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魯迅留給記者的財富:以最大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 |
| 送交者: 聶曉陽 2004年01月03日16:10:39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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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缺少甚至沒有大師的年代,懷念和重溫已經逝去的先賢,也許是一個追求理性的人在浮躁的社會裡並不那麼浮躁的唯一法門。
讀魯迅不能不讀他的雜文,但是,最值得我們懷念的,似乎仍然是他的小說和散文。在百草園和三味書屋,從《孔已己》和《狂人日記》,魯迅作品處處蘊涵着毫不做作的深刻。許多句子,如果單獨拿出來,都是很好的警句,都足以代表一個深邃的頭腦對生活乃至人生永恆的理解和感悟。 重讀魯迅,印象最深的是,魯迅是一個“向來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人。魯迅的朋友和敵人的林語堂,對中國人也有過很多觀察和描述,有的也堪稱精彩,但是林語堂沒有魯迅那般直白和入骨。在《中國人》一書裡,林語堂繞着彎子既罵中國人也捧中國人,多是些不痛不癢的句子。而魯迅則懷着怒其不爭、哀其不幸的深厚的責任心,觸及了中國人靈魂深處的劣根性。 “中國人”在這裡當然不是所有的同胞,不是每一個獨立的個體的中國人,而是一個文化的符號。魯迅以他對“中國人”靈魂切膚的體察,孤獨而不乏刻薄地把現代精神的啟蒙深深地溶入了中國人的血液之中。 在《記念劉和珍君》中,魯迅用他冰冷的筆觸寫道: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 那麼,作為中國人,我們是否意識到,在有些方面,我們仍然是一個即使以想象力的極至來推測都不過分的民族——在封建迷信方面,在野蠻執法方面,在官僚體制方面,在民族自踐與狂熱方面……我們做過而且正在做着令人扼腕的蠢事? 我十分留意每天網上的社會新聞。有人說,新聞是歷史的草稿。今天的新聞,就是正在發生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我們社會和時代的一面鏡子。儘管不排除網站編輯劍走偏鋒、刻意獵奇的取捨,但是幾乎每次我瀏覽這些新聞的時候,都會情不自禁地自問:這是真的嗎?怎麼會這樣?這些新聞所披露出來的愚昧、無恥、兇殘,在我腦海中翻滾,刺痛我的心靈。 每當這時,我就想起了魯迅,想起了他的犀利和深刻。我們是一個有着13億人民的發展中國家,在我們的身邊,立起了高樓,修成了高速公路,但是如果人的素質不能提高,我們永遠也進入不了現代化。魯迅的偉大在於,他時刻提醒着我們,要“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不要被虛假的表象所迷惑,不要忘記那些遠遠沒有克服的劣根性。 “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就是讓我們以最虔誠的心態反省自己,以最大的“惡意”來懷疑我們的社會。在這裡,最壞的惡意也成了最大的善意。當年魯迅的“最壞的惡意”,鞭策了一大批民族的棟梁,啟蒙了一大批國家的精英。 由魯迅揭開的傷疤,儘管現在還沒有完全好,但是傷口既然揭開了,總有人去治療,總有好的一天。今天,環視我們的知識界,還有多少人能夠有魯迅的勇氣,能夠“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然後向民眾“吶喊”,尋求救助的“藥”? 魯迅在幾乎字字珠璣的《記念劉和珍君》裡還說: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今天,在商品的大潮中,在“製造快樂”的年代,媒體空前發達,小報比任何時候都多,但是有多少聲音,能夠真正代表了我們民族真正的憂慮、沉思、興奮乃至驕傲?由於缺少魯迅那樣的眼睛和心靈,千千萬萬在田野里和機器旁辛勞的父兄成為“沉默的大多數”,而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在空前繁華的城市裡,我們為什麼忽然感覺到迷失了自己?如果說魯迅是沉默中的一個爆發,那麼,在霓虹燈下人聲的喧鬧中,我們究竟還需要多少個魯迅,才能讓有聲的人們聲音更大,讓無聲的人發出聲音? 當年,魯迅在滿紙仁義道德中發現的“吃人”二字驚醒了多少青年人。今天,魯迅多年前在沉默中的吶喊,依然值得我們的深思。 重讀魯迅,儘管值得我們深思的並不是一兩句話,而是他的整個精神的力量和理性的光輝,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從他並不過時的文章里,通過那些閃爍着哲理光芒的語句,體會到魯迅的偉大,反思我們人性和社會的時弊。 在《論雷峰塔的倒掉》中,魯迅寫道:白蛇自迷許仙,許仙自娶妖怪,和別人有什麼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經卷,橫來招是搬非,大約是懷着嫉妒罷……莫非他(法海)造塔的時候,竟沒有想到塔是終究要倒的麼? 精彩。中國自古,提倡的是與人為善,信奉的名言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但是,中國自古又不乏把自己意志強加給別人的人,不乏“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人。儘管被認為是一個講究集體主義,勇於“設身處地”為別人考慮的民族,但是實際上,我們是一個過分區分自己和別人的民族——我們對自己寬,對別人嚴。 在魯迅看來,按照法海們的邏輯,凡是好事,我沒有沾到的,別人也不許有。這也許就是魯迅所說的嫉妒。嫉妒是人類的通病,但是在中國有為甚烈。而且,如同法海所演示的那樣,中國人的嫉妒,是破壞性的嫉妒,是兩敗俱傷的嫉妒。 在一篇作品集的序言裡,魯迅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現在看來,這句話仍然有着意味深長的涵義。自古以來,我們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我們為什麼能夠延續5000年的文明?中國的脊梁,不知現在那些暫時還把握着權柄的貪官和污吏看到這五個字,會做何感想? 自古以來,我們就有這些民族的脊梁,也有各種各樣的貪官污吏。現在,埋頭苦幹、拼命硬幹的人依然有,捨身求法、為民請命的人也還存在。重讀魯迅,那些民族肌體的蛀蟲們,難道不應該膽戰心寒嗎? 在小說《孔已己》中,魯迅在一開頭就“無意”描述了這樣一個有趣的場面:外面的短衣主顧,雖然容易說話,但嘮嘮叨叨纏夾不清的也很不少。他們往往要親眼看着黃酒從罈子裡舀出,看過壺子底里有水沒有,又親自將壺子放在熱水裡,然後放心:在這嚴重監督之下,羼水也很為難。所以過了幾天,掌柜又說我幹不了這事。幸虧薦頭的情面大,辭退不得,便改為專管溫酒的一種無聊職務了。 這一陣子,“整頓市場經濟秩序”的運動還在進行,一些大大小小往酒里“羼水”的勾當暫時收斂了。但是,這將是一個長期的鬥爭。在可以預期的未來,不享受專供特權的普通消費者們還將戰戰兢兢地消費,“能幹這事”的夥計們還將想盡各種辦法賺取蠅頭小利。 重讀魯迅,讓我們在加入WTO之際對我們的國情有更加清醒的認識——我們是一個有着過多小農意識的社會,同時,也是一個講究“薦頭情面”和社會,“規範”、“接軌”任重道遠。 同樣在《孔已己》中,魯迅寫道:……孔乙己顯出極高興的樣子,將兩個指頭的長指甲敲着櫃檯,點頭說,“對呀對呀!……回字有四樣寫法,你知道麼?”……回字的四種寫法,當然是一門學問。但是,我的疑問是,現在,有多少的教授,是靠着知道“回字的四種寫法”而當上教授的? 重讀魯迅,讀到的除了震撼,還是震撼。在小說《一件小事》裡,魯迅在開頭部分就毫不隱晦地說:我從鄉下跑到京城裡,一轉眼已經六年了。其間耳聞目睹的所謂國家大事,算起來也很不少;但在我心裡,都不留什麼痕跡,倘要我尋出這些事的影響來說,便只是增長了我的壞脾氣,——老實說,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指輕視車夫、民工之類的人)。 在《吶喊》的自序里,魯迅寫道: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 在《阿Q正傳》裡,魯迅這樣入木三分地描述“中國人”的“健忘”:在阿Q的記憶上,這大約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幸而拍拍的響了之後,於他倒似乎完結了一件事,反而覺得輕鬆些,而且“忘卻”這一件祖傳的寶貝也發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將到酒店門口,早已有些高興了。 在《狂人日記》裡,魯迅呼籲: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 在書信里,魯迅一直把自己當作一個普通人。實際上,魯迅並不會料到此後毛澤東會選擇他進行毫無保留的褒揚,乃至他日後將成為中國僅次於毛澤東的思想領袖。是後人神聖化並經典化了魯迅。正如有關研究者發現的那樣,20世紀90年代以前,利用“魯迅”這個“意味深長的文化符號”來寫回憶和評論文章美化自己的不計其數,人們讀過多少散發着趨炎附勢味道的文章,已經記不清了。如果這種情況還繼續,那麼,我這篇文章便少了許多寫作的意義。 然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之後,隨着人們自己樹立起來的神壇的相繼倒塌,;另一種時文卻“滋生繁衍”起來。各種消遣的、逗趣的、關注私人生活的、渲染隱私的關於魯迅的文字開始填補人們的精神胃口。有人驚呼:不該忘卻真正的“魯迅”。於是,魯迅——作為思想家的魯迅而不是僅僅許廣平丈夫的魯迅,作為民族精神領袖而不是被工商局駁回“魯迅酒”商標註冊權的那個“魯迅”——的名字又開始出現在一些嚴肅的媒體上。 記得魯迅說過:“有人說,文學是窮苦的時候做的,其實未必,窮苦的時候必定沒有文學作品的;我在北京時,一窮,就到處借錢,不寫一個字,到薪俸發放時,才坐下來做文章。”我想,新聞大概也是這樣。有那麼一段時間,新聞里到處都能看到紅包的影子,記者實際上是一個替那些大大小小官僚進行文字按摩的職業。 但是我想,如果在還沒有窮到揭不開鍋的地步的時候,如果能有些不為生計寫作的人,在記者、編輯、撰稿人和連續劇寫手大把大把從人民的口袋裡掏銀子的同時,能夠回憶起我們還有過一個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文化巨人,那無疑是我們社會的一點小小福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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