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北大教改方案之所以引發校內外的廣泛爭論,並不僅僅在於北大自身的重要地位,更在於它對中國整體改革的象徵意義。即此而論,這場論爭,將對中國改革學提供典型個案。北大教改,不將之置於更廣闊的社會語境之下,就很難把話講清楚。

時至今日,中國大學改革已進入關鍵時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已顯為制約高校發展的瓶頸。而執事者,卻或真糊塗或裝糊塗,不承認此點。呼籲者,又每每操之過急,以為只要有學者掌權,開明領導振臂一呼,即可從者雲集、大功告成。對改革的制約條件和難度,並無清醒、深切的認識。這必然帶來改革的盲目性。

社會變革,無不是“路徑依賴”的。但如對“路徑”熟視無睹,聽任其規範、引導,就會造成改革的盲目性,乃至走向邪路。目前改革繼續向有利管理者、權利者的方向發展,而非向有利代表教研生產力的廣大教師群體發展,就十分令人憂慮。

拙文擬專論高校體制改革的制約因素,意在為討論北大教改乃至全國大學改革,提供一種社會文化背景。

我們不妨將高校改革與農村改革、國企改革作點比較,以把握高校改革的特殊性。在我看來,較之企業和中小學,大學體制改革有如下幾個嚴重障礙:

一、 大學改革中的“單位”陰影

由於社會資源總量不足和中間組織匱乏,中國城市長期實行“單位”制。它對於發展社會事業、維護社會穩定,曾發揮過重大積極作用。但隨着生產力的發展,資源總量的增加與資源多元化,“單位”體制的僵化弊端便日益突顯。改革不能不提上日程,並在資源多元化較充分的企業實現突破。但對學校尤其是高校的體制改革,卻很難走出“單位”陰影。這裡着重談以下兩點。

一是高教資源嚴重不足並為國家所壟斷,繼續維持並強化着高校教職工對單位的依賴。由於經濟、政治等原因,中國高校無論對考生還是教師而言,均供不應求,尤其缺乏具有實力、活力和競爭力的私立大學。這就使大學不愁生源和師資,可以高枕無憂。按理說，高校教師應是大學改革的動力和主體。但在人才市場委縮和國立大學壟斷情勢下, 他們為生存卻不能不依賴政府和單位。近年雖有一定人才流動,也只是少數“尖子”由低價依賴向高價依賴轉移，根本形不成改革推動力。而某些學校,試行無標準末位淘汰“聘任”與“下崗”制改革,反而更強化了教師對單位也即對權力的依賴。因為這些毫無經營能力的教師,尤其是人文社科教師，在缺乏知識市場的條件下,一旦脫離原單位,連生存都成問題。而作為精神生產者,又最需要穩定和無後顧之憂的環境。即在充分市場化的美國,大學教師也享有較之政府官員(包括大學官員)更優越的法定職業穩定性,雖然也包含某些有待改革的惰性因素。如若執行北大原教改方案,毫無疑問,就只能強化而非削弱教師的單位依賴。

二是我們的社會性質,決定了大學不可能成為純粹的文化、學術機構,使大學“單位”難以向現代大學本性復歸。《高等教育法》規定得很清楚,高校的培養目標,是培育有專業技能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政治色彩十分鮮明,“接班人”乾脆就是個政治概念。該法還規定了大學最高權力機構校黨委的無限權力,以及教育質量應“達到國家規定的標準”等等。這一切,都顯示了黨和國家控制高校的決心。也許還有個不便明言的意圖,即加強意識形態控制,以防西方的“和平演變”。對九十年代國內外政治風波的某種官方理解,更暗暗強化着這一意圖。因此之故,即使在要求進一步改革開放的今天,對高校的政治思想控制不僅沒有絲毫放鬆,而且還在不斷加強。“絕對服從”,仍是教職工唯一的也是最有利的選擇,除非你甘願從“單位”退出。也就是說,原來“單位”的“控制”與“服從”格局依然故我。這就與現代“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精神扞格不入。

總之,較之其他國營“單位”,大學更難走出“單位”僵化陰影。原有“供養”與“依賴”的“單位”模式基本未變,大學教師的經濟地位和心態,也難以充當大學體制改革的動力與主力。

二、大學改革中的“權力”瓶頸

基於上述“單位”屬性,大學就不能不具政府權力色彩。所有公辦大學,都隸屬一級政府。中層以上官員,均由上級黨委任命、批准。大學權力,只能對上級政府負責,一切聽憑“將令”。這樣,它就根本不可能從真實的社會和學校內在需求中,尋求改革的動力和方向,而是無條件地服從政府需要。現代大學“獨立”、“自治”原則,只能是遙遠的夢幻,甚至在有些人眼裡還是個噩夢。從最積極的方面來看,目前高校改革的基本指向,也只是為黨的中心工作“發展經濟”提供智力支持。而維護價值與意義,守望精神與理想,監督、批判權力,均不在視野之內。尤其是對於最需改革的大學權力本身,上上下下更是諱莫如深。更準確地說,是只考慮如何“加強”它,“改進”云云只是姿態、空談而已。

公辦大學均是各級政府世襲領地。政府通過大學權力,落實各種戰略部署,並享受安插、提拔幹部、工作人員的便利,以及招生、分配等種種優惠。因此,各級政府自然會對所屬大學權力施加保護,抵制公眾和校內的批評。但這種保護,又是種等級保護,故有部辦、省辦、市辦和重點、非重點之別,政策傾斜、吃偏飯就在所難免。且不說私營大學,即使在公辦大學中,也根本不可能進行平等競爭,也沒有公平可言。在重點院校,由於機構臃腫,即使追加大額投資,也仍是杯水車薪。而在許多地方院校,卻只有工資財政。可地方政府出於自身利益,也決不會讓其淘汰出局。因此之故,辦學經費的窘促與資源浪費同時並存,很難達至資源最佳配置。

按理說,具有很高文化素養的大學教師,如能形成一個利益群體,應能成為一個壓力集團,促進大學改革,而為何竟未成為現實呢? 除了上述經濟依賴之外,也根於大學權力性質。作為準政府權力的大學權力,是高度集中、壟斷的權力,而不允許任何權力分化。諸如工會、職代會、共青團、學生會等組織,實質上都是黨委權力的延伸。象全社會一樣,這裡決不允許真正的自由結社。高校教師自也難以形成明朗的利益共同體。而現代民主理論卻認為,自由結社乃民主推動力,從本源上講,民主就是一種結社。既然作為大學主體的教師不能結社,也就難以成為校園民主的動力與壓力。相反,教師卻每每成為“改革”對象,象量化考核、末位淘汰、全省統考、教考分離,以及北大此次的“不升即辭”等“改革”,就無不為教師而發。“改革”成了“革改”。

相反,最需改革的大學權力,卻來領導大學改革。他們必然要把改革引到有利權力者的方向。事實證明,只改換權力者的成分,而不改變權力結構和功能,改革將毫無效果,基至適得其反。大學領導的年輕化、知識化與專業化,不僅沒給我們帶來所預期的新氣象,而且使我們見識了他們遠超前任的以權謀私能力。近年來,在某些重點院校,又呈現出土著權貴與海歸派合謀的趨勢。這再一次證明: 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腐貶,不管權力者是誰。

從某種意義上講,高校改革就是由權力性利益壟斷向知識性利益分化轉移。但由於缺乏權力分化、制衡的保障,便出現權力“尋租”的廣闊空間。權力者雖然讓渡部分利益給知識者,卻又隨手奪回大分額“回扣”。他們往往優先獲得知識者所擁有的學術職銜和榮譽,並在提職、評優、立項、報獎、參會、出國等活動中處處占先。甚至某些與大學不沾邊的政府官員,竟然紛紛榮膺“教授”、“博導”職銜,出現“官商勾結”之外的“官學勾結”。這種以權謀私行為,才是真正的腐敗。將某些教師的學風不正、文德敗壞,判為“學術腐敗”, 實在不倫不類,客觀上只能為“腐敗人人有份”論張目,轉移反腐敗的視線。上述腐敗行為,嚴重侵害了專業教師的利益,敗壞了學術職銜的聲譽,並使其大大貶值,從而形成建國以來對知識者的第二次剝奪。

總而言之,准政權式的、高度集中的大學權力,成為制約大學改革的一大瓶頸。

三、大學改革中的“文化”制約

此處所謂“文化”,主要指大學知識者體現民族特色的群體生存方式與價值觀念。

個人力求融入群體,是我們的民族傳統,知識者也不例外。許紀霖指出:“中國知識分子在本性上就不具尼采、克爾凱郭爾那樣的孤獨氣質, 最後還是要尋求一個群落, 一個可以依賴的歸宿。”古代士大夫,除以家族作為基本依託外,為尋求更大範圍的群體認同,只能直接界入官場,所謂“學而優則仕”。但官位十分緊缺,極難滿足士子要求。失意的士人,往往到絛林好漢中尋求認同並充當謀士,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

在新中國,“單位”制滿足了知識人的群體歸屬要求,同時也巧妙地控制了他們,所謂“皆入我彀中”。人們常期在這裡工作、生活,建立人際關係,儼然成為團結、和睦的大家庭。既在這裡獲得社會身份合法性,也求得安定、安全感和熨貼感。誰若脫離“單位”,就會成為無家可歸的孤兒,被社會遺棄的“多餘人”。而多年來穩拿工資、獎金,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有人管的優越性,更為增強了人們對“單位”的依戀。誰都不願享受不為“單位”控制的獨立與自由,甚至對此感到恐懼。許多人都曾痛感到,中國知識分子缺乏蘇聯知識分子那種獨立的“精神譜系”。殊不知,群體認同情結與“單位”依戀是個重要根源。然而,大學教師的這一心態,卻使“大學自治”、“民主管理”和“思想自由”等現代大學理念極難落實。

中國士階層,本來就有注重“功名”的傳統,所謂“功成名就”、“衣錦還鄉”。“十年寒窗苦,便為人上人”,他們所看重的,是諸如名、權、利等最終效益,而非奮鬥過程和創造發現,在自我實現中獲取精神滿足。看重職稱而非學問,實為大學教師的普遍心態。也正因普遍追求功利，學校集體弄虛做假，追求小集團私利，大家卻心安理得,乃至積極參與，從而導至更可怕的集體學術腐敗。大家互相攀比的,也是所得“好處”,而非所取得的成就,“紅眼病”就勢不能免。此種心理,根本無望樹立現代大學所要求的“學術忠誠”。加之由年資、籍貫、母校等等差別所形成的派系,就使大學教師很難形成利益共同體,成為改革壓力集團。相反,卻很容易被大學權力分化利誘、各個擊破。由於資源分配還基本上是權力分配,所以各個“小圈子”也就拼命接近、影響乃至爭奪大學權力,以搶占資源分配製高點。於是,大學權力核心,無形中便成為共同的依靠、爭奪對象,誰也不願將它視為改革對象。這就使大學權力改革,失去了最深厚的群眾基礎和根本動力。

綜上所述,較之其他部門,公辦大學的體制改革,受到更多更大的經濟、政治、文化制約,可謂任重而道遠。其前景,將取決於大學資源的總量增長和資源多元化; 取決於全國的政治民主改革推進,尤其是結社、言論自由的落實; 也取決於知識者生存方式和價值觀念的逐步更新。這一切,均需時日和機遇。

如果要尋找大學改革與其他領域改革的共同點,那就是:體制硬核不變下的小改小革,潛力已幾近挖盡,改革的深化日漸逼近僵化的體制內核。能否跨過這一關,怎樣跨過這一關(既徹底又不引發巨大社會震盪),將決定改革的前途、命運。

餘論

不過,人們似也無須悲觀,也不應毫無作為。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不可阻擋。隨着我國市場機制的逐步確立與完善,加入WTO並融入國際經濟體系,以及國際競爭的加劇,大學體制改革的外部壓力將與日劇增,徹底改革是遲早的事。順應時代潮流者,應創造條件,實施某些可以承受的漸進改革,以迎接最後的質變。否則,到不得不變的時候,將會引發巨大陣痛。逐步推進大學民主,擴大教工學生尤其是教學骨幹的民主參與,是改革的突破口。在原有體制基本未變的條件下,最好慎重出台諸如北大方案之類教師人事改革方案；否則,就只能壓抑、傷害大學先進生產力。

據朱正所著《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記載,早在1957年初,毛澤東就有改變學校黨委領導制的動議,並獲得許多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但旋即卻成為所謂“右派”反對黨的領導的一大罪狀(第68、281頁)。此議雖至今擱置,但《中國教育報》2002年3月29日報導,東北師範大學已在院系一級試行“教授委員會集體決策基礎上的院長(系主任)負責制”。這真是個好兆頭。不管怎樣,將代表高校先進生產力的教師群體排斥於大學權力之外,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但願這種試驗,有一天會推向校級體制改革。退一萬步,也但願不要再出現1957年那種重大歷史反覆。歷史留給我們的時機確實已不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