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有“一流的學生，二流的老師”，此話已成為今年北大改革討論的名言。北大學生的素質，似乎是無可置疑的。張維迎稱北大學生即使不是萬里挑一，也是千里挑一。北大能夠在這麼一個大國集全國之精英，又有整個國家、社會的支持，“想不一流也難”。如果說教育是以學生為主體，北大學生如此優異的素質，似乎足以保證北大的“一流”地位了。

　　然而，如果照這個邏輯推下去，中國古代的科舉競爭更加激烈，進天子腳下的太學，更要萬里挑一，國家對這樣的教育機構，也更重視。我們能夠說那是一流的教育嗎？蘇格拉底在雅典街頭通過對話、問答來施教，“學生”用不着萬里挑一，國家也沒有支持，我們能夠說他的教育比我們的太學低嗎？

　　一個蘇格拉底，在街頭自由討論，不要社會的一分錢。他為公眾提供的教育的價值，比中國歷史上的太學還要偉大。原因之一，是在於他提供的教育是開放的，是屬於所有人的。太學則是封閉的，是屬於少數被權力豢養的精英的。

　　我們目前對北大學生的這種自信，其實正體現了我們對權力塑造的精英的崇拜，體現了我們在教育上認識的誤區。美國的一流名校，本科生的錄取率最低也是10%以上，十里挑一也很勉強。但以筆者觀察，人家的學生素質明顯比北大學生的素質高。其中的道理，和蘇格拉底的街頭談話勝過中國曆朝之太學恐怕大同小異。

　　筆者上周在本欄指出，我們高考的選才，標準單一，死靠分數。最後有錢受特殊教育、上重點高中的孩子，漸漸壟斷了名校，把弱勢階層排擠出校園。這些小貴族對社會的認識膚淺，未經風雨，又無緣與來自別的階層的人交流，只知道到國家那裡“領賞”，形成了校園中有錢子弟的“近親繁殖”，素質當然不行。

　　但更重要的是，我們以這樣的科舉的方法辦現代大學，使受教育者完全失去了自主性，要等着人家來選自己，就像等着皇帝老子賞官做一樣。你如果看看美國的一流大學，就是另一種景象。每到暑假，校園人流不斷。一群群來選擇大學的家長和高中生，布滿校園。校方為之配備免費導遊，請自己的學生和那些高中生座談，組織各種諮詢會。開學後，這樣的遊客還是不斷。學校對於這些潛在的學生，殷勤備至，態度就像對待客戶一樣。商業化嗎？也許。但這就是競爭。學校選擇學生，學生也選擇學校。

　　美國的高中生入大學前，手裡常常拿着幾個大學的錄取通知，從中進行取捨。即使哈佛、耶魯，每年也都有被錄取的學生不來、跑到別的學校的。中國的學子呢？高考報上個志願，這是唯一屬於自己的選擇權。接下來就是要擔心分數過了哪條線，第一志願不行能否滿足第二志願。或者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聽任招生辦的人發落。最後接到一紙錄取通知，定了終身。哪裡有挑三揀四的可能？

　　大學自然也不會考慮如何滿足消費者需求、如何物美價廉這樣的“俗務”，如此大學越來越神氣，受教育者的選擇機會越來越少，負擔越來越重。

　　要抑制這樣的傾向，就需要給受教育者、即教育的消費者更多的權力，讓他們有選擇，逼着學校向他們負責。據說如今一個大學生的培養費用達五六萬，其中國家支付1/3。那麼，與其把這1/3的經費作為教育撥款交給大學，不如直接把這筆錢按人頭平均交給教育的消費者，讓那些受教育者拿着這筆錢，通過繳學費的方式，選擇自己願意去的學校。

　　中國目前不具備普及大學教育的經濟條件。誰有資格享受這筆高等教育資金，還是要有所選拔。統一的高考，作為錄取的手段之一，可以保留。但統一的招生制度應該取消。

　　高考分數應該變得更像美國大學錄取的SAT測驗分數那樣，成為招生的一個重要參考指標。考生應通過這樣的考試和其他種種綜合考量，獲得國家高等教育獎學金，即目前培養一個大學生國家投入的1/3的經費。然後拿着這筆錢，同時報考幾所大學。

　　只有學生挑大學，而不僅僅是大學挑學生，才可以在大學間引起真正有意義的競爭。培養更多、更好的學生，才可能成為大學追求的目標。一些大學，為了競爭，才可能採取有創意的改革，降低教育成本，使一般老百姓能夠負擔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