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雪下個不停。下了車，我快步向移民局走去。不大的移民局大廳里坐滿了人，有的人站着排隊等待領取號碼。大廳看上去象是舊式火車站的候車室，不過室內的溫暖一下子將室外的寒冷擋住了。

　　一位碩狀的黑人警察把我叫住。我瞧了他一眼，他黑色的警帽壓得很低，戴着一副厚得象玻璃瓶底的眼鏡，滿臉橫肉，油光發亮。腰前的皮帶上掛着一支手槍，手裡拿着一根短棍。一看便知道他是檢查是否攜帶危險物品的。我把鑰匙放到旁邊的一個盒子裡，走過安全門，突然我的身上發出“嘟、嘟”的響聲。警察把我叫到一邊，我趕忙解釋說：“我穿的是安全鞋。”他彎下腰去，用手中的短棍在我的鞋上反覆探測，鞋子不停地發出響聲。警察要我張開雙臂繼續在我全身探測。然後說：“ＯＫ，你可以進去了。”

　　在大廳里，我將Ｉ４８５的批准信放到了指定的盒子裡。我不敢去找空位坐下，只是靠在盒子旁邊的一根柱子上，兩隻眼睛盯着那個盒子，以防別人拿走了或搞錯了。過了一會，一位黑女人拿走了我的信，然後通過廣播叫起我的名字。我走到櫃檯前，將護照遞給她。她看了看護照，又瞟了我一眼，心不在焉地問：“你是龍舟嗎？”我趕緊答道：“是。”她飛快地翻着護照，找到一張空頁，拿起一塊方形印章，在護照上輕輕地蓋了個章，然後說：“到這邊來蓋個手印。”蓋完手印，她說：“好了。”我問：“完了？什麼時候可以收到綠卡？”她答：“過半年到一年，我們將把綠卡寄給你。”

　　走出移民局大廳。在走道上，我翻開護照，仔細看了看那頁上的紅色印章。上面寫着：“合法永久居民的臨時證明。”那紅色的印章飄着一股淡淡的怪味，似乎又澀又香，好像就是在等待綠卡過程中那種焦慮和盼望的心情。手續就這麼簡單，可在等待這個印章的漫長的日子裡，人的身心卻經歷了無數的煎熬和望眼欲穿的盼望。面對着這個印章，我沒有絲毫的激動，只是感到壓在心裡一塊沉重的石塊落地了。綠卡呀，不僅僅是我們可以在美國生存下去的標誌，更重要的是我們卸下了心靈的重負。我們盼望的不僅僅是一個印章、一張小小的卡片，更重要的是生活的安全感和心靈的輕鬆，那才是我們盼望着的心靈的綠卡。

　　回到辦公室，一位中國同事對我說：“你怎麼回來了？沒有去溫莎？”溫莎在底特律河的東邊，與底特律隔江相望，但那裡已經是加拿大了。同事說：“我認識的朋友一拿到綠卡就順道穿過隧道去溫莎，然後再回到美國，看看這個印章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可以回來。”

　　周末，到溫莎轉了一圈。回到美國海關時，我把護照拿在手上。海關官員問：“去溫莎幹什麼？”我答：“去吃飯了。”我準備等她檢查我的證件。她又問：“帶什麼了？”我說：“沒有什麼。”她搖晃了一下腦袋，說：“可以走了。”我走了，可護照她牙根都沒有看。嘿，我等待多年的再次進入美國就這麼簡單。車在高速公路上行駛着，出國、綠卡在我腦海中又翻滾起來。

　　（二）

　　在交大校園的東北角，聳立着兩棟十八層的研究生樓。在八十年代高樓並不多的上海，它與二十層的包兆龍圖書館也構成了上海一景。走進每個房間，幾乎每個書架上都會擺放幾本ＴＯＥＦＬ和ＧＲＥ的書。可我的書架上連一本最基本的ＴＯＥＦＬ詞典都沒有，那裡卻充溢着詩、散文、哲學和音樂這類虛無飄渺的東西。同學們在熱火朝天地談論着前進ＴＯＥＦＬ班、考試、護照、簽證和僑屬關係，可我對這些索然無味，這些現實的東西好像離我萬丈遙遠。有時，我會有意離開人群，拿着竹笛到走廊上，吹上一曲《一剪梅》，讓思緒在梅花盛開的鄉野里自由的馳騁。有些好心得同學勸我：你應該生活得現實點，你得有個人把你拉回到現實中來，否則你完了。我一直在想每個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要在自己的生活軌跡中找到自己的快樂和心靈的平靜，就夠了。出國也罷不出國也吧，那都不過是一種種生命的軌跡罷了。我想有一份安穩的工作和一個幸福的小窩就足以。不過後來回想起來自己當初這般麻木，我驚訝不已。

　　在一次主題為《英語和我》全校研究生的英語演講比賽中，我以《我討厭學英語》為題獲得第二名。我充滿激情地說：“我討厭學英語，我們浪費了太多的時間。如果我們用這個時間去學別的東西、去工作，我們一定會做出更多更出色的事……，但我們又不得不去學。有着幾千年文明並為人類做出巨大貢獻的中華民族落後了，我們要學習西方現代科學，要到圖書館查閱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要到國際會議上去介紹我們的成就，想到美國來求學……。我盼望着有一天，全世界都來學中文，就像我們今天學英文一樣……”那天我贏得了最大的掌聲。會後，一位研究生院的領導用欣賞而又關心的口氣對我說：“你的演講不錯。不過你的觀點會讓那幾位白人外教評委害怕，他們會感到黃禍的威脅。以後說話不要過激。”

　　我時常漫步在包兆龍圖書館寬敞的走道上，有時會在牆壁上懸掛的一群學部委員的大幅油畫像前佇立許久。錢學森的畫像最引我注意。他相貌端正，前額飽滿，面容慈祥，綠色的軍裝澤着光彩。這位中國首席科學家在我心中占有崇高的位子。這位加州理工的博士，三十五歲就是麻省理工的正教授，在他事業達到輝煌頂點的時候，毅然離開了麥卡錫主義蔓延的美國，為中國的國防事業建立了豐功偉績。而他再也不願踏上美利堅一步。他的偉大不僅是作為一名科學巨匠的偉大，更是作為一個愛國者的偉大。在這裡就請我們原諒他做的一些象為“大躍進”推波助瀾這樣的蠢事吧。今天當我們對美國眷念不舍的時候，就更覺得他和他那個時代學者的偉大，自己的渺小。

　　出國是別人的夢。畢業了，有的人踏上了去洛杉磯的班機，有的人到深圳去掏金，有的人使勁地留在上海。我卻非常平靜地回到了故鄉，又找回到了曾經工作過的船舶研究所，因為我喜歡那裡近乎於世外桃源的生活。夏天，茂密的樹葉遮蓋着寬敞的道路，陽光照進來只在路上留下幾塊小小的亮點。傍晚十分，人們搖着芭蕉扇，在寬闊如茵的操場上幽閒地散步。每個研究室又有一個小院子，裡面種着矮小的灌木和五彩的花卉。潔白的枝枝花的香味會隨着微風飄到實驗室來。我們還時常到海上去做實驗，那清亮得近乎於透明的海水經常讓我激動不已。外面的世界在變，可這座大院好象與世隔絕。我對生活並沒有太多什麼奢望，這種近乎於陶淵明筆下的生活對我足以。為什麼要顛沛流離，飄流異鄉呢？什麼要把青春的才華獻給別人呢？

　　一位同學從深圳出差到我這裡。在宿舍里，我們海闊天空，暢敘着各自的生活和愛情故事。到了吃飯的時候，我說：“走吧，到我們招待所去吃飯。”我們起身，他望着我，我也望了他一眼，補充說：“我們招待所的小炒挺不錯的。”他淡淡地笑道：“到外面去吃吧。”我何嘗不想請朋友到外面去，但每個月不到兩百的收入讓我卻步，這時一股窮秀才的寒酸略過周身。朋友見我不語，就拍拍我的肩說：“走吧，到外面去吧，我請客。”我趕緊說：“怎麼能叫你請客呢？我是主人。我們招待所真的不錯。”朋友笑道：“你幹嗎呀？咱們誰跟誰。我現在的收入是你的十幾倍，以後你有錢了，再請我吧。”我肩膀鬆弛下來，攤開雙手，嘆了口氣：“那好吧。”

　　錢，多麼實在的東西！我要生活，要去花前月下，要面對着結婚。在女友的生日和聖誕這樣的日子裡，我只能買幾枝鮮紅的玫瑰和幾個色彩斑斕的輕氣球，在一張精美的卡片上寫上一首空中樓閣般的詩。我實在沒有錢去一個裝璜華麗的餐館，沒有錢去買戒指項鍊，沒有錢去為她絕佳的身材添置漂亮的衣衫。作為男人，心中充滿了無盡的慚愧。

　　夢破了，現實就在眼前。人們都在尋找着自己的路：紅路、黃路和黑路。察言觀色的紅道和布滿陷阱的黃道不適合於我這樣儒腐的書生，國內博士的黑袍似乎又沒有什麼吸引力。沒有路可以走了。為了生活為了掙錢，只好走吧，到美國去。當到書店去買托福和ＧＲＥ書籍時，我對自己的麻木感到驚訝，就問自己：這幾年，幹什麼去了？

　　兩年半以後，當我再次到上海準備從虹橋機場蹬機的時候，同學驚訝了：“你也出國了！”“這麼快！”“你還找了個台灣奶奶，辦了直系！”

　　正巧，交大的一位老師同機到美國出差。她問我：“到美國留學，激動嗎？”我搖搖頭：“沒有，什麼感覺都沒有，跟你一樣，就好像出一倘長差。”真的，什麼感覺都沒有。對於生活，只充滿了無奈。只盼望着將來買東西時候不再想口袋裡的錢夠不夠。出國只是一個目標，有了目標就向前走吧，達到了就松下一口氣。

　　飛機在淡淡的白雲中穿梭。隱隱約約能看見下面的大海和島嶼。祖國就這樣一步一步地離我遠去。對生養自己的故土，眷念嗎？我也說不清楚。面對出國前繁雜手續的煎熬，面對複雜的人際關係，我又有什麼眷念的呢？聽人講，美國人際關係簡單，美國人的性格直率，那就去吧，去追求綠卡吧。也許在那裡能重新拾起夢中的世外桃源。

　　（三）

　　本來想工作以後才去辦綠卡。周圍的人工作一兩年後都拿到了綠卡。如果辦傑出人才或國家利益豁免，那只要幾個月的時間。只要有工作，綠卡應該人人都會得到的，而且並不需要太多的盼望。

　　不過我還是在離開學校的前一個星期，找了當地的律師。律師看了我的簡歷和介紹，就馬上開始以我導師的名義起草推薦信。律師口敘，秘書記錄。不一會，一封五頁長而充實的推薦信就寫好了。信寫得天花亂墜：我儼然成了汽車座椅的權威，橋梁結構分析和控制的專家，振動分析方面無人可比的泰斗。我對着旁邊的鏡子，嘲笑道：“這信中講的是我嗎？”不，不是。律師就是這種人，能將一根稻草說成是金條。看看周圍的人都是這樣，似乎個個傑出，都對美國國家利益重大，我也只能對自己一笑了之罷了。

　　來到南方的一家生產軍用卡車的公司做汽車結構分析。公司的節奏非常滿，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可以干很長時間。同事聚在一起聊天一聊一兩個小時是常有的事。公司是拿軍方的錢，而生產中型卡車的公司就獨此一家。公司從來沒有裁過人。同事都說在這裡工作雖然工資不高但卻絕對穩定。

　　習慣了學校里緊張高壓的生活，一下子鬆弛下來反到不習慣。一到公司不知道幹什麼。老闆布置的任務幾天就幹完了，接下來可能幾天甚至幾個星期一點事都沒有。不能上網，在古老的機械行業里，似乎沒有什麼新東西可以學了。人不幹事就覺得時間過得特別漫而且無聊。於是就帶些中文到公司里讀，後來乾脆寫寫東西，留學生的故事不是很精彩嗎？

　　工作了一年，也算是混了一年。這時公司生產的卡車出了許多問題，好多車的傳動軸在運行不久就斷了，可我們一直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公司大院裡停滿了漆成草綠色和迷彩色的卡車，一排排整齊地停放着，站在高處眺望，頗為壯觀。過了兩個月，軍方還是不要汽車。這時每天走進公司，心裡就開始不踏實。又過了半年，公司和軍方還在不停地爭論，互相推卸責任。而這半年我幾乎無事可干。不幹事而白拿錢的日子特別難過。這樣下去公司要裁人的。跟同事聊天，他們安慰說：“不會有事的。軍方要是再找別的公司，花的時間會更長花的錢更多。這個公司從來都沒有裁人，現在也不會。”我說：“你們不用擔心，可我還沒有綠卡呢。”綠卡，我並沒有要公司出任何證明，但還是盼望着等拿到綠卡後再走，哪怕是被裁掉，那時我都會非常坦然。我的心被懸在空中，忐忑不安。

　　又過了兩個月，公司終於開始裁人了，不過裁的是工人。周圍的同事還是安慰我說公司不會裁技術人員的，除非公司實在沒有辦法了。我只是以一種僥倖的心裡來對待每一天，等待着，等待着綠卡能早點下來。可是移民局排隊的移動就象蝸牛一樣漫。

　　我羨慕哪些有綠卡的人，他們可以高枕無憂。即使失業了，也不會擔心身份的問題。他們可以在這塊他們追求的土地上呆下去，所損失的只是幾個月的工作。

　　公司裁了人，我問律師：“如果我換工作，綠卡會有問題嗎？”律師說：“只要你做的事情跟你申請的時候一樣就沒有問題。”我並沒有急於去找工作，僥倖公司不會裁工程師。但我還是去辦了工卡，以防萬一。

　　等到星期五，公司和部門的頭們都出差了。同事聊天說：“這個星期又過去了，頭們不在，又可以生存一個星期。要裁人也是下個星期的事了。”到十點，一個資深的工程師把我叫到一個會議室，我預感到將發生什麼。他表情沉重，對我說：“對不起，你也知道公司的情況。你在裁員之列。公司的領導都外出了，他們委託我來通知你，這是信件。”我接過信，點了點頭。儘管知道這件事遲早會發生，我並不吃驚。當真正面對它的時候，一種失落感突然地湧上心頭。我畢竟是沒有綠卡的人，儘管我辦的綠卡並沒有要公司為我做任何事情。

　　同事告訴我除了抓緊找工作外，趕快去領失業救濟金。我猶豫着，假如領了救濟金，萬一移民局知道了我不就完了嗎？一個連工作都沒有的人還是個對美國國家利益重要的人嗎？還是所謂的傑出人才嗎？移民局知道了，肯定一腳把我踢出國門。別人告訴我移民局跟放救濟金是兩個部門，互不相干；失業可以領原工資的百分之八十，可以領六個月。這樣就打電話到救濟金部門去登記了。當我知道所領的錢只有一點點，而且他們要了我的綠卡申請號碼時，我緊張起來了。趕快給當地的一個律師打電話查詢，律師沒有給我肯定的答覆，只是說最好不要領。於是我又打電話取消了領救濟金申請，但卻一直擔心着，擔心他們的計算機里還有我的記錄。

　　回到家裡，把準備好的簡歷發出去。幾天后就有人打電話來，再過幾天就去面試，上班。這期間只用了兩個星期的時間。

　　到了北方，我擔心着申請的材料會從一個移民中心轉到另一個移民中心嗎？Ｉ—４８５排隊會重新開始嗎？多少人在為Ｉ—４８５的排隊而焦急！

　　來到“福特”，噴泉、鴨子、草坪、綠樹，一下子被這裡悠雅的工作環境吸引住了。那是一個很大的院子，院內有兩個人工湖，噴泉不停地噴着水花，野鴨在湖中嘻戲着，有的還在馬路上大搖大擺地走着。印象中底特律是個破爛不堪的城市，可在這個大院裡，我對這座城市的印象變了。但卻總感到這不是自己的家，在這裡我只是一個合同工罷了，只是被合同公司賣到這裡。

　　合同工和正式工有不少差別。“福特”正式工的工資比合同工高，而且年終分紅很多，一般來說他們不會去擔心失業。而合同工連醫療保險還要從自己的工資中扣出。儘管老闆一再說：“我對合同工和正式工都是一樣的。”但我會體查到不一樣，很多的不一樣。那不是屬於我的世界，自己只是一個局外人，只是到這裡來幹活的。在這樣的大公司里，合同工就象一個大戶人家的妾，而且是排在中間的妾，既沒有大老婆的尊嚴也沒有新取進門的小妾那般受寵。

　　“福特”需要人，需要有經驗的人。合同工有許多人夠格，有的人在“福特”幹了四五年，經驗豐富，但卻缺少最重要的東西：綠卡。“福特”不聘用沒有綠卡的人。他們只能嘆息：綠卡！

　　老闆找我要了簡歷。過了幾天把我叫到辦公室，對我說：“你的工作業績不錯，而且有很大潛力，我們決定把你轉成‘福特’員工。”我向他表示感謝，然後說：“我沒有綠卡。”他吃驚地望着我：“什麼？你沒有綠卡？我以為你有綠卡。你不是面試一完就來上班的嗎？”我說：“我有工卡。綠卡還在等。”他嘆息一聲：“那我就不能做什麼了。你的綠卡要等多長時間？”我說：“可能還要幾個月吧，但我不知道，現在移民局處理速度非常漫。”他說：“等你拿到綠卡再告訴我吧。”

　　一個項目從超前部門轉移到產品部門，有兩個人從超前部門隨着項目轉過來，那麼我們部門就得有兩個人交換到超前部門去。似乎沒有人願意到超前部門去。我剛來不久，不知道為什麼。後來聽人講，那裡工作ＢＯＵＮＳ會少一些。最後，主管決定把我和另一位換過去。我們是沒有綠卡的合同工，沒有選擇。實際上去那裡對我們都一樣，因為合同工本來就沒有一分錢的ＢＯＵＮＳ，那是“福特”員工的事。

　　我等待着綠卡，經常打移民局自動查詢電話。有一天，電話里說：“我們找不到你輸入的號碼。”心一下子就提上來了，擔心申請材料被弄掉或者被轉移到另外一個移民中心。在以後的兩個星期里，不停地打電話，得到的還是那句回答。於是趕緊問朋友和律師，他們告訴我移民局的電腦出故障了。懸着的心稍稍地放下來一點，心想一切就聽天由命吧。又過了一個月，無精打采地隨手拿起電話，撥通了移民局的自動查詢電話。電話里說：“你的Ｉ４８５已經批准了。”我象是被別人潑了一盆涼水，突然從昏昏沉沉中醒過來，下意識地再聽了一遍，然後掛上電話，長長地噓了一口氣。

　　（四）

　　綠卡呀，給我們的心靈帶來了多少創傷，我們盼望的不僅僅是能在這塊土地上生存，更重要的是卸掉了壓在我們的心靈的重負。

　　一位朋友告訴我，沒有拿到綠卡的時候，晚上做夢時經常夢見是與綠卡有關的事，夢見回到中國再也進不了美國，等拿到綠卡之後再也沒有做這樣的夢了。有位朋友經常上網去查關於移民的情況，越查越緊張。一位朋友向打查詢電話。電話里說Ｉ—４８５的批準時間是四百二十天，等到了四百二十天，自動查詢電話里又說要等四百五十天，等到了四百五十天，電話里又說要四百八十天。他萬般無奈，只好自嘲：這是移民局在跟他賽跑。等到了五百多天，他拿起電話，當知道Ｉ４８５批準時，興奮地猛地擊了一下桌子，說道：“從今天起，我再也不怕老闆了。”

　　今天有多少人為綠卡而望眼欲穿。我們在苦苦地等待着，兩年、三年、四年、五年，甚至有的人的Ｈ１六年到期而不得不離開美國。有的人等了五年多，眼看Ｈ１就要過期了，只好無奈地說：“我們遲早會離開這個國家。”

　　綠卡是多少人的夢。有了綠卡，就成了自由人，可以換工作；有了綠卡，就可以回到闊別多年的祖國去看望年邁的雙親、朋友和老師，到曾經生活過的故土上去尋找往日的夢；有了綠卡，可以輕鬆地在這塊淨潔的美利堅大地上生存下去；可以開車在德克薩斯一望無際的原野上盡情地馳騁；可以到佛吉尼亞群山起伏的峽谷去仰望兩側的山脈，路燈前方，火紅的太陽象顆明珠鑲嵌在峽谷之中；可以到密西根的雪地里慢慢地驅車而行，四周是白茫茫的一片；幾乎可以在任何一個季節，走出門就可以踏青而不僅僅在春天。

　　對大多數人來說，有了綠卡，留在美國，最主要的是這裡生活舒適、收入豐厚、空氣清新、人際關係簡單。至於民主、自由、逃避一胎化政策多半是某些人想留在美國而裝着的“擾抱琵琶半遮面”的託詞罷了。曾經在網上看到，有人大放厥詞：“即使回國付給同樣的工資，也不會有人回去。”我對此君的言論十分詫異。我相信有這種不願意回國的人但那只是很小一部份。對大多數人而言，不要說是同樣的工資，就是回國能拿在美國一半的工資，相當一部份人會驅之若騖的。因為那畢竟是我們文化根基所在。在我認識的拿Ｆ１簽證人中只有一個人回國，他在美國學了機械和計算機兩個專業，然後回上海去了。在他看來國內的發展機會多。周圍有不少人在叫喊要回國，可真正行動的極少。主要還是收入的問題。看看來自韓國、台灣這些比較富裕但與美國仍然有不少距離的地區的學生，在他們拿到學位後，很多人都回去了。再看看象來自馬來西亞這樣並不富裕國家的華裔學生，他們一大半多回去了。幾位馬來西亞的小伙子告訴我他們回去也只能拿一千多美元一個月而且還要面臨種族的矛盾。要知道他們在美國工作一個月可以拿到四五千美元，但這裡並不是他們的故土，可那裡是他們從小就生活的家園。只有像我們這樣來自中國、印度的學生才會拼命地想着綠卡，因為我們回去，我們的收入比在美國所掙的少得多，所以我們盼望着綠卡，等待着綠卡，而在等待的過程中，心靈上備受煎熬。

　　拿到了綠卡，可是我們卻常常在現實生活和理想的矛盾中徘徊着。我們生活舒適，收入豐厚，可是在美國，我們只是機器上的一顆顆螺絲釘，而回國我們可能會成為一台台機器。在美國，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大多數人一輩子就是做個工程師、程序員，在小公司里或許被提升的機會大些。可在象“福特”這樣的大公司里，要被提升成主管都是很難很難的事情。而主管又算什麼呢？按中國的對比，充其量只是個科長罷了。前幾天，從網上看到中國通用汽車公司的總經理是八四年同濟大學畢業的，不到四十。我還知道國內許多三十多歲的人成了統帥千軍的幹將或卓有成就的人才，我情不自禁感嘆：自古英雄出少年。而我們這些在美國的同齡人呢？也許在沒有出國前我們中的相當一部份可以劃歸最優秀之列，而今天我們只能為別人打工而已。這是我們個人的悲哀還是民族的悲哀呢？不少人又迷茫了：我們的青春就是為了一張綠卡嗎？

　　為了綠卡，我們的情感經常在痛苦中掙扎着。我們熱愛綠卡、熱愛這塊如詩如畫的大地。但同時對張牙舞抓的美國充滿了仇恨，痛恨它轟炸中國住南斯垃夫大使館，痛恨它象一個畸形的怪獸主宰着世界，痛恨一個平庸的美國人過份的自我感覺良好。但我們又拼命地賴在人家的土地上不願離開。我們心中充滿了矛盾，對美國的愛與恨交織在一起。有時我想我們是不是那種既想立牌坊又要做“某某”的人呢？我們這一代留學生似乎沒有了理想，只是為了個人的生存和生活。每當我想起錢學森這一代人時，心中充滿了無盡的慚愧。

　　在我們追求綠卡的時候，有另外一些人卻去了中國。在俄克拉荷馬，我認識一位美國朋友Ｊ。他並不富裕，住在一個條件比較差的公寓，靠修理房屋為生，聖誕節前的幾個月到ＭＡＬＬ里擺個攤位。他去了中國，我原以為他會去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教英文，有機會掙錢。可令我吃驚的是他去了貴州，在那塊貧脊的土地上一邊教英文一邊教種地。Ｊ曾經去過貴州，回來的時候給我們講了許多貴州的故事。他是第一個到那個地區的外國人。他放映了幻燈片，照片上，山青水秀，淡淡的薄務環繞着山半腰，人們紅彤彤的臉上透着純樸、憨厚和呆板。那裡的一貧如洗留給他深刻印象，他想去幫助他們，幫助他們學英語、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幫助他們種地的技術（Ｊ在一個農場長大）、更要讓這些貧窮的人們了解上帝的福音。而我們呢？從一個貧窮的地方，來到一片富裕的土地上，拿了學位，有了工作，有了名車華屋。我們為什麼不能為自己的祖國做點什麼呢？與Ｊ相比，我心中充滿了慚愧，而對Ｊ充滿了敬意。我們就是為了綠卡嗎？

　　夏天，回到闊別七年的祖國，當在高速公路上眺望上海成群的摩天大樓大樓和現代都市的氣派時，我不敢相信這是自己曾經生活過的大地。中國在高速度地發展着，也許再過五年、十年，我們中間有相當一部份人會回去，就象台灣人和韓國人。那一天綠卡不再對我們有重要意義，我們在為自己活着的同時也為祖國而活着。也許當我們去面對許多“中國特色”的社會問題時也會充滿煩惱，也許當我們走進祖國時，沒有了遠離時思念的親切感，但我們是在向前走着，不再是綠卡的奴隸。綠卡只是一張小小的紙片，讓它隨風飄吧，我期待着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