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讀名牌大學

除香港和台灣地區以外，1949年以後近50年間，整整兩代中國人的教育歷程中，沒有一個中學生少年，無論他或她多麼拔類出萃，能有機會跨入世界文化思想科學的頂尖學府去求學。因為長輩們的愚昧，將民族隔絕於世界文化交流之外，幾億中國少年被長輩們剝奪了學習世界主流文化的基本權利和機遇，自然與劍橋牛津哈佛耶魯無緣。甚至停辦境內所有高等院校。由此亦可以明白一個基本道理，一個民族愚昧，受害最深的必定是他們自己的子女；一個民族的後代若長期受苦受罪，其長輩們必定昏庸。

開放以後，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些中青年學者有機會進入哈佛耶魯劍橋牛津深造。90年代後半期，中學生留學熱興起僅僅幾年，逐漸有中國大陸少年學生考入劍橋牛津的學士學位課程。今天的劍橋牛津，不僅有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研究生，還有許多稚氣中國大陸本科生。僅深圳中學98級高一某班，就有四位同學被劍橋大學錄取。

許多中國家長都有名校情結，希望送孩子到世界名牌大學去讀書。許多留學的少年渴望考進劍橋牛津或哈佛耶魯，去實現心中的夢想。不過，不妨考慮一個基本問題：這些頂尖世界學府，這些名牌大學，真有那麼吸引人的價值所在嗎？

現代社會很看重品牌。小到食品服裝，大到汽車遊艇，都講究品牌。名牌物品，除了質量和服務相對可靠、使用起來比較順手之外，還有外在的“附加值”。它們可以提高使用者在世俗交往中的身份。可惜這附加價值伴隨附加價格，往往超過物品本身所值。兩樣內在質量相近的物品，是不是名牌，價格可以相去數倍。一分價錢一分貨常常是自我安慰。名牌，並非個個價有所值。不過，有一種名牌，往往是內在價值超越外在價格的，那就是大學的名牌，或曰名牌大學。

獨生子女時代，適逢下崗失業時代，父母不得不加倍在乎子女教育。如果子女無法上大學，天下之愛常常演變成天下之哀。父母不僅希望獨生子獨生女進大學，而且希望他們進名牌大學。同一個國度內，讀名牌大學與讀普通大學，費用相差無己，但畢業後的平均機遇，可以天差地別。所以，從現實功利計較，名牌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前景和“錢景”都很好。有條件的學生，應該儘量讀名牌大學。至少，這關乎學生未來的就業與薪水。但入讀名牌大學，實在有遠超越於“錢景”之上的人生之樂。

中國有句如今的中學老師常掛在嘴邊的古訓：“學海無涯苦做舟”。此話前半段是真理，後半截可大錯特錯了，但大錯特錯中仍有一點正確。

學問上要有建樹，非下多年苦功不可。論聰明與智慧，古往今來的人沒什麼區別。這裡說的古，可上溯到10萬年左右；根據人類學家研究，現代人大約在10萬年前就已經進化出來了；也可以只上溯到三五千年，大約從文字被發明並被廣泛使用開始。今天的人，在知識上比古人優越，但在由生物物種進化所決定的智慧與聰明上，並不比古人聰明。既然今人不比古人聰明，那麼要超越古人，就不是件容易事。以聰明絕頂的數學家為例，當今世界的數學家幾乎個個都承認，古人高斯的聰明遠在今天的數學家之上。

如果25年算一代，那麼2500年正好是100代，這2500年大體是人類文字符號文明興起與繁榮的時代。而學術，自文字發明與文明興起以來，代代積累、年復一年，以100代人的功力發展到今天這個水平。如果百代竿頭更上一層樓，非有卓絕的苦功不可。

儘管當代社會各種學術名家人多勢眾，但行內人士都明白，名流學者之名，大多與學術上的創建關係不大，而是與學術的普及和官場化關係密切。多位大思想家大科學家都說過，如今鋪天蓋地的學術論文，90%不發表，對人類知識沒有絲毫損失；能夠成為精品的，不足百分之一；能夠成為經典的，不足千分之一。

學術創建要以苦功為前提，但苦功並不保障能有建樹。學術上要有真正的成就，必須同時具備三個條件：第一，樂趣；第二，苦功；第三，明師。此外也還有一個錦上添花的條件：高友—高明的學友。

任何學問，其根源都是非功利的。當今世界大名如雷貫耳的首富比爾??蓋茨之輩，他自己著作，如《通往未來之路》等，曾在中國大學生中風靡。但100年以後，這些書還會有人讀嗎？不會了。他很難逃脫被淡忘的結局。而馮??諾依曼、圖林這些奠基IT領域的科學家，或者曹雪芹等，100年以後仍舊是高等學府中的經典名人。

學問，說到底，是人類好奇心的智慧淬鍊，它是純而有純的、不帶世俗功利的，或者說，它是那種幾乎不食人間煙火的東西。沒有頑童般的好奇心，沒有着迷着魔的樂趣，就不可能有璀璨的靈感、不可能有激情噴涌般的智慧光芒，也就不可能有重大的創新。樂趣，而不是生產力之類的功利，實在是學問的第一要素。至此，可以有明白“學海無涯苦做舟”錯在何處。事實應該是：“學海無涯樂做舟”。少年打遊戲機，如果沒有家長約束，沒日沒夜地打也不覺辛苦，為何？樂趣使然。大學問家經年累月的用功，皓首窮思，在旁人看來太苦了，但在大學問家自己其樂其妙他人無法領悟。

牛頓說，他只不過是一個大海邊拾貝殼的孩子。別人或許認為這是他的謙虛之辭。其實，這恰是科學的真諦，也是“學海無涯樂做舟”的絕妙表達。

相比之下，兒童也知道科學的神奇和力量。所謂科學是第一生產力，固然也是真理，卻沒有超出常人的功利的見解。400年前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那是名言，400年後再說科學是生產力，即使不算拾人牙慧，論文采論內涵，都等而下之了。

當然，大學問家皓首窮思的樂趣，與少年打遊戲機的樂趣，雖然都是樂趣，在層次上卻有天壤之別。大學問家的好奇心、樂趣，多半都發自即簡單又迷人、窮思而永不得其解的宇宙之奧妙。而少年打遊戲機，初始固然是好奇，越往後越發是打發人生無聊的無奈或追求感官的刺激罷了。而且，兩者在智慧上之差異，更超過人與猿之間的差異。

雖然宇宙、社會、人生的許多“本原”問題，激發起大學問家無窮的興趣，可是對這些問題的追索過程，不可能樣樣都饒有興味，其中要經歷很多枯燥的辛勞和艱難的跋涉。好奇心人皆有之，但對好奇心的升華、對本原問題的追索，就有智慧淬鍊層次上的差異。

懶惰的人、不求甚解的人，對世界對人生的理解，僅僅滿足於一些大而無當格言。這些格言，第一次說出來是絕大的智慧。如果後人僅僅只會重複，就無疑是愚蠢了。孔子的弟子把孔子的語錄，編撰成了《論語》。其中許多格言，是春秋時代的大智慧。後來的同胞不求上進，僅僅注釋論語，甚至宣傳什么半部論語治天下，就是懶惰之極、愚蠢之極了。

把一種現成的學術神化，宣傳為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不可動搖的百年原則，或者是懶惰和愚蠢的表演，或者是既得利益者的裝潢。半部論語，連青春美麗疙瘩痘都治不了，遑論治什麼天下。

牛頓說：我之所以比別人看得更遠，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這是學術或科學的第二句真諦。

每一代人都有他們的大智大慧者，儘管其中有不少被湮沒了。他們都想要對宇宙人生有所求索。但要領悟宇宙人生的奧妙，談何容易。一代人的智慧，無論多麼天才，都是不可能企及的！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無涯，以有涯窮無涯，殆也。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在多少代巨人、多少代聰慧絕倫的智者不懈地求索中，才逐漸建立起來通往智慧之巔的層層知識的“高原”和陣陣規範的“迷宮”。這高原、這迷宮，就是後人求索的階梯，就是巨人的肩膀。

攀緣這知識的高原，行進這規範的迷宮，絕對要有多年堅持不懈的苦功。只不過，如果當事人不是出於功利而是出於樂趣去攀緣去跋涉，這其中的“苦”的主觀感受，可以大大減輕罷了。古往今來的大學問家，都是嬉戲於智慧之顛峰的“兒童”。他們的嬉戲、他們的好奇心、他們的樂趣，與兒童頑童並無二致。所不同的是他們智慧的功力層次，是屬於西瑪拉雅級別的，而常人智慧的功力層次，至多只達到自己家門口那座小土丘。

往高原攀登、在迷宮奔突，苦功、毅力、耐力決不可少，但仍舊不夠。正因為高原太高、迷宮太迷，如果不是千古未遇的奇才天才，單憑個人的努力，很難找到可行的方向，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一無所獲。遠古時代在知識高原和學術規範還沒有建構起來之前，可以憑個人的智慧去披荊斬棘，清理出學術發展的平台、創建起學術發展的路標，如柏拉圖、歐幾里德、或孔子等人所做。但這在今天已經不可能，所以需要明師或名師的指點指引。其實，柏拉圖、歐幾里德或孔子，也同樣是在師承偉大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有所創造的。

名牌大學最重要的，並不是它的設備，而是在那裡遇見明師與名師的概率大一些。在明師與名師的指點下，高徒智慧的靈感，有可能被激發而不被窒息，知道哪裡可能開闢出通往顛峰的道路。可惜，窒息少年智慧的火花，是現代教育現代學校最常見的功能。

郭靖在大漠18年，苦功之苦遠在楊康之上，但功力卻沒有多大長進。這與今天中學生十年寒窗何其相似。能成為大學新生，固然要下幾年苦功。但眾多大學新生的無知與幼稚，也是有目共睹的。一個簡單的例證，年年暑假都有媒體宣傳報道什麼大學生生存的實驗，把這作為大學生了不起的勇敢事跡。其實，幾個囊中羞澀的大學生到大城市裡去謀生，這種“勇敢”的實驗，正暴露大學生才幹的貧瘠。16、7歲的失學農村少年，讀不起書、兩袋空空、背井離鄉、去城市謀生，何其平常！從來也沒有人大驚小怪。

郭靖有苦功而少功力的長進，其原因很簡單，是老師水平不夠。江南七怪固然算得上“明師”，但這師，只是師傅之師，而非大師之師。最多屬於三流。而今天的學校里，江南七怪這麼好這樣層次的導師，都難以尋覓了。

這裡沒有貶低教師的意思。這是客觀情勢使然，而且是全世界的趨勢。多年來，教師地位低下，有才華的青年不願意當教師。經濟繁榮社會裡，各種CEO或金領崗位的現實魅力，遠遠超過教師的職業。外在的教育制度，又使那些真有才華有熱情的教師，無用武之地。對比三十年代歐洲或中國中學教師群體裡曾經出現過的大師，就能明白。

待遇到馬鈺道長這二流的明師，郭靖的功力開始突飛猛進。待巧遇一代宗師洪七公、老頑童，其武功方可達致登峰造極。習武如此，讀書更是如此。

如果家長確認子女是可造之材，如果少年有遠大的抱負，那麼，上大學就要儘量上名牌大學。那是接近大師宗師的最佳殿堂。可惜，在國內名牌大學裡，大師宗師、明師名師，也鳳毛麟角、難覓難遇了。北大清華的名頭，得益於三個來源。第一，它們的歷史；第二，它們的學生。第三，國家對它們的資金傾斜。但這些並不能保證北大清華有世界一流的大師明師。北大清華的教師，平均說來比國內其他高等院校好些，但好到什麼層次，似乎不能高估。2001年北京大學某著名博士導師抄襲風波、上海交大招生風波，許多報刊都評論說高校已成腐敗的重災區。這樣一種外在社會環境，如何能出世界級的學術大師？

現在世界各大國家媒體熱衷搞大學排名。大學排名本身是個學問。大體說來，排名主要考察大學的七大方面：第一，生源素質，第二，師資素質，第三，教學水平，第四，科研成就，第五，經費多寡，第六，設備條件，第七，畢業生去向。

如果單以本科生生源素質排名，北大清華可以問鼎世界冠軍。道理很簡單，雖然劍橋牛津或哈佛耶魯是世界性的學府，但它們本科生的生源主要來自本國國內。劍橋牛津在6000萬人口中選材，哈佛耶魯在2億多人口中選材，北大清華在13億人口中選材，無疑後者素質最高。但若以科研成就排名，北大清華實在無顏見中華父老了。劍橋大學有近70位“師生”，獲得過諾貝爾獎，哈佛有約40位。劍橋大學一個卡文迪許實驗室，獲諾貝爾獎的就有逾20位。集北大清華加中科院全體大軍，積50餘年的努力，迄今還沒有任何一個領域、任何一個人問鼎諾貝爾獎。其師資水平如何，大體可以推斷。2002年3月上海交通大學公布的一項研究指出，北大清華僅排名於世界高校200-300名之間。交大這個研究結論等於昭告天下：北大清華為何？它們在世界學術研究和教育的奧林匹克競賽中，有最好的運動員（學生素質），有世界綜合實力前六位的大國在經費上大力傾斜支持，卻數十年保持名落孫山之榮譽，巋然不動，躊躇滿志，昂首踏步，傲視中華。

中國文化上有一個獨特的也令人詫異的現象，凡是那些具有世界影響的創新貢獻，都是不入流的民間知識分子、甚至民間工匠做出的，而高級知識分子，往往一事無成。四大發明，沒有哪一項是高級知識分子做出來的。祖沖之、李時珍等獨步古今的人物，也都是非主流的民間知識分子。當代亦有餘風：湖南省方面曾多次申報袁隆平入選中國科學院院士而未果，原因嗎，當然不為外界所確知。一個合理的推測是，袁隆平出自湖南一個小農科所，而不是北大清華中科院直屬，他做出了世界性的創新貢獻，雖然不屬於諾貝爾獎覆蓋的範圍；這巨大貢獻未必能令北大清華中科院汗顏，卻足以令那些相關的院士們運用權勢“反戈一擊”。

所以，英才少年讀國內的名牌大學，多少出於無奈。所以，北大清華的高才生，個個有自知之明，有機會一定往美國飛。考TOEFL、考GRE，成為中國名牌大學學生進軍世界名牌大學的跳板。

這不能全怪北大清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文化有深厚的傳統，智慧與科學也不例外，中國還缺乏科學思想紮根的文化傳統和社會氛圍。

以圍棋或書法文化為例，西方人沒有這種傳統，迄今西方人的圍棋水平仍舊不入流，中、日、韓隨便哪一個二流棋手，都可以在圍棋世界裡橫掃西方世界。至於書法，中國三流乃至不入流的學生，都令西方人望塵莫及。但科學的狀況，不幸正好相反。與圍棋或書法相比，科學無疑是更深奧更廣博的學術，更需要悠久的傳統和適合的社會文化制度。因此不難明白，國內高等院校里師資的科學智慧的平均水平，放到西方，許多方面同樣是不入流的。只可惜，書法與科學智慧兩者相比，畢竟後者為學術大道。

西方人愛智慧求真理的傳統，比中國人愛書法的傳統更為悠久深厚。當年柏拉圖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從古希臘開始，西方人就開始對智慧千錘百鍊，對天文、地理、生物、語言、社會、人性、乃至智慧自身，都窮追猛問、代代求索。在漫漫長路之後，終於走向了科學革命的黎明。不僅對宇宙生命等等這些自然現象，西方人把智慧發揮到了極限，對人類社會，西方人也是如此。何為自由、何為民主、何為法律和法治、何為正義和公正、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孰優孰劣、政府權力為什麼是惡而且又是必要之惡，等等，西方文化始終在不停地追問求索，文獻浩如煙海，僅名著就堆積如山。西方人從來就沒有所謂半部名著治天下、一個主義管百年之類的懶惰。正如中國人在書法上的功力令西方人望塵莫及，西方人在智慧淬鍊上的功力，同樣令現代中國人望塵莫及。那些有幸能夠進入世界一流科學家行列的現代中國人，幾乎個個都有到西方名牌學府留學取經的經歷。為什麼要讀世界名牌大學，歸根到底也在於此。

張無忌成名，就是讀靠“名著”，先讀九陽真經的原著、再讀小昭翻譯的乾坤大挪移的譯著，而成一代大師的。雖然，郭靖和張無忌等是小說中的虛構人物，但金庸虛構的武俠世界，卻恰好是現實學術世界最佳的觀照。要做武林或學林大師，第一，要有少林寺掃地老僧、老頑童、張無忌、令狐沖、段譽、一燈和黃老邪那樣的心懷，視功名如糞土，同時又愛武（愛學術）如痴如醉；第二，要有遠超過常人的苦功，象郭靖和楊過。第三，要有明師和名師的學武（學校教育）環境。

只不過，現實的學術世界裡，裘千丈之類的“大師”，要遠遠多於武俠世界。因為，在一個學術服從於名利、服務於權勢的文化里，學者不需要象武師那樣，不需要比武過招使真功夫以決真假高下。武俠世界裡，三流的武師都知道要搏命讀原著——武功秘笈。而學術世界中，靠讀贗品和複製贗品起家的專家學者似乎越來越多。教育普及、資訊發達、網絡覆蓋，所有現代傳播技術的發展，都使得人們更容易了解和分享他人的最新創造，也更容易剽竊他人的發明創造；科學領域分化的激增也容易使人偽冒理論上的發明創造，普通大眾根本無從判斷。這種情況在西方社會中也不少見，但那裡畢竟有遠上2000多年近至300多年的智慧淬鍊和科學求索的強大傳統，學術的批評與反批評早已走上相當規範的軌道，學者和科學家的整體素質比較高，濫竽充數者、招搖撞騙者、假冒偽劣者不象在中國那樣那麼容易得逞，因而能夠把學術剽竊和造假現象抑制在比較低迷的狀態。這種良性的學術發展環境，還需要數代人的努力才能在中國逐漸建立。

學術的世界與武俠的世界雖有上述種種類似，因為它們都是“人造的世界”，都擺脫不了人性的弱點與優點，但這兩者畢竟不同。學術和科學的世界裡，儘管具體到某個學者或科學家，他/她或許有當“武林盟主”的野心，但健康的學術和科學世界的大氣候大環境裡，學問本身是平等交流的，不存在什麼一統天下的盟主，各種理論都寸有所長、尺有所短的。如果學術和科學有什麼目的的話，那僅僅是在自我磨礪與相互交流中促進智慧水平的提升，從而能夠有幸體驗深邃的智慧之美，有幸以深邃的智慧之美去體驗種種神秘的自然之美。真正的學者或科學家，不會有丁點征服他人、壓倒他人的欲望，他們之所以喜愛在智慧上比武過招，決不是為着打敗他人，而是為着啟發、激勵和豐富自己的智慧，他們所追求的，歸根到底是從挑戰自我與人類智慧的極限中去享受快樂，而非如大多數政治家和官場那樣，從征服別人的權力運用中去享受快樂。

讀名牌大學的另一個好處，是可以結交“高友”。如果在名校巧遇宗師明師，固然大喜。即使遇不到，名校里也有很多智慧出眾才華橫溢的青年同輩。富有智慧的人，攀登智慧的顛峰，如果能遇到同道摯友，同窗切磋，乃人生之大幸。所謂知音知己。智慧上相互激盪，是學術飛揚猛進的酵母。

物以類聚，人以智分。智慧上已經大成的英雄豪傑，正如獨孤求敗，環視眾生，雖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蒼涼和孤獨，但決無彷徨與無助。因為，他的智慧大成所向披靡，可以見著於文字、可以孕刻於刀劍，留給千百年之後的知己知音去品位去激賞。但智慧上有潛質卻不明方向的少年，一旦落入平庸的群體、平庸的社會、平庸的學校，那種苦悶、彷徨與無助，令人無言。久而久之，他們開始麻木，開始被平庸所同化，開始成為不可救藥的醬缸之物。這是現代制度化教育中，千萬英才少年要自覺去抗爭的命運。

為什麼天之嬌子的大學生，甫一跨進大學，苦悶、彷徨、無助、鬱悶，即刻如瘟疫般傳染？令中學生嚮往的大學生活，原來這般無趣無聊！原因何在？找不到大學應有的智慧激勵！如今不少大學，可以訓練高級工匠，卻無法孕育豐富青年的智慧和人生。所以，有幸能夠自費留學的少年，應當把握這個人生機遇，爭取入讀世界名牌大學。以書會友、以學拜師、以思想論英雄，那裡，應該是智慧天地里英雄輩出的殿堂。

遺憾的是，能夠少年自費留學的，離紈絝子弟相去不遠了，又有多少人能有這般壯志雄心。

為什麼不必讀名牌大學現代社會裡，名牌大學之重要，部分在於民族的文化傳承，極大依賴於世界範圍的學術交流與世界水準的學術創新。而這些事物於當代，主要在大學、特別是名牌大學這個舞台中上演。作為凡人，我們不必也不應嫉妒名牌大學和天才。天才永遠是少數，他們的創造和貢獻，常使凡人受益，惠澤天下。作為凡人，我們也不必神話名牌大學，尤其不必神話領袖、天才或偉人。名牌大學常有愚蠢之舉。而“偉大的人物，常常意味着偉大的錯誤”。這是波普爾的一句警世之言。波普爾說，崇拜偉人與崇拜權勢都是人類原始愚昧的心理情結，它是現代社會災難的來源。確實，20世紀人類種種大災難，追根溯源，都與偉人息息相關，與對偉人的崇拜息息相關。做一點語言統計就可以知道，無論哪個民族，當其媒體和社會的話語中，“偉大”一詞頻頻出現的時代，恰恰是愚昧黑暗而災難深重的時代。偉人的野心與才華結合，常常禍遍天下。

中國家長追求名牌大學的情結太強，往往令子女無所適從，令子女受教育的經歷痛苦不堪。至於地方教育行政當局和中學領導與教師，通過強制手段，以慷慨透支學生的生命和健康為代價，提高本地區本校高考的名牌大學錄取率，這就與奴隸主的殘暴沒有什麼差別了，只不過多了一層人造的花環。教師的職責在於幫助學生身心健康發展，而不是把學生當作為教師自己的所謂“教育業績”爭光的工具。把學生當成出好成績的工具，就是把學生當奴隸。這種狀況，在國內相當普遍。啟蒙學者說，是否把婦女當作男人的工具，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天然標尺。今天我們可以說，是否把後代當作長輩的工具，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天然標尺。作為長輩，無論教師、領導或家長，都不應該把後代當作實現長輩願望的工具。不把他人當作自己的工具，這是人類的道德底線。正因為是道德底線，現代社會的成人們才花樣百出，製造了很多動聽的辭藻、美麗的“理想”，逾越這道德底線，行一己之私。古代與現代的區別，不在於人性中沒有邪惡，而在於現代人富於“智慧”，更懂得如何“合理化”這邪惡，嫻熟於如何以正義之名行邪惡之實。2002年東北某城市進行了各行業職業道德調查，結果教育界倒數第一。由此可見，中華少年兒童，仍舊經受着長輩的愚昧之害。儘管所有長輩，包括教師，都異口同聲：我這是為後代好！

大學如今在發達國家已經普及，40%以上的少年可以讀大學。朱基出掌國務院以來，推翻了教育部以往小腳老太婆式的高校發展規劃，大力擴招，高等教育普及的步伐已經加速。越來越多泣血求學的中華少年從此可以跨進大學校門。但無論高等教育如何普及，能夠進名牌大學的學生永遠不到5%。大多數少年不能獲得名牌大學學生身份，這是無法改變的現實。對此，家長和學生，還有中學教師和領導，要有理智的態度。讀名牌大學固然墊高了少年起跳的台階，但讀不上名牌大學並沒有堵塞人生發展的寬廣道路。

身為父母，最大的期望，是子女幸福；身為有起碼職業道德的教師，對學生最高期望，是他們身心健康發展；身為學生，絕大多數人的主要期望，同樣是身心健康發展、才能充分發揮，自立、自尊而幸福。這一切，都與讀名牌大學沒有關係或關係甚少。做一個奧運會冠軍，固然有自尊有幸福，但不做奧運會冠軍，同樣可以有自尊、有更多的幸福。高考競爭，是學術教育的奧運會。絕大多數人參與體育活動體育鍛煉體育競賽，是為着快樂和身體健康，而不是為着爭奪奧運會冠軍的名頭；絕大多數少年讀書，也不應該是為着競爭名牌大學，而是通過教育幫助身心健康發展、幫助個人才能發揮。身體高度健康的人不可能是奧運會的冠軍們，後者大多傷痛累累；身心健康和幸福的人，絕大多數也與名牌大學毫無瓜葛。

每一個家長都要捫心自問：如果你的孩子，通過強制“磨練”的地獄之路，冒着身心健康俱損甚至俱毀的風險，有朝一日，他/她有萬分之一到百分之一的可能，登上奧運會冠軍的獎台，成為阿里、貝多芬、達爾文、愛因斯坦，或者，僅僅成為一個高考狀元，那麼，你會強迫自己的骨肉去走這條地獄之路嗎？

其實，任何以強制為特徵、剝奪學生選擇與思考自由的教育訓練，無論它多麼艱苦，都決不可能培養出貝多芬、達爾文、愛因斯坦這樣偉大的心靈；出高考狀元當然有可能。偉大的心靈，從來成長於自由的大地，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古往今來的科舉狀元們，有幾人對中華文明有過不朽的貢獻？或者，哪怕細微的貢獻？可惜眾多家長不明事理，拿自己的骨肉開刀，幫着學校逼子女。只有家長自覺與種種奴化教育神學教育抗爭，才能夠幫助子女展翅高飛。我們對桑蘭投以無限的敬佩，但如果不是出於子女自覺自愿，家長還要強制子女走桑蘭之路嗎？

讀書學習，除了必要的強制措施之外，如專業知識與技能的考試，自由寬鬆的環境是人才成長的關鍵。以中國古代皇帝之愚蠢，尚且明白人才根本不可能出自天子卵翼下的官學或奴化之學，所以連不需要獨立人格的官場選拔官僚，都不依賴皇家翰林院自身之訓練，不開設什麼皇家幹部學校或中央士大夫學院去培養第X梯隊，而是向民間開放、向民間書院開放，以民間自由成長為基礎，再以科舉選拔。以中國古代皇帝之專橫，要天下無條件接受他的世俗權威，生殺予奪都聽命於他，並為維護其專制大興文字獄；然而，專橫無比的皇帝也有其民族與文化的道德良知的底線：一代又一代，沒有一個皇帝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把自己放到與四書五經同等或更高的地位，強令天下學子學習皇帝講話以武裝大腦。聖旨固然是世俗社會的權威，但聖旨也不可以入侵權勢之禁地——學術經典。換言之，皇帝們的民族與文化的道德良知的底線，使他們禁阻自己於文化經典的殿堂之下，而不是凌駕於其上，儘管他們並不喜歡甚至仇視這些文化經典。雍正可以作《大義覺迷錄》以自我美化，但他還沒有昏庸瘋狂到把《大義覺迷錄》作為與四書五經同等的文化思想經典。嗟乎！真不知道今人是進步了還是蛻化了。

家長或許會說，如今就業競爭這麼激烈，強制子女“刻苦”讀書，也是出於無奈，是為着子女好。這裡，要做幾點區分。第一，如果家長真為子女好，而不是為着家長自己的虛榮，那麼，任何刻苦訓練，都應該以有益於子女身心健康為原則，至少以不損害子女身心健康為底線。第二，子女未來的就業競爭力，首先依賴子女健康的體魄和心理；強健體魄、健康身心，是一切教育訓練的第一原則，也是子女未來應對人生坎坷、追求幸福的根本武器。第三，學術傳承與社會就業這兩者之間並不完全吻合，名牌大學往往更重視前者而忽視後者，倒是一些普通大學比名牌大學更關注自己的課程和學生在未來勞動力市場上的就業競爭力；這在國外大學尤其如此。第四，學校里許多課程的刻苦訓練，既不能增強學生的就業競爭能力，也不能提升學生的學術水平，甚至還經常有害於學生能力發展，把學生越教越傻。如今眾多大學畢業生在勞動力市場上表現不佳，究其原因，都與學校教育訓練不當千絲萬縷。國內大學這個問題尤其嚴重。

即使在英國，十多年來，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一直被青年大學生們評為“最保守最缺乏創新精神”的學府。此外，英國大學一個重要特色，就是許多普通大學都有自己的優勢學科與課程；許多職業導向的課程，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都沒有優勢，或乾脆不開設。例如，英國最好的商學課程，包括MBA課程，或最好的影視媒體課程，等等，都不在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青年朝氣勃勃，同時很容易心高氣傲；名牌大學的學生尤其如此，睥睨天下、目中無人、眼高手低者眾多。據有關統計，名牌大學心理障礙者比例較高，自殺率也較高。許多企業人力資源經理都感同身受：平均而言，國內名牌大學畢業生比較欠缺團隊工作精神，合作性差。很多名牌大學重視研究生以上階段的教學，忽視本科教學，而許多普通大學對本科教學十分重視。此外，現代社會科技功利強勢，名牌大學的招生和課程，都特別注重語言和數理智慧。而人的智慧，千變萬化千差萬別，並不局限於語言和數理邏輯。凡此種種顯然說明，名牌大學不可能沒有區別地成為所有學生的最佳選擇。家長要幫助子女理性評估自身條件。最好的大學，就是最適合學生自身發展的大學。選擇適合自己的大學，有許多方面因素要考慮，大學的名氣或綜合排名只是其中之一。其他如專業排名、課程設置具體情況、畢業生就業前景、校園環境與氛圍、校園所在地區環境、對國際留學生的支持、學費及生活費用費用等等，都是需要考慮的因素。

國內上大學、讀普通大學的青少年，完全沒有必要因讀不上名牌大學而氣餒。現代大學，無論國內國外，不分名牌普通，都為青年發展提供了一個比較寬鬆的“文化科技大超市”。大學裡有豐富的文化科技資源等待學生去挖掘。學生能否健康發展，除了大學課程設置應該合理這外在環境之外，最重要的是學生自己的求索和覺悟。18歲以上的青年已經是心智健全的公民，應該能認清自己的生活道路，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大學裡一個普遍的年復一年的現象是：儘管入學時大家同在一條起跑線上，到三四年後畢業之時，總有少數學生能夠遙遙領先，令眾學生望塵莫及；這少數學生之所以領先，主要不是因為他們特別聰明，而是因為他們從入學之日起，就自覺辨析未來在何方；他們有明確的人生方向，他們能以頑強的自律，撇開瑣事的煩擾，抹去世俗的蛛網，向着人生的大目標步步行進。在大學裡，時時刻刻，都能目睹許多學生渾渾噩噩，也都能見證另一些學生節節成長。現代社會裡，沒有高等學府的環境而要自學成材，相當困難，但畢竟還有不少自學成才者；有高等學府的求學環境，則“自學成材”可以說毫無困難。大學教育普及的時代，名牌大學與普通大學在本科生教育階段差別不大，差別主要在研究生以上階段。如果少年對名牌大學心想神往，那麼一條很保險的道路就是：不要在乎本科階段讀什麼大學，而要在乎本科階段自己扎紮實實自覺努力；到畢業之時，你就會發現以自己的水平，足可以輕鬆入讀名牌大學的碩士博士學位課程。

上大學，除了那張學士文憑片子要拿到手以外，學生不要完全被老師和教材牽着鼻子走，不要僅僅為考試而學習。要自己努力尋求發展的方向，要自己救自己。現代社會信息傳輸發達，即使不能如在名牌大學裡讀書那樣，耳濡目染大師宗師的言教身教，閱讀大師宗師的作品並不困難。閱讀大師宗師的原著，是大學生自救的一條道路。就連大學教材，也要儘量自己選讀大師宗師的作品。現在國家教育部比較開明，允許大學直接引進原版教材。可惜步伐稍慢了些，迄今只限於IT、經濟學等少數專業。大學生要儘量讀英文原版的名著或名教材。西方一些名牌大學也開始在網上公開自己的課程教材，開發網上課程中心，讓全世界的學子共享。學生要學習主動去利用這些極寶貴的“世界性”資源。如果求原著而不可得，讀一些質量上乘精品翻譯書，也遠勝於讀“三道販子”的贗品——那些粗製濫造的編譯品教材或抄襲後拼湊的“專著”。

對於任何渴望成材的學生，名牌大學是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考試是必要的同時又無關緊要，功名太誘人同時又很害人；真正重要的是，少年必須明白，自己的激情在哪裡？學生必須弄清楚，哪些思想方法必須嚴格錘鍊，哪些基本技能必須紮實掌握，哪些學科知識必須下足功夫，哪些學術方向值得努力；在這些方面，要如運動員那樣付出持續十年艱苦的勞動；以及，最後且同樣重要的，明白哪些顯赫一時的學術，其實是金玉其外的垃圾。

名牌大學固然令人嚮往，但大學主要是學術傳承與創新的舞台。學術傳承與創新只是社會的一個部分，並非人人都適合去做學問當學究。人生的成功，也不局限於學術領域，人生的幸福，更不局限於名牌大學的校園。愛迪生不是名牌大學畢業，甚至沒有讀過中學，被老師認定為壞孩子。比爾蓋茨僅僅是名牌大學的肆業生。陳寅恪沒有任何學位文憑。李敖、金庸、龍應台等，都不是北大清華的畢業生，而且在學校里常與教師衝突不斷。柏楊的大學文憑是偽造的。秦暉、朱學勤等，年輕時都沒有機會讀大學。等等。況且，一個學者文人泛濫的社會，不僅乏味，而且可怖。百無一用是書生、負心多是讀書人，這些千古名言，固然誇張，但與事實真相不遠。

名牌大學的學位證不是子女幸福的保險單。體魄強健、個性開朗、心理健康、良好的生活習慣與刻苦耐勞的精神，才是子女一生幸福的保護神。家長重視培養子女良好的生活習慣與刻苦耐勞的精神，沒錯；強逼子女非去讀名牌大學，毫無必要。

那些根本不願意勤奮努力的青年，對幸福一定有自己的理解，例如，懶惰即人生最大之幸福。如此，名牌大學就十足是地獄，讀書學習也屬多餘。對年滿18歲的青年，我們必須尊重他們的自我選擇。何況，什麼是幸福，永遠不可能有人人統一的認識，也不可能有正確的結論。有些人總喜歡統一別人的思想，儘管歷史一再證明，這是使偉人與凡人攜手，從聰明走向愚蠢的好方法，確保使偉人名譽掃地。領袖毛澤東說過：重要的問題在於教育群眾。20世紀英國大學者，數學家、哲學家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羅素先生持不同觀點，他說：重要的問題在於教育領袖，可惜歷史一再告訴人們，領袖往往是最愚昧而不可教育之人。領袖毛澤東有另一句名言：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無巧不成對，毛澤東的一生，為羅素的見解和他自己的見解譜寫了完美的劇本，比劇本更戲劇，比劇本更真實。1949年之前，當毛委員是一個在野的“赤匪”卑賤者，被國民黨政府當局懸賞10萬銀洋通緝之時，他要多聰明有多聰明，大智大慧，無往而不勝；當他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領袖至高至貴者，全國人民用四個偉大來歌頌他的時候（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委員奇奇怪怪地表現出種種大愚弱智，犯下一個比一個更蠢的大錯。僅舉一例，1958年，在農村務農長大的農民領袖毛委員，愚蠢到相信文盲老農學習了毛澤東講話來種地，就足可以令畝產糧食一年翻百倍千倍“大躍進”。而大躍進的愚蠢，與後來文化大革命的愚蠢相比，又是小巫見大巫了。在中華歷史上，毛委員開“學習領袖講話”的風氣之先。不過，毛委員畢竟文才武略樣樣過人。後來者們，不容易學到毛委員的文才武略，卻容易學會毛委員要求民眾學習領袖講話的招數。這倒也挺符合教育學的基本原理：先易後難嘛。畢竟，在成為接班人之前，人人都有過墊尿片的成長時代。

58年大躍進的慘敗導致隨後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後來的學者研究有兩個發現：第一，那三年自然災害僅僅是平均水平，第二，那三年中國民眾非正常死亡率幾乎與戰爭年代相同。這麼天大的教訓都不能教育咱們敬愛的毛委員於絲毫。不得不佩服羅素的見解：領袖往往是最愚昧而不可教育之人。本書冠名為“與世界領袖同窗”，就此可以讀成：“與最愚昧而不可教育之人同窗”。你說，還有讀名牌大學的必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