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曾經看過一本風行一時的蘇聯小說《葉爾紹夫兄弟》。其中有個名叫格里高利的工人刻苦學習英語，後來在接待來工廠參觀的美國客人時派上了用處。那位高傲的美國客人先是誇獎他英語說得不錯，接着又語中帶刺地說：“等你們的英語說得同我們美國人一樣好的時候，你們蘇聯就趕上美國了。”格里高利回敬說：“等我們蘇聯超過美國時，你們美國人就個個來學俄文了。”現在看來，蘇聯趕超美國之說顯然是太浪漫了。但是，這段對話所內涵的語言社會學的道理卻是不言而喻的。

大凡一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處於強勢地位，其它的國家就必定要化大力氣學習它的語言文字。中國以前強盛的時候，日本、朝鮮、越南的知識分子有幾個不通曉漢文的？越南、朝鮮的許多官方檔案都是用漢字書寫的。

我們現在上上下下提倡學英文，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國家積弱已久，迫切需要學習人家的先進經驗，才能縮短差距，最後趕上和超過人家，另一方面，由於諸多歷史因素，英語事實上已經成了國際通用語言（作為國際通用語言而專門創製的世界語卻是越推廣越沒有市場，幾乎不為人知了）。如果繼續關閉國門的話，培養少數英語專業人才也許還能夠用。但是現在國門既開，英文信息鋪天蓋地而來，靠少數英語專業人才怎麼應付得了？我們只有大力普及英語而別無良策。想想也真令人氣惱！一般美國人即使不學任何外文，也能通過“母語”英文得到其它各國的大量資訊，在世界各地瀟灑走一回。而我們卻要花那麼多時間、精力和金錢學英文。但這畢竟是當今中國學子無法迴避的歷史重負。

問題倒不在於我們是否需要學英語，而在於我們的英語學習怎樣才能更有效率。我們現在從小學就開始學英語，許多人學到大學畢業，仍然連通過四級考（只有四千個單詞的詞彙量）都感困難重重而大發牢騷。而據網絡上看到的一份資料，我國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對高中畢業生的英語詞彙量要求是六千個單詞。這究竟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

我們在小學生開始學英文的階段，強調“聽說領先”，不教國際音標，卻要求學生聽讀各種句子。學生對英語音素毫無概念，跟着老師用質量不高的錄音機在課堂上播放的磁帶模仿，往往學得一頭霧水，發音怪怪的，不靠家教及時糾正，往往一輩子都很難糾正過來。其實，聽說領先法只有開小班，一個教師只帶幾個學生，通過學生反覆模仿操練，教師及時指導糾正，才有好效果。但現在即使是大學外語專業，也未必都有那麼好的條件。

另外，我們在中小學階段，詞彙量偏少，學生只是用極少的單詞反覆操練幾個句型，往往弄得學生興趣索然，視英語學習為一大苦事！另外，一般過去時要到初中二年級才教，而不用一般過去時，就沒有辦法講故事，不講故事，課文的題材就大受限制，必然單調乏味，甚至無聊不堪！

現在又開始在中小學推廣什麼“牛津英語”教材。一套教材分成好幾本，練習、詞彙、語法都是單獨成冊，自學能力尚未充分形成的孩子怎麼應付得過來？為什麼不能合成一本？是哪位“專家”出的餿主意？詞彙冊中的英文生詞有的還用英文解釋，而英文釋義中還要用學生不識的生詞，學生要學一個課內必須掌握的生詞還得先查字典學會幾個課外的生詞。編寫教材的“專家”為什麼不先用一個簡單的軟件把你編寫的釋義過濾一下，把其中的生詞過濾出來，再改用學生已知的單詞？我們天天在講減輕學生負擔，強調素質教育，這樣做難道是在減輕學生負擔、提高他們的素質嗎？也許，提倡使用“牛津”教材的本意為了讓學生學到“地道”的英文，但要做到這一點，只需採用”地道“的英文語料編寫課文和習題就可以了。而未必一定要照搬“牛津”教材。牛津的大學者英文固然說得地道，但對於怎樣教中國學生學會地道的英語卻未必是內行。只有中國土生土長真正的英語專家（當然不是靠“英語之外的功夫”鬼混的偽“專家”）才真正懂得應該怎樣才能教中國學生學會地道的英語。我們引進的“牛津”教材其實並不是專為中國學生編寫的，它也許更適合於印歐語系國家的學生。即使非要引進“牛津‘的教材不可，至少也得首先將它“本土化”啊，生吞活剝必定是邯鄲學步適得其反！

還有，我們現在從小學到博士班都套用選擇題作為基本的命題方式，這種最初借鑑自“托福”的題型其實只是便於使用機器自動化大批量批改，對於紮實地培養基本功和客觀準確地考核考核學生的實際能力絕無好處。我覺得我們的英語考試應該強調翻譯和適當比重的語法（填寫動詞形式、句型轉換、改寫句子等）和聽力。如果能準確地把中文句子譯成英文，他在用英文寫作時就不會太離譜，因為中文寫作和英文寫作原理其實是一樣的。強調英譯中並不是要求每個學生都成為翻譯家，但是考察學生究竟是否真正把英文原文看懂了，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讓他把英文原文譯成中文。當然，這種翻譯題可以穿插在閱讀題之中，從一篇短文中選幾句典型的句子讓學生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