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約瑟問題的研究經歷看中西科技體制和學風的差距

陳平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

　　摘要：以自己走上科學道路的曲折經歷和對李約瑟問題的研究為例，對比分析中西科 技體制和學風的差距。認為在學術氛圍上，西方科學界鼓勵“Critical Thinking ”，中 國強調實用和模仿，所以原創性的工作在國內難以生長；在科技體制上，中國科技管理的 官本位制，以及缺乏獨立自主的科學評價體系，是制約科技發展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礎上 ，對中國科學教育體制的改革提出系統建議。

　　關鍵詞：李約瑟問題；複雜科學；科研經歷；科技體制；學風；比較

　　1走上科學的曲折道路 　　我是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物理系1962年入學的學生，是華羅庚先生到上海格致中學 選拔動員考科大的。1968年科大畢業後分到成昆鐵路當了5年鐵路工人，然後由恩師嚴濟 慈先生推薦，調到中國科學院合肥等離子體物理研究所作了5年實習研究員。1981年起師 從美國德克薩斯大學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物理學家普里高津教授。1987年以非線性經濟 動力學的研究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後，在普里高津統計力學和複雜系統研究中心繼續研究 至今。普里高津為了使我在物理系研究經濟問題合法化，在1987年將普里高津中心改名， 從“普里高津統計力學和熱力學研究中心”改名為“普里高津統計力學和複雜系統研究中 心”。在經濟混沌、經濟複雜性和經濟物理的研究上，十餘年來一直從事前沿和交叉科學 的研究。

　　1999年起，我同時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授、主管研究的副主任和複雜科學中心的雙主任之一，每年春夏來北大工作半年至今。

　　我對中西科技教育體制比較研究的興趣始於文革中期。原因是當工人期間雖然想堅持 業餘的理論物理研究，卻受到體制上的層層障礙。調回科學院後的五年間，也沒有獨立創 新研究的主動權。我在中國是少數有幸獲得名師指點的學生。雖然有科學家的推薦，但我 想在科學院穩定從事理論或實驗物理研究的要求始終不能如願，而不時被調去從事資料， 規劃和評審等行政工作，理由是我的外文閱讀和中文寫作比別人強。因而被迫去考研究生 ，長期出國研究。我在國外的研究生階段，即建立起跨學科的學術聯繫。我在國外研究的 靈感，大多來自我對中國問題的觀察和思考。我的文集中三分之一的工作是在國內“業餘 ”做的。而國內“正業”的工作，幾無發表的價值。目前的研究工作，主要在德克薩斯大 學進行。北大期間可用於研究的精力，大約不到美國的五分之一，教學負擔太重，更缺學 術交鋒的環境。不少海外學人希望歸國，又顧慮國內歸國後失去國際競爭力。

　　在同代人中，我應當算是幸運者。即使有前輩和領導的支持，走過的道路仍然曲折。 我痛感中國的發展不是沒有人才，而是現有體制下缺少人才成長的空間，尤其缺乏科學人 才的評價選拔系統，往往依靠“出口轉內銷”來判斷人才，造成一流人才的外流難歸。我 以為中國科學人才的成長，僅僅大幅提高經濟待遇是不夠的，重在大力改善學術的體制環 境。

　　中國近二十年經濟改革的步伐很大，科研經費和條件也迅速改善。但學術環境和國際 先進水平比，還有很大差距。我想以從事跨學科研究的親身經歷為例，把一些個人的觀察 和大家討論。供領導和同志們參考。如有不當之處，請批評指正。

　　2李約瑟問題研究的發展

　　我對經濟的興趣產生於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和思索。“文化革命”中我調查過工廠和農 村。我發現當時中國農村、企業和科研機構效率低下的共同原因，從科學史的角度而言非 常簡單：因為缺乏勞動分工，所以沒有規模效應。奇怪的是亞當·斯密、馬克思、和列寧 都十分重視勞動分工和科學技術，為什麼中國的傳統政策始終抑制勞動分工呢？我的問題 就從這裡開始。

　　李約瑟在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為何現代科學和資本 主義產生在西歐而非中國、印度和其他文明？李約瑟問題把我的觀察從中國的現狀拉開到 世界文明史的高度。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引起我注意戰爭規律和地理環境之間的關係。當時 我怎麼也不明白，為什麼中國歷代帝王的保權之策都要重農抑商，而西方王權的擴張之道 卻在航海重商？我尤其不明白，為何西方的香料貿易會導致地理大發現和殖民主義？

　　這些問題的化解有兩條線索：一是我在1973年讀到普里高津1972年末在美國《今日物 理》雜誌上的專題論文《演化的熱力學》，方知系統開放是結構演化的前提，所以研究中 國社會停滯的癥結在於尋找中國閉關自守的經濟原因。二是我讀到湯普遜的《中世紀經濟 社會史》，才明白西方貿易的香料是作醃肉而非化妝之用，從而把注意力轉向西歐和中國 農業經濟結構的基本差別。西歐是牧農混合經濟，而中國是單一農耕經濟。生態差別導致 社會演化的不同路線。

　　1979年在中國科技大學當研究生的時候，我對中國社會的看法在學術界難以討論，卻 受到從事改革的領導部門的重視。中國農村改革的突破在包產到戶政策的試驗。最初懷疑 包產到戶的主要考慮，不是生態環境，而是減少兵源。打破“以糧為綱”的政策限制，鼓 勵農民發展多種經營和勞動分工，涉及到調整中國的戰略思想。

　　當時我關於“小農經濟結構”的文章，在黨內領導的重視下，先在內部會議上討論， 後破格在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上加編者按同時發表，在社會上反響很大，在學術界卻幾無 出路。不少科學院和科大的朋友都認為我是不務正業的“雜家”。力勸我及早回頭。雖然 社會科學的年輕人民間反應強烈，社會科學界的正規刊物卻幾無反應。安徽省領導對我十 分器重，立即聘我為省政協特邀委員。但我在省政協提出的所有改革建議，都被行政部門 以瑣碎理由束之高閣。倒是美國漢學界的權威和中年學者對我文章的反應十分迅速，立即 來信甚至親到合肥來和我討論，幾家名校邀請我到國外繼續研究。

　　我到美國作物理研究生的頭二年，即受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斯坦福大學、麻省 理工學院和哈佛等幾個主要的中國研究中心之邀去報告和討論我的工作，並引起熱烈反響 。他們介紹給我西方學者和我的工作有關的進展，包括法國歷史學的年鑑學派、美國人類 學的文化唯物主義學派和社會學的世界系統學派，都從70年代起，在生產力層次之下引入 生態、技術的基礎層面，在生產關係之上引入多文明中心相互作用的世界系統的觀點，來 推廣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以解釋更廣泛的歷史文化現象。他們的學術眼光幫助我 超越局限於中國的眼界，重新思索馬克思那樣着眼全球的理論框架。我希望從中國的制度 演變和戰爭類型的觀察創新開始，進而對理解當代重大問題有所貢獻。

　　雖然美國的人文學者歡迎我去加盟，我還是希望能把歷史的直覺發展為科學的理論。 我去找普里高津作導師時，普問我想做什麼？我說，你的理想是跨越物理和生物的鴻溝， 我的理想是跨越物理和經濟的鴻溝。普說這個問題很難，但讓我放手一試。不料一試就試 了十餘年。我主要做了兩個問題，一是用理論生態學的模型來研究勞動分工；二是用非線 性動力學的方法研究經濟混沌存在的經驗和理論證據。在兩個方面都取得一系列的進展， 並在最近取得兩者結合的突破。

　　為了形象起見，我先請大家看一個圖（圖1）：

　　圖1是美國海軍實驗室，用相控陣雷達的時間序列處理後，獲得的目標機型圖。右上 方機頭模糊的圖像是用傳統的傅里葉變換（穩態時間序列分析）對整個數據作平均計算得 到的。左圖即可看出是蘇軍的米格-25戰機。左方圖像是用1994年奧斯汀一家中型科學軟 件公司的兩位中國工程師——上海機械學院畢業的錢世鍔和合肥中國科大畢業的陳大龐— —發明的時間頻率分布（非穩態時間序列）分析法計算的。作應用計算的也是一位中國人 ，即北大畢業在海軍實驗室研究的陳杰。

　　錢世鍔和陳大龐的新算法，綜合了兩位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的工作：量子光學的Wigner變換和信息論的Gabor 時頻展開，是傅里葉變換發明以來信息論、信號處理和圖像識別的 最重要的突破。Los Alamos和海軍實驗室的研究人員立即找上門來合作，將之用於核爆探 測、地震分析，潛艇和飛機的模式識別。我首先用於股市分析，否定正統金融理論的有效 市場（白噪聲）理論，發展出經濟波動的定量診斷方法。並進一步證明量子光學的相干態 ，可作為生態演化和技術增長的小波分析的基礎。

　　我曾問過我的朋友錢世鍔，你在中國有可能作出這樣重大的發明嗎？他回答可能很小 。我也計算過自己的例子。在美國幾乎吃飯睡覺以外的所有時間都在想科學的基本問題， 問題解決的靈感都得之於和競爭學派的交鋒或同邊緣領域專家的討論。在中國，只有業餘 的少量時間可以想點真正有意義的問題，但很少有領先世界的學者可以作交叉領域的對話 。原因在於科學文化氣氛的不同。西方科學界鼓勵“critical Thinking ”，中國強調實 用和模仿。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科學互相分割，互不合作，所以原創性邊緣性的開 創工作在國內難以生長。

　　下面，我先列表（表1、2、3）說明我研究李約瑟問題時，涉及到的跨科學研究的進 展，然後，討論改革國內科教體制的必要和建議。

　　3中西科技教育體制和學風的比較

　　假如我們問，國內如何能開展獨立的基礎研究，創立中國自己的學派呢？我用表4來 簡要說明目前的體制差距。

　　從科學發展史看，中國只有實用性的技術傳統，例如祖沖之的圓周率計算、李時珍的 《本草綱目》，沒有出現系統的邏輯學、幾何學和獨立的科學學派。建國以來，雖然兩彈 一星有重大突破，但基礎科學一再受到政策衝擊，沒有獨立自主的科學評價體系。中國科 學界獨立自主的國內和國際地位，尚不及前蘇聯科學界的水平。在科學上對西方的依賴度 高於前蘇聯。

　　從歷史的角度分析，市場經濟提高了技術的地位，但強調短期效益也會降低科學的核 心競爭力。世界上沒有幾個民營企業能投資風險極大的戰略研究。美國重搞星際大戰和導 彈防禦計劃，為的是用軍費補貼民用基礎研究，以保持美國核心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中國 決不可天真，以為市場能自動解決科學和教育的趕超差距。恰恰相反，社會主義制度下科 學教育的優先發展，是中國成為經濟強國的前提。

　　當然，軍備競賽是基礎科學發展的動力，但軍事科學比重過大也會阻礙民用技術的發 展。學術獨立、教授終生制有助於基礎研究，但也可能陷入象牙塔的困境。和前蘇聯、西 歐、北美的科技體制比較，中國解放後雖有胰島素、數論、層子模型等研究成果，但未能 形成主導世界的科學學派，缺乏世界級的學術帶頭人。在美國日益加強對中國高科技輸出 限制的國際形勢下，必須建立中國獨立的、有國際先進水平的、獨立的教育科學技術體系 。

　　我以為中國科學差距的體制原因是科技管理的官本位制，或單位主導制，而非人本位 制，或科學家主導制。科研經費的分配不是以確有成果的科學家為主，卻是以有權力的部 門或單位為主。對有成就的前沿科學家的扶植，不是創造充分的科研條件，而是把他們提 拔到並不勝任的行政崗位作官，造成人才的極大浪費。

　　一個典型對照是創建一流大學的辦法，西方是設立大批基金充裕的講座教授，在全世 界尋找世界領先的科學人才；國內是把“系”升格為“學院”，“學院”改名為“大學” ，沒有特色、缺乏學術帶頭人的“研究中心”紛立山頭，要錢要人，互不交流合作。其 結果是研究人員頂上的“婆婆”增加不少，學術領域強化分裂割據而非交叉融合，行政權 力惡性擴張，後勤服務變為盈利企業，以致社會風氣以作官的頭銜或待遇的的富豪炫耀， 而非以世界創新的工作受尊重。不改變目前科研資助以單位而非個人為主的體制，沒有長 遠的戰略眼光，中國科學的水平難以和列強競爭。我主張科研資助必須“因神設廟”，不 能“掛牌圈地”。

　　4中國科學教育體制的改革建議

　　4.1改革科學管理體制

　　（1）改革人事制度，實行學術首長制，簡化經費和人事管理的行政制度，集中財力 人力保障前沿科學家的工作條件，包括國際交流的條件。

　　（2）在重點科研中心和重點大學，按領域規劃設立講座教授，建立長期扶持和短期 競爭相結合的科學基金制，在全世界招聘人才，扶持重點領域。

　　（3）改革目前按行政系統大量重複的學校、單位主辦的學報，按學科、學派組建全 國和國際性的學報，以提高學術水平。

　　（4）縮小泛泛的科學大會，多舉辦專題性的小型前沿國際學術研討會，以深入對話 ，提高中國學術界的思想水平，發展高層科學家間的國際網絡。

　　（5）提高科學的社會地位。在人大會堂的各省大廳，懸掛各省歷史上有貢獻的科學 名人的畫像。在大學和中學教室普遍張掛科學技術史的人物掛圖，樹立科學家、發明家的 塑像。

　　（5）考慮改革目前科學院、社會科學院和工程科學院的學術行政合一、學科分割的 體制，把學術評價和行政管理分開，三院學術合一（例如，稱為“中國科學、工程和人文 學院”），以鼓勵跨學科的研究。

　　（6）選舉科學院的外籍院士，加強和國際科學界的個人聯繫。

　　4.2改革教育體制

　　（1）改革高考制度，取消知識性的分科考試，實行以測試能力，方法為主而非死記 硬背知識為主的人文、數理的綜合考試。高考出題要有傑出科學家參加，不能只由傳統教 育家主管。

　　（2）大學實行雙軌制，把研究型大學和教育型大學分開。將少數有研究基礎的重點 大學與現有的科學院重點研究所結合，升格為能和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競爭的研究生院 ，在研究型大學的基礎教育部分，必須加強基本的人文、科學、經濟和法制的思想方法和 研究方法教育，將目前工匠式的大學基礎教育保留在現有的教育型大學進行。後者也要鼓 勵學生階段的創造發明。

　　（3）改革小學、中學教材，由科學家、教育家和企業家合作編寫鼓勵創新，培養方 法、能力、知識和人格的綜合教材。

　　（4）發展多種科學競賽和科學夏令營，鼓勵多種風格的人才發展。我們在北大中國 經濟研究中心舉辦全國優秀經濟學大學生夏令營，考慮組織跨學科的經濟學競賽，鼓勵學 生在校期間就勇於探索和衝擊前沿科學問題。

　　（5）由民辦公助的辦法，建立新型的研究型大學和研究生院。在全世界招聘人才， 實行研究人員的流動性和學生的淘汰制。

　　4.3特殊重大措施

　　我在國際交往中，常常聽到西方學者和領導人評論中國的學者和領導人。他們和其他 國家的人物比較時，多認為中國人太內向，總是和外國人談中國問題；而其他大國例如俄 國、日本、印度的領袖會首先討論世界問題，然後才強調本國問題在世界中的重要性。我 感到，中國的學術領導人如對世界全局沒有深刻了解，中國的發展也難以抓住機遇，走出 新路。為此，我建議採取幾件重大措施：

　　（1）考慮設立國際性的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科學獎。例如設立世界級的“老子複雜科 學獎”，三年一次，和諾貝爾獎金等額，錢由中國人民銀行的外匯基金出資，可以吸收海 內外華人企業家的捐款。評獎過程仿造諾貝爾獎的評選辦法：由國外諾貝爾獎級的大師組 成推薦團，而由中國科學院院士投票。目的不僅在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更在引入世界級 的科技評價體系，建立國際學術關係網，大大提高中國科學界的眼界，建立人才的鑑別選 優體制。我們選數字“三”，因為複雜科學中出混沌現象的閾值是三。老子說：“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在人類思想史上有基礎性貢獻。

　　目前混沌研究尚無人獲得諾貝爾獎。如複雜科學的前驅先獲老子獎，後獲諾貝爾獎， 則老子獎的國際地位將一舉奠定。假如十餘年間中國人未能獲獎，亦將大大激勵年輕人關 懷基礎前沿科學的志氣。我以為每年平均只花幾十萬美元買（國際學術的）關係，買（科 學評價的）標準，買（跨學科的）眼界，買（樹立學派的）志氣，是一本萬利之事，比花 錢每事問（諮詢）合算。

　　（2）給卓越科學家封爵而不封官。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封了“十大元帥”。英國、 比利時等國給科學家封爵。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是青史留名，而非當億萬富翁。中國目前 頒發的科學獎在社會上的影響遠不及當部長、司長。假如能給兩彈一星的元勛和類似貢獻 的科學家封爵。受封者有不受限制的建言權，其子女有上學的獎學金。則對改變社會的風 氣，重視科學有深遠影響。

　　（3）在國家長遠、重大的體制、規劃和政策制定上，例如環境保護、人口、產業、 科學、國防和教育的法制和政策，中國科學、工程和社會科學院要扮演類似最高法院在憲 法解釋上的重要地位，在與科學教育有關的長期政策問題上發揮重要影響。

　　在世界史上，中國科學教育半個世紀來的進展是舉世矚目的。以上片面的觀察和建議 ，可能操之過切，亦望同仁海涵。中國科學要從趕超轉為主導的世界地位，需要重大的改 革力度。我寄厚望於中國兩彈一箭的元勛科學家在科技體制的改革上擔當大任。筆者人微 言輕，不當之處，請前輩指教。

　　參考文獻（陳平有關科技政策的研究報告）：

　　1.陳平，“單一小農經濟結構是我國長期動亂貧窮、閉關自守的病根”，人民日報， 光明日報，1979年11月16日。

　　2.陳平，溫元凱。“歷史上的科學人才——科學家成長因數的調查報告”（1979）；

　　3.陳平。“對於中國科學落後的歷史根源的探討”（1980）；

　　4.陳平。“技術革命的道路和技術經濟的規律”（1981-82）；

　　5.陳平。“東西方文明的分歧和演化——從文化人類學，微觀歷史學，到演化動力學

”（1996）；

　　6.陳平。“從控制論到複雜系統科學”（1996）。

　　以上文章均收入陳平的論文集：《文明分岔、經濟混沌和演化經濟學》，北京：經濟 科學出版社（2000版）。

　　作者簡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和複雜科學虛擬研究中心雙主任 之一。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普里高津統計力學與複雜系統研究中心研究員。

　　[本文為國際研討會所作的邀請報告，講演於 2002年4月13日於北京；二稿校於10月28日，收入會議文集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