沒有露面，我也從此沒再見過他。我們是與世隔絕的，每兩周可以寄一封家書。起初，來回信件都經過隊長檢查。在受檢查的信件里通信的人能說什麼呢。我告訴妻子我情況很好，她不用為我操心。她也說她和兩個孩子都好，讓我不用為他們操心。其實我們日子過得都不好，要操心的事很多。不過簡短的信傳送了讓雙方寬慰的信息，大人孩子還都沒有在磨難中垮掉。幾個月後，上級宣布取消信件檢查，因為我們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享有公民權。我們開始在家書裡多寫一點生活細節。過了不久，上級又宣布恢復信檢。沒有人向我們解釋為什麼出爾反爾，也沒有人說我們是否還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我們仍舊讀人民日報兩三個星期以前的舊報，試圖從連篇累牘的關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輝煌成就的報道中，挖出點滴的新聞。從這些報道中，我們看到的是祖國大地變成了紅旗飛揚的海洋。除此之外，我們對國內外真正的形勢都一無所知。
1960年農場種植的的玉米、水稻、小麥、大豆都獲得大豐收。由於氣候好土壤肥，還有奴隸勞動。我們開始盼望提高糧食定量，沒料到國慶一過，上級就突然宣布大減定量，因為我們自己生產的糧食必須運出去供應城市居民。人民日報沒完沒了地報道的那些全國各地的大豐收，哪裡去了。隊長們從來沒有作任何解釋。我們把問題留在自己心裡。十月底以前，上級又突然宣布全農場右派好幾百人，一律轉移到清河國營農場。清河農場是北京市公安局下轄的一個主要勞改農場，位於天津與唐山之間。隊長們對突然轉移也沒有作任何解釋。但是我們一廂情願地認為這肯定是好事，伙食會好一些，待遇會好一些，釋放的希望也會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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