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院士制度改革思辯—與中國人民大學顧海兵教授對話

　　　9月13日，第五屆中國科協年會在瀋陽師範大學開幕，中國科技界最高級別“求是基金獎”和“優秀論文獎”在開幕式上頒發。

　　2003年是中國兩院院士的選舉年。中國科學院已審定出第一批有效院士候選人共309人，將從中選出56名新院士；8月底，中國工程院在第一輪評審中，628位院士有效候選人銳減為170位，10位現任省部級以上領導之職的候選人沒有進入覆審名單。幾個月來，社會上對於中國的院士制度的批評一直沒有停息：現行的院士制度已經弊端叢生，亟待改革。本刊認為，對院士制度改革的討論是必要的。充分的、不同意見的提出和探討，對改革方案的制訂只會大有裨益

　　日前，由中國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委託，中國人民大學顧海兵教授擔任課題組組長的《吸取發達國家經驗教訓，改革並改掉我國的院士制度》的專題報告出台。報告提出一個非常尖銳的命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院士的神秘光環正逐漸褪色，設立院士的本意已無法實現。中國的院士制度改革甚至改掉已是勢在必行。

　　筆者就此與顧海兵教授進行了一番對話。

　　“院士制度的終身制背離了優勝劣汰原則”

　　張鮮堂：您怎樣看待目前的院士制度？

　　顧海兵：市場經濟條件下，像創新、學術之類的問題，國家的任務是制定公平公正的遊戲規則，除了對教師、醫師、律師等有一個執業資格要求外，不要仿照行政管理方式把科技人員定等分級。

　　絕大多數專家教授的價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能由市場決定，而不能由政府認定。

　　此外,與獎勵制度相比，院士制度的終身制背離了優勝劣汰原則，減弱了推動創新的競爭強度。古今中外，取得突出成就者皆會受到政府或非政府的獎勵。比如舉世公認的諾貝爾獎等等。獎勵制度的本質是有什麼功論什麼賞,對事不對人，一事一獎，絕不搞終身制。相反，院士制度是從人出發而不是從事出發，類似於選勞模，並且公開規定獲得這種所謂的最高科技學術稱號者，皆為終身榮譽，且年滿80周歲轉為資深院士。這樣的院士制度設計，因為只能上不能下，其利益無限，使得我們的科技人員(至少相當部分)把爭取這種功名放在不恰當的位置上，也使得院士評定過程加大了諸多不和諧的聲音(如送禮之風，對候選人誇大其辭的評價炒作)。

　　如果我們的院士不是終身制而是任期制，甚至規定只能遴選連任一次，那時還會有這麼多人打破腦袋往裡鑽嗎？其實有了國家科技大獎制度，再設立院士制度是完全多餘的。目前院士所承擔的諮詢任務完全可以由科協或各個學會所承擔。

　　還有,在市場化條件下，科技人員利用專利制度、版權制度使自己的智力成果權得到專有性保護，使自己的知識產權的經濟收益權得到保護。在這種制度下，一個科技人員特別是一個意欲創新的科技人員有沒有頭銜、有沒有職稱均是次要的。

　　因此,無論從科學和創新的角度，在專利制度、版權制度已經成為激勵和保護科技創新的基本制度後，院士制度已是多餘。

　　張鮮堂：鼓勵每個科研工作者向高水準奮鬥，並使大家競爭起來有什麼不好呢？

　　顧海兵：因為是最高，所以各地區、各部門都強烈要求在院士上實現“零的突破”，這樣每一次院士評選均是一場內耗嚴重、成本極大的運動,並且評上的院士有不少也難以令人信服；國家高級公務員擔任院士更是有違遊戲規則。

　　因為是最高,各個學部都想增加自己的名額。不僅科學界要搞院士，工程界也要搞院士；不僅自然科學界要搞，而且社會科學界也想搞，這樣的追名,實質是追利，能有什麼益處呢？院士的膨脹與貶值已是不爭的事實，其膨脹與貶值是必然的。

　　盲目炒作害了院士

　　張鮮堂：你認為當前中國院士制度產生了怎樣的社會結果？

　　顧海兵：轉軌時期設立院士，首先容易造成社會各界對院士的盲目炒作。當我國的市場經濟體製成熟時，名號、稱號是不會有什麼市場的，競爭靠的是實力，但在轉軌時期，名號、稱號可能比能力更重要，人們往往很看重形式。比如，近幾年來，社會各界對院士的炒作已經到了一種可謂白熱化的程度。看一下如下的幾則新聞報道：

　　西部某省在省會舉行隆重的給院士配車儀式，12位在這個省工作的兩院院士都配發了國產的別克專用小汽車，配車儀式鑼鼓喧天，管號齊鳴，少先隊員獻花，記者雲集；

　　湖南科技大學引進院士待遇許諾：引進院士配偶隨調，支付100萬元人才使用費，100萬元科研啟動費，安排20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安裝1部電話，配備1台計算機……

　　張鮮堂：給知識應有的尊重，給有重大貢獻者相應的待遇，這有什麼不對嗎？

　　顧海兵：院士因為是最高學術稱號，因而就成了“萬能人”，院士們窮於應付各種的“考察”、“頒獎”、“座談”，用於科研的時間、科研成果的質量可想而知。巨大利益的刺激，又反過來使大量的科技工作者、甚至偽科技專家拼命想擠身院士的行列，出現1000多名候選人競爭100個增選名額，增選中出現腐敗就不是什麼新鮮事了。

　　與此同時，中國傳統因素使院士制度助長了學術腐敗。“官本位”及排座次的思想仍然在各領域存在，學術領域也不例外。院士在學術界既然擁有最高地位，當然就擁有特權，必然就助長學術腐敗。

　　張鮮堂：您覺得一個院士應該具備怎樣的水準？

　　顧海兵：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在該院舉行的2003年院士增選新聞發布會後接受記者專訪，針對院士和本次增選院士應該有什麼樣的科學道德水準問題，徐匡迪對工程院院士和院士候選人提出五個不希望。

　　一是不希望院士參加與自己學科專業無關的鑑定、評審和評獎活動，不希望出現什麼都參加的社會活動院士；二是不希望院士為了使成果的層次更高一些，為了論文能在更高一級的雜誌上發表而在別人的成果上掛名，院士除了一般公民的道德標準外，應該有更高的行為規範，更應該尊重別人的科研成果；三是不希望院士壓制不同的學術觀點，輕率否定別人的科研成果。院士一般都是本學科的帶頭人，但是不希望他以祖師爺自居而壓制別人，應該提倡學術自由民主；四是不希望院士參加一些商業炒作和商業包裝活動，現在有些藥品甚至保暖內衣都想請院士促銷，我們不希望院士參加這類商業廣告活動；五是不希望或就是明確反對院士參加偽科學和封建迷信活動。

　　讓中國院士回歸學術

　　張鮮堂：您認為中國院士制度應該怎樣改革？

　　顧海兵：改革的對策有最優和次優兩個層面。次優的對策是：在保留院士稱號的條件下，(1)取消所謂的最高學術稱號，(2)取消院士的終身制，(3)改進院士選舉制度，(4)必須交納會費，取消所有津貼，(5)院士工作與中國科學院脫鈎，轉移至中國科協。

　　張鮮堂：那最優方案是什麼？

　　顧海兵：最優的對策就是徹底改掉中國的院士制度。

　　(1)從現在開始，不再增選院士，使院士逐步減少直至消失；與此同時，將現行對院士的管理及由院士所承擔的任務轉移至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現有院士在保留院士稱號條件下全部自動成為中國科協會員，原中國科協會員可全部註銷再重新篩選登記。

　　(2)從現在開始完全取消院士稱號，全部改稱為“中國科學學會會員”、“中國工程學會會員”、“中國醫學學會員”(考慮到中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也可借鑑德國經驗，學會可以大區學會為實體，全國設立學會聯合會或聯席會)，與此同時，對原有的中國科協、中國工程學會、中國醫學會進行改組、改選、改革，原會員可註銷，重新選舉入會，會員可以是終身制的。

　　(3)學會及其會員獨立於政府，也獨立於中國科學院。學會課題經費及學會的諮詢活動費不應是財政撥款，可以通過課題合同從政府處爭取資金。學會不介入政府決策過程，只作諮詢，學會會員不能擔任政府職務。國家如設立科技顧問委員會，其成員如果是學會會員，則必須首先辭去會員職務，這樣有利於學會公正地發揮作用。

　　(4)借鑑美、英做法，既然是會員，則必須每年交納會費。會費首先用於滿足學會的正常運轉，使學會能自立。交納會費，其實任何一個組織都應有的規則，它是權利與義務的平衡，類似於黨費、團費、工會會費。不能名利雙收而沒有義務。

　　(5)借鑑英國與日本的經驗，今後學會的主要工作一個是為政府與社會提供諮詢，一個就是資助青年研究人員、主持科研頒獎儀式。

　　只有當院士回歸為普通的會員，淘汰所有類似於院士、大學士、大師之類的帶有封建殘餘色彩的身份認定，才能徹底解決中國院士選舉的內耗與負效應問題，才能使全社會真正尊重科學、尊重真正的科學家。科學領域應該是最不講究名分的，必須有自我革命、壯士斷腕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