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１９８０年以前，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委員人數除了在１９５７年增加了１８人之外，再就沒有增加過。１９８０年，國家恢復學部委員制度，有２８３人在這一年成為新的學部委員。由於中國科學院的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在１９７７年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而後者不選舉學部委員，所以這相當於在中國取消了文科院士。這樣一來，學部委員新增加的２８３人全部是自然科學家。再加上前兩屆尚存的１１７名老學部委員(不包括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在１９８０年，中國共有學部委員４００名。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國務院決定從第二年起，每兩年進行一次增選學部委員工作。次年，中國科學院選舉出了２１０名學部委員，除去自然減員和其它原因減員，１９９１年中科院學部委員總數為５２８人。

　　１９９３年，是中國院士制度發生重大轉變的關鍵一年：這年１０月１９日，國務院決定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改稱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時宣布成立中國工程院。一個月後，中科院選舉出５９名院士，院士總人數為５４５人。１９９４年中國科學院第七次學部委員大會通過了《中國科學院院士章程》，規定每屆增選不超過６０名。(張素亮：中國院士制的沿革史)。根據國務院兩年一選舉院士的規定，中科院在１９９５、１９９７、１９９９、２００１進行了四次選舉，分別產生新院士５９、５８、５５、５６名使院士總數為６５３人(２００１年數字)。

　　仔細分析這些數字，中國的院士人數在１９５７-１９８０年間，２３年淨增了２０９人，增長大約一倍。１９８０-１９９１年間增加了１２８人，１１年增長３２%。而在１９９１-２００１的十年間，院士人數淨增１２５人，１０年增長２４%。總的來說，中國科學院院士在院士總數和年增長水平上，控製得還是比較合理的。不過，這裡面有三個隱性問題。第一，中國院士人數的隱性增長，即中國工程院院士人數急劇爆炸(見下)；第二，中國科技相對水平從九十年代中以來呈滑坡趨勢；第三，中國院士的質量，包括學術水平和道德修養，在過去幾年間出現嚴重下降。

　　說１９９３年是中國院士制度發生重大變化的一年，不僅僅是因為學部委員變成了院士，更重要的是中國工程院的建立。中國工程院在１９９４年產生第一批９６名院士，其中３０人本來就是中國科學院的院士(他們是最早的“雙院士”)，其餘為新挑選的成員。第二年，中國工程院增選２１６名新院士，一年左右時間，人數增長了２２０%，總數達到３０９人。１９９６年，中國工程院第三次院士大會通過決議，每屆增選不超過１２０名。(張素亮：中國院士制的沿革史)。１９９７，中國工程院增選１１６名新院士，院士總數達到４３９人。１９９９年，中國工程院進行第三次院士增選，有１１３人上榜，院士總數達５４７人。２００１年，工程院再添８１名院士，總數６１６人，這還不包括２４名外籍院士。也就是說，在短短的七年間，中國工程院的院士人數增長了５４０%。

　　與院士人數猛增成為鮮明對照的是，儘管中國經濟在九十年代一路高速增長，但中國科技的高層次創新卻呈現了負增長態勢。(顧海兵：院士制度－中國科技創新的障礙)。根據人大教授顧海兵的統計，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技術發明獎、國家技術進步獎的頒獎數量逐年減少，“２１世紀前２年的國家科技獎勵年均僅為２０世紀９０年代的１/３，甚至更低。”從另一方面看，中國目前每年的發明專利數量只相當於韓國的四分之一、美國的四十分之一。但中國工程院士人數卻相當於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人數的三分之一。這一切，都顯得十分的荒唐、十分的荒謬。

　　中國工程院院士的學術水平之低劣，幾乎讓人難以置信。目前，學界普遍的共識是，中國科學院的院士僅及歐美二流大學副教授的水平，而中國工程院的院士更要低一個檔次，很多人連歐美三流大學助教授都不如。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鄒承魯就直言不諱地說，“有些院士，說得不客氣些，就是沒有這個水平卻被選上了。”(李瑩：學術腐~敗挑戰院士良知)。據有人揭露，２００３年中國工程院院士候選人中，許多人只在國內刊物上發表了屈指可數的幾篇論文，而有的候選人根本一篇學術論文也沒有發表過。其實，中國國內期刊上的論文對世界科學發展幾乎一點兒作用都沒有，但即使用這樣的論文來充數，對某些院士候選人來說都顯得力不從心。中國工程院豈不成了南郭先生的集中營了嗎？

　　中國工程院的最大特點不僅是院士學術水平低，而且是它把“院士”這個“中國工程技術界的最高榮譽”授予一些政~府高級官員。２００１年，鐵道部長傅志寰當選為中國工程院管理學部的院士，據說他的主要學術貢獻就是“客運要快速，貨運要重載”這幺一句口號。(孫自法：鐵道部部長傅志寰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傅部長的當選，使其它高官如同汪洋大海中的鯊魚突然嗅到了血腥的味道，他們於是蜂擁般地向中國工程院游來。在２００３年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候選人名單中，赫然出現４２名部長級高官的名字。

　　四、結論

　　院士制度誕生於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通過政府的承認來提高科學家的地位。建立院士制度的另一個目的就是要在學術界內部建立一個權威。在２１世紀的今天，院士制度的前一個功能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已經不復存在，而要院士制度起到後一個作用，其前提就是院士的產生必須是公正的，學術標準必須是唯一的。

　　縱觀中國院士制度的演變，可以用“每況愈下”來形容它的發展歷程。公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制度被不公正、甚至可以說是落後的學部委員遴選制度代替，這是中國目前院士制度問題的根源。對學部委員同時施予政治和學術雙重標準，並且以政治標準為主，是對學術公正、學術公平原則的粗暴踐踏。不言而喻，雙重標準的實施，必然以犧牲其中之一為代價，就象十項全能冠軍一般都得不到任何單項冠軍一樣。政治標準的加入，必然導致學術標準的降低。另外，政治標準在院士選舉中的實施，使院士成了政治制度的附庸，使他們喪失了社會良心，這其實就是院士學術腐敗的思想根源。

　　除了制度方面的問題，中國科學家個人素質方面的問題也非常嚴重。多年的政~治運動，將大批有思想、有才華的優秀人材淘汰，而一些科技庸才、政客科學家卻慢慢地成為中國科學界的主力。這就是謝泳先生所說的“最好的出局”現象。(謝泳：最好的出局)。用時髦的話說，這是“逆向淘汰”。我曾說過，在反右運動中“德才兼備的人被‘烹’掉了，剩下的不就是那些有德無才、有才無德、無才無德的人了嗎？這幺一來，中國學術界目前的學術水平低、腐敗程度高的現象不就是順理成章的結局了嗎？”(亦明：無恥的嘴臉貪婪的心(六)：北大校史之易牙烹子篇)。

　　除了反右運動，十年文革造成的文化斷裂，使中國目前的新一代科學主力先天缺乏一個優秀科學家所應具備的人文素質，因此他們在遵守科學道德、在權力和財富的使用與分配等方面的表現，往往連一個正常社會普通公民的水準都達不到。由於文革時代成長起來的科學家正在成為中國科技界的中堅，並且很快將成為中國院士的主體，所以如果不從制度上來制約他們的劣根性的膨脹和發展，中國的學術腐敗現象很快就會出現另一個新的高潮。

　　另外，目前院士在中國社會走俏的現象非常值得關注，因為它是中外科學發展史上所十分罕見的。為什幺會出現這種現象呢？根據《中國工程院院士章程》第四條款，院士的義務和權利包括“享受國家規定的有關待遇”。“國家規定的有關待遇”是什幺呢？據說其政~治和工作待遇相當於副省級(部級)，經濟待遇是每年１０萬元人民幣津貼。也就是說，在過去十年間，中國猛然多出了一千多名吃干餉的副部長。在一個每一百多老百姓就要供養一個“國家幹部”的國度，需要多少人來供養這些副部長呢？

　　除了國家規定的待遇，地方政~府和各個單位為了吸引院士，還給予他們額外的待遇。比如，在中國工程院的網站中，就登有這樣一條新聞：“新疆制定‘兩院’院士待遇９條規定”。好在全文不長，抄錄如下：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自治區人民政府規定，凡是在新疆工作的科技人員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中國工程院院士，在新疆工作期間，除享受國家規定的有關待遇外，享受下列待遇：一是聘為自治區黨政領導的科技顧問；二是參與自治區重大科技、經濟和社會問題的決策；三是自治區科技廳優先安排由兩院院士主持的科研項目，保證經費的落實；四是兩院院士所在單位根據需要為院士配備助手或秘書，安排辦公室；五是有關單位保證兩院院士著作的出版，為院士出國出境開展學術交流提供方便，簡化手續，保證經費；六是自治區財政每月給兩院院士發放院士津貼１５００元，由科技廳代發；七是醫療保健、交通、外出乘車按副省級幹部待遇執行；八是住房面積可按１５０-１８０平方米標準執行；九是院士所在單位要加強與院士的聯繫，主動向他們通報有關情況，聽取意見和建議。”

　　所以說，現在中國的院士不僅僅是一個學術榮譽稱號，它還是地位和權力的象徵，它直接與物質利益和經濟利益掛鈎，它還保證一個人的地位、利益會伴隨他一輩子，永不退休。根據新疆規定的第九條，院士在工作單位簡直就是太上皇，什幺所長、什幺院長，都要看院士的臉色行事。在中國，還有什幺稱號比它更值錢呢？難怪院士在中國這幺走俏。在官本位的官場，院士是高官；在錢本位的社會，院士有厚祿；在以知識為本的學術界，院士是法定的權威；而在優勝劣汰的生物界，院士是永遠的勝利者。除此之外，許多院士還控制着國家科研經費的分配權力。目前，許多大學的校長都由沒有任何行政管理經驗的院士來擔任，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普通大學是局級單位，而院士是副部長級別。院士當校長，學校好象也相應地升了半級。

　　一方面是國家整體科技水平的低劣落後、停滯不前，一方面是院士隊伍的日漸壯大，人數的節節攀升。中國的院士，還有什幺存在的理由嗎？建立院士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確立科學權威。以中國院士如此之低的學術水平，在中國學術界確立他們的權威，其後果是不言而喻的：他們只能是中國科技創新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