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嬉笑怒罵皆成文章；Emily Dickenson，一個十足的家庭婦女，將她每天洗衣、做飯、買菜、走路之類的瑣事寫成了美妙的詩歌和哲學的思考。生活是創作的最佳、甚至唯一的源泉。因此，我用日記的形式將一件日常瑣事記錄下來供諸友賞析。從中可以看到行政人員的霸道與愚昧、行政幹部的低水平、低效率和沒骨頭。而從法學院的現狀，我們又可以窺知學校、全國高校乃至整個中國。

朱錦清

2012年6月8日星期五深夜

今天中午，我將我教的法學知識產權專業10級商法（一）（即公司法）的考卷A、B送到辦公室教學秘書季禮處。其中A卷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閉卷40分鐘，第二部分開卷80分鐘。季禮要我填寫送印單（這類事情本來應該由她填寫的），我照辦了，並且在上面註明要印兩張試卷：閉卷部分兩頁剛好一張紙；開卷題目占1頁，另1頁剛好答題用，也是一張紙。季禮覺得這樣麻煩，太複雜，說她很忙、很累，要我體諒她，不要又開又閉，要麼全開卷，要麼全閉卷，“閉卷我要安排兩個人監考，開卷我只要安排一個人。你這樣又開又閉，叫我安排幾個人？”我說“兩個人，按閉卷安排就是了。”她不高興，說：不行，教務處規定不可以又開又閉。我請她把規定拿出來。她沒有，但說她印了要受處分的。我說“你被扣了錢我如數補償你，你受處分我替你打官司。”她說“我可不想跟你打官司。”看到我的B卷是閉卷的，她就問為什麼？我說第一次開新課，我想不出這麼多的考題，找不到好的開卷案例，所以只好閉卷。“而且閉卷相對容易一些，正好給那些不及格的人補考。”她說“補考必須一樣難度的，你這樣不是不公平嗎？”我說“我要求夠嚴格了，別人都是放一馬的，你們不是也嫌補考麻煩嗎？”她說“我們從來沒有這樣要求過你們。我們不怕麻煩。”（就在上個星期我去辦公室的時候，她還和徐彤一起抱怨學校的制度不合理，學生補考了一次又一次，找她們麻煩。）她一轉念又說“我選B卷也可以麼。”我說不要，因為A卷的質量好，能夠考出真實的水平，我要測量一下一學期的教學效果和學生掌握情況。她很不高興。我回到民商法辦公室後不久，又回去把B卷拿走了，免得她真的選B卷。我本想說明：是根據她的意見回去修改B卷；但是她推說忙，不願意和我說話；我看卷子在她的的桌子旁邊，就徑直拿走了。

晚上我去上課時在電梯口碰到她，她說教務處不同意，樓伯坤（法學院主管教學的副院長）也不同意。要我找樓伯坤。

晚上我3節課上完後，看到朱建農也在上課（他拖堂了），就等他一起去乘班車。但是他自己開車，要我搭車。我嫌他開車慢，想乘校車。他說“慢不了你多少時間。”於是我搭車。路上跟他說了季禮的事情，因為他是教研室主任，此事與教學有關。他很不屑，說“干教學秘書的人水平都很低。”我說“那李蕾好象沒有幹過這樣的事啊。”他說“李蕾稍微好一點。”又說“開閉卷結合又不是你第一次，學校里早有這種做法，英語系就這樣做。這是完全可以的。”我問：“這麼說，教研室是支持我這樣做的，對嗎？”他說：“對。”我問：“如果打起官司來，你敢擔當嗎？”他說“那不行，我不管。”我問：“但是你有沒有態度呢？如果領導來問你，你敢不敢說剛才的話——這樣做是可以的，學校里早有先例，教研室也是同意的。”他說“這個可以。”我說：“一言為定？”他說“好的”。

回到家裡，我給樓伯坤打了電話。問他為什麼不同意。他問學期初的授課提綱是怎麼寫的。我說授課提綱沒有寫。他說按規定要麼開，要麼閉，不能又開又閉。我問“是誰規定的，教研室同意，教務處也同意，哪來這樣的規定？一個教學秘書肆意干涉教師的教學，這正常嗎？怎麼考試根據教學內容而定，是教師的權力。”他問誰同意的。我說是朱建農和華就昆（教務處主管教學的副處長）。他說他要去問。（他是個彎彎繞，7、8分鐘內說了很多無關的話，不贅述了。上述幾句關鍵的話都是我逼問出來的。後面的對話同。）

幾分鐘後，朱建農打來電話，說是樓伯坤已經和他談過了，試卷還是要改過來，要麼開，要麼閉。“像你這樣又開又閉，監考也困難，學生容易作弊。”我罵“放屁，學生作弊跟開閉卷有什麼關係？”他說那是樓伯坤說的。我問“你作為教研室主任到底是什麼態度？是不是剛才在車上說的全部不算數了，現在你正式代表教研室要我修改考卷了，是不是？”他說“是是是，我主要是轉告樓伯坤的意見，反正我已經轉告到了。”我說：“那好，我也請你轉告樓伯坤：試卷我一個字也不會改的，必須按照我送交的原樣給我印出來，否則到時候考試沒有試卷責任你們自負。”

幾分鐘後樓伯坤又打來電話，先是對我表揚了一番，工作怎麼負責等等，極羅嗦，我耐着性子聽他說完。最後他無非是要我改試卷。我說：“卷子一個字都不能改，不行可以到校長那裡去打官司，校長叫我改我才改。”他說“你要這樣做也行。”又說“你這樣做在監考的時候可要格外負責，如果發現問題可得承擔一切後果啊。”建農關於監考之說屬實，樓真的用這種小兒科的事情威脅我。我問：“哪一個監考教師可以不負責任？難道我又開又閉要負責，別的監考教師就可以不負責？或者我負的責任要比他們重？”他無語。我說：“你也是老杭商院的人了，學校對監考教師的要求都是一樣的，也是一貫的。你難道不知道嗎？說這種毫無用處的話幹什麼呢？”我告訴他我已經聽煩了（因為樓說話繞來繞去，實在太羅嗦了）：“屁大的事用得着這麼煩嗎？你讓季禮把試卷印出來不就完了？糾纏什麼東西呢？時間都耗費在這些屁事上，還怎麼幹正事呢？”他繞了一會兒說“這事他星期一還要跟教務處聯繫。”我說“你這是自找麻煩。愛問就問去吧。”說完我把電話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