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學在短短10年間迅速崛起，成為在國際上知名的大學，
這已經成為一種“現象”。這一現象不僅對香港的大學有所啟發，而
且對內地渴望早日躋身世界一流大學行列的高校具有借鑑作用。
　　本報通過對香港科技大學幾位教授的專訪，試圖揭開“香港科大
現象”的內涵。

　　資源、制度和人才
　　———香港科大崛起的“密經”

　　香港科大現象
《21世紀》：現在很多人都講香港科技大學異速崛起，大有“竄
升”為世界一流大學之勢，您曾在美國密歇根大學裡教書，現在到香
港科技大學執教，請問您以一個美國教授的眼光，怎麼看待香港科大
的發展？
　　李稻葵（香港科技大學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的發展的確很迅速，
它甚至成為一個“現象”。具體地說，下述三個方面構成了“香港科
大現象”。
　　第一，香港科大在短短10年間，已經成為一所在國際上知名的大
學———雖然還不敢說是世界一流大學。無論你是走到美國、英國或 學———雖然還不敢說是世界一流大學。無論你是走到美國、英國或
歐洲大陸，只要一提起HKUST，大家都知道。近年來出現了幾所國際
上知名的新興大學，像香港科大、西班牙巴塞羅那的龐比猶法布拉大
學（UniversityPompeuFabra）等，都是相互媲美的，其特點是崛起
快、國際知名度高。所以，一般一個歐美研究型大學的教授要到香港
訪問的話，他是必去香港科大的，儘管他也許是香港其他大學請來的。
　　第二，香港科大的一些重點學科，它的學術水準，已經在亞洲排
名第一。比如工商管理學院的經濟系，EconomicInquiry（經濟探索
）發表的一篇論文評價說，如果不算以色列大學的話，按研究成績算，
香港科大在亞洲排名第一。另外，像會計系、金融系、數學系、物理
系、化學系、生化系，按教授的研究成果評價，也都是在亞洲一流、
世界知名的。工商管理學院的MBA項目，英國的《金融時報》（Finan
cial　Times）過去兩年都評為亞洲第一，世界前50名。而內地惟一
入前100名的是中歐工商管理學院，排名第92。一點不誇張地說，經
過10年的經營，有些重點院系或專業確實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第三，香港科大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所研究型大學。它在大學的
體制建設和研究氣氛上，帶動了香港的其他幾所大學，使得整個香港
高教界的水準在這幾年有很大提升。這點很令人吃驚。
　　比如說，香港大學以前沒有評定“終身教職”（tenured profes
sor）這一說，任何人只要一進入教職，只要頂頭上司點頭，幾年就
可轉正，不須外校同行的匿名審核信。這是大鍋飯，是英國體制；現
在香港大學正向美國體製發展，逐漸採取香港科大實行的“終身教職
”評審制等做法。再比如香港城市大學，它本來是一個大專性質的小 ”評審制等做法。再比如香港城市大學，它本來是一個大專性質的小
院校，這幾年它也搞內部改革，搞“終身教職”評審制度，把一些不
合格的教授趕走了，並在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從這點看，香
港科大對香港的研究氣氛帶動力很強。
　　所以，無論從世界看，還是從香港看，香港科大的發展已經成為
大學發展的一個“現象”。

　　資源、制度和人才
《21世紀》：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歷史上一個大學“竄升”的
現象似乎很少見到。您分析香港科大的發展“密經”何在？
　　李稻葵：我看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香港政府下了大決心，要在
高教方面搞改革，給資源，給制度。
　　先說經濟資源。主教學樓花了十幾個億，當然其中一部分是香港
賽馬會（性質為社會福利機構）捐助的。教授工資更是學校花錢的大
頭。早年香港科大聘請教授，工資要比當地高許多，比如香港當地一
般的機構或企業組織，除發給員工正常工資外，每年還發給員工相當
於年薪15％的獎金，而香港科大早年這一比例達到25％，這是很大的
一筆錢，而且如果教授年假、病假不用的話，還可以折算成工資。如
果受聘的是海外學者，則給他們“國際待遇”，即每年讓他們免費回
國休假旅行一次，教授子女上大學幾乎是免費的教育。這樣，科大花
了很多很多錢。當然現在這些待遇都慢慢“往回收”了，因為今天的
香港科大已經沒有必要花這麼多錢就能把很好的人才吸引進來了。
　　再說制度。香港科大一開始就完全採用國際上最先進的學術管理 　　再說制度。香港科大一開始就完全採用國際上最先進的學術管理
制度，其要點就是“教授治校”。比如說聘請教授，如果經濟系出現
一個空缺，在香港舊的高教體制下，都是人事部門發廣告，人事部門
跟應聘的人面試，教授可能只是在最後一個環節參與一下。香港科大
則完全按照美國的標準來操作，發廣告、應聘的人面試都直接跟經濟
系的“招聘委員會”打交道，每個委員打分，根據打分結果，如果面
試成功的話，再把他請來“試講”，不是講課，而是講論文，全系的
教授（包括沒有終身教職的）都可以投票。這是聘請新人的程序。
　　如果是內部提拔，比如教授工作5年之後，是否續簽？是否晉升
為“終身教職”？這也是由專門的委員會決定，不是某一個人說了算，
全部過程和環節都是事先講清楚的，當然中間的討論和文件在一定時
間（比如5年）內是保密的。所以“教授治校”是一項根本的制度。
　　另外，香港科大採取英語教學，英語是工作語言，這就使得學校
整套體制完全跟國際接軌，是國際化、現代化管理。
　　第二個原因是香港科大有很好的人才資源。
　　前面講，有了經濟資源，有了好的制度，就能吸引到最好的人才。
香港科大的人才來自五湖四海，100％的教授都是國外的博士，都有
很強的國際學術背景。
　　從早年直到今天，香港科大聚集了三批人才。一批是國際上的知
名學者，他們中間有以色列人、美國人、加拿大人，或歐洲人、日本
人、韓國人。
　　第二批人是從香港或台灣出去到海外留學多年的人。這些人在國
外學術或教研上已經取得很好的成績，懷着滿腔的愛國熱情回到香港 外學術或教研上已經取得很好的成績，懷着滿腔的愛國熱情回到香港
辦大學，他們是衝着“九七”回來的，有“大中國”情懷。這些人有
在國外留學、工作的經驗。現在科大很多的校級領導都是來自祖國台
灣的。
　　第三批人是中國內地出去的留學生。這些人比較年輕，剛剛畢業
不久，學術建樹不錯，後勁很大，在國外有各種各樣的見識。
　　所以，有了資源，有了制度，就吸引了人才；人才來了，就把大
學辦好了。這就是原因。
　　《21世紀》：自中國政府提出“科教興國”以來，國內上下都對
內地出現世界一流大學的期望頗高，您認為香港科大的發展道路對內
地大學的辦學有何啟示？
　　李稻葵：首先，制度很重要。一定要貫徹“教授治校”的思想，
而不是讓行政人員專權，更不能是政府官員獨斷；在教授聘請、晉升
方面，要實行“分權”管理，要有“下面”的人參與，因為普通教授
最了解誰好誰壞；一些重要的議程，要按國際標準，把國外的專家請
來參與。辦學要吸引、容納各方面的人才，借用我的哈佛大學同學、
香港科大同事丁學良教授的一句名言，“人要來自五湖四海，派要出
於三教九流”。
　　這是制度。
　　第二，資源也很重要。內地一些省級政府已經意識到，要採取香
港科大發展的模式，就是說，要在一個短時間內，集中力量辦好一兩
所大學，這一兩所大學辦好了，起帶頭作用，就會帶動其他大學發展。
比如在香港科大的帶動下，今天的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 比如在香港科大的帶動下，今天的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
市大學已經遠遠比10年前強多了，原因就是因為香港科大成為榜樣，
對他們壓力很大。新加坡也明確以香港科大為榜樣，正在改革其高等
教育。內地要辦好一兩所學校，就要由政府出面，並引導好社會資源。
像香港科大有很多資源來自社會機構。
　　第三，在吸引人才方面，要注意不光是在國外讀過書的人，而且
要注意有在國外教學、管理和研究經驗的人才。像香港科大早年的一
些領導人才，如前任校長吳家瑋在美國做過研究，當過教授，當過校
長，做過行政職務。這批人才很重要，光是在海外留過學，頂多能搞
好學問，一定要是教過學生，在海外工作過的人。他們知道招聘教員
怎麼討價還價、怎麼評審教授，大學是怎麼運作的。這批人才恐怕是
目前中國內地大學最急缺的。

　　留學生歸來正當時

　　《21世紀》：武教授，您參與了香港科大從籌建到今天的整個過
程，又曾經留學國外，現在還在內地大學教書和做管理，可以說了解
不同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的大學運作的規則。現在全國上下都急切地盼
望中國能辦出世界的一流大學。對此，您有什麼建議？
　　武常岐（香港科技大學教授）：首先要明確，不是說國內每一個
大學都可以成為國際一流的大學，只有國內的幾所頂尖大學，才有可
能達到國際一流大學的教學研究水平。像北大、清華等傳統的名校，
雖然現在跟國際一流大學還有差距，但這些院校經過努力在可見的將 雖然現在跟國際一流大學還有差距，但這些院校經過努力在可見的將
來，有可能躋身世界一流大學的行列。
　　從香港科大這些年的做法和經驗看，我認為有幾點是值得內地大
學借鑑的。
　　第一，大學的定位要明確。像香港科大一開始辦學，目標就很高，
當時科大的創業者要把科大辦成世界最好的大學之一，在亞洲要頂尖；
2000年3月又經過全校師生的反覆討論，正式確定了科大的使命、理
念和目標。
　　一旦有了這個信念，一切其他的東西都迎刃而解，要不然內部就
會有很多爭論和矛盾。舉例來說，辦一流大學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教授，
因為大學的定位很清晰，所以對於什麼樣的人才有資格擔任教授，大
家有共識。香港科大剛成立時，有很多新的編制，香港其他大學或大
專有許多老師想投奔科大搶教員位置，有人甚至建議將整個系“搬”
到科大來。香港科大說不行，申請到科大來任教的老師，要一個一個
地審查，看達到沒達到要求。
　　所以辦大學，一開始定位很重要。如果定位成名牌、一流大學的
話，就必須在研究、教學方面都要有很高的要求。如果大學整體的定
位不清晰，內部組織工作就會很困難。
　　香港科大成功的第二點是吸引了大批海外學者加盟。1990年代初，
香港經濟呈現向上增長的趨勢，而國外有一大批華人留學生、學者，
這些人是1950～1960年代從祖國台灣、香港到西方留學的，1990年代
這些人正當四五十歲，在歐美建立了學術地位，這時候他們想有一個
發揮自己才能的機會，正在尋找舞台，而香港科大正好提供這個場所。 發揮自己才能的機會，正在尋找舞台，而香港科大正好提供這個場所。
這批人有品位、有眼光、有能力，而且很熱心。香港科大就這樣搞起
來了。
　　現在內地著名大學面對的環境和形勢，跟當年香港科大建校的情
況真是太像了。國內經濟高速增長，對人才的需求很大；而1980年代
中國內地出去的留學生，現在相當多的人在海外已經學有所成，這時
他們需要找地方發揮自己，正在尋找創造的天地。而國外經濟形勢不
太好，很多留學生在國外找工作不很順利。所以內地大學要趕緊抓住
這樣一個歷史性的機會。
　　第三點，就是當時香港政府給了很大的財政支持。辦大學需要很
大的投資。香港科大的建設費用相當大的部分來自香港賽馬會的捐贈。
而政府的出資也很大，正常的開支幾乎全部來自政府。現在內地政府
對於幾所重點大學也給予了一些財政支持。
　　比較辦世界一流大學的要求還是很不夠。當然，香港科大是一所
全新的大學，沒有歷史包袱。相形之下，內地大學面臨一個困難，就
是那幾所傳統名校都有較長的歷史，很多學科原來的位置上就已經有
許多人，而老的學科規模很大，與新學科發展爭資源。而那些不合格
的人又怎麼安置？像香港的一些其他大學也面臨這樣的難題，他們也
希望提高對教員學術水準的要求，但遇到很大阻力。
　　在這一點上，內地大學需要更有創意。
　　對於老大學來講，除了老的教員退休、留出空缺以外，可以通過
設立新學科、新專業或新的學院，在這些新學科、新專業的發展上，
就可以瞄準世界前沿和世界一流，這樣在招聘制度、教研製度方面都 就可以瞄準世界前沿和世界一流，這樣在招聘制度、教研製度方面都
按照國際規則來辦事。搞出一兩個示範新單位，校內的其他單位就會
有壓力。這有助於提高整個大學的水平。

　　留學生為什麼難歸來

　　金錢絕非萬能
《21世紀》：據說，香港科技大學建校短短10年之後，就大有執
亞洲大學牛耳之勢，而箇中原因在於，它聚集了一大群強勢的中國留
學生資源。請問，許多中國內地出去的留學生，為什麼沒有選擇回到
自己土生土長的內地，而是來到了文化和風土不甚相符的香港？
　　朱天（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假如把知識當作產品的話，知識的
生產無非涉及三方面的資源：人才，經濟資源，以及往往為人們所被
忽視的制度環境，包括學術規範。
　　說到錢，現在內地的大學有了一些錢，雖然還不很多，但總比以
前好了許多。人才呢？現在國內出去的留學生有幾十萬在國外，當然
教研人員只是一部分。
　　怎樣把海外留學人員吸引回內地？
　　待遇的提高當然是一個方面，可以用“一校兩制”或“雙軌制”
的辦法，實行新人新辦法、新要求、新標準。對於一些優秀的學者，
可以給予諸如“講座教授”這樣的榮譽來吸引他們回來。錢是個很重
要的因素，但我們要吸引的人不是那種鑽在錢眼裡的人，我想多數學
者對於錢看得不是最重要，一個地方很有錢，但他不能做或者做不好 者對於錢看得不是最重要，一個地方很有錢，但他不能做或者做不好
他想做的事，那代價就太大了。
　　所以光有錢是遠遠不夠的，還要有條件和環境讓他做出成果，讓
他有成就感。
　　那麼，內地的制度環境能不能使得歸國人員本身有動力從事嚴肅
的學術研究，發揮好的作用？最近媒體報道了一些留學生“造假”的
行為，這裡有所謂的self－selection（自我選擇）機制，就是說有
些回去的人是想“折騰”的人，因為內地有更多的“折騰”的機會。
　　就目前內地大學的制度環境來看，不是說你教學研究做得越好，
評價就越高，它並不總是鼓勵你做學問做研究。
　　由於我們自己缺乏好的學術規範和學術制度，因此現在內地有些
院校，把在國外的刊物上發表文章這件事看得很重要，但在國外刊物
上發表文章是否對國家貢獻就大？不見得。特別是在經濟學等社會科
學方面。因為論文用英文寫，是給外國人看的，而外國人所關心的東
西，跟我們中國人所關心的東西不完全一樣；而我們中國人很看重的
東西，也許外國人不看重，外國人很看重的東西，也許在中國目前階
段不那麼重要。
　　當然，在國外寫文章有個好處，就是人家制度比較合理。比如匿
名評審制度，刊物的好壞與文章的好壞正相關，好文章通常發表在好
的刊物上，差文章通常發表在差的刊物上。但在內地，在社會科學方
面還缺乏匿名評審制度。
　　打個比方說，西方的經濟學研究是每個學者為建造一個大廈添幾
塊磚加幾塊瓦，而在國內，則是每個人搭一個茅草棚。 塊磚加幾塊瓦，而在國內，則是每個人搭一個茅草棚。
　　那些認真做學問的人，總希望在學問上能夠突出自己，能夠立身
揚名，但在內地這種學術制度下，好的跟壞的，差別很難看出來，真
學問跟假學問的差別很難區分。學問很好的人、學問很差的人都可以
出書。這在國外不一樣。比如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一本書，跟在一個
很普通的商業出版社出一本書，分量就很不一樣。因為劍橋大學出版
社有匿名評審制度，有內行參與quality－control（質量控制），好
產品和差產品，區別能看出來。
　　既然內地缺乏這樣的制度，好壞混在一起，好的回去也顯不出他
的好來，那麼，他回去的動力就不是那麼大。怎樣能顯出他的好來呢？
他在國外發表文章、出書。但他在國外發表文章的話，那他回去干什
麼？既然只在國外發表文章，從某種意義上講，回去後條件更差了。
對於那些喜歡做學問而不喜歡“折騰”的人來講，回去對個人的學術
研究就是一個損失。
　　國內學術制度好壞不分《21世紀》：但是，作為一個教授，回到
自己的故土，可以得中國英才而教之啊？
　　朱天：其實在海外大學教書，同樣有很多中國出去的優秀的學生。
對一個學者來說，學術成就是特別看重的，讓他放棄他的科學研究來
作貢獻，這個犧牲就太大了。而且，對於那些嚴肅的學者，成就感並
不是那種“折騰”出來的、虛的成就感，而是他自己認為的實實在在
的成就感，他看重的是同行的評價。
　　所以，如果內地沒有這樣一個制度，使得真正好的學者能夠表現
出他的成就的話，如果他還是需要通過國外的途徑，在國外發表文章 出他的成就的話，如果他還是需要通過國外的途徑，在國外發表文章
來反饋回來的話，那他回去的動力就低多了。
　　其實，對於我們這些研究社會科學的人來說，苦惱的地方在於，
研究社會科學其實在國內比在國外更有價值，研究中國而又要在國外
發表文章，其實不好，因為外國人並不很看重這些東西。那好，我就
用中文為中國的讀者寫文章吧，但這些文章在國外又不太“算”（Co
unt）。
　　為什麼不算呢？因為內地沒有一個好的學術評鑑制度啊，你隨便
寫個什麼東西都可以發表，沒有等級的差別，在任何刊物發表都一樣，
靠關係也可以發表。所以在國外的人寫中文文章的動力非常低。打個
比方，中國人乒乓球打得好，但是比賽規則混亂，球打得好的常常輸
給差的。美國人網球打得好，也有好的比賽規則。一個本來可以成為
古 球冠軍的中國人結果只能忍痛選擇到美國打網球。
　　其實，如果回來認真地研究中國的問題，在國內寫文章，為中國
的讀者寫作不是很好很重要嗎？中國有全世界1／4的人口，為什麼研
究中國的問題要由外國人來評價好壞呢？
　　但是現在中國人說“好”，沒有好壞的標準，好的壞的都說不清
楚，好的可能被當成壞的，壞的可能被當成好的。這就亂套了。由於
這種壞的制度，好壞分不出來，水平高的人的作用看不出來。
　　因此，如果認為只要有了錢，人就可以吸引回來，就太片面了。
內地要辦一流大學，建立一個好的學術制度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