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科技哲學叢書又一重複譯本 |
送交者: lamp 2004年02月13日19:01:22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
北京大學科技哲學叢書又一重複譯本
2003年8月25日19:33:09 萬維讀者網絡>教育與學術>lamp貼出孫小淳評《科學革命的結構》新譯本,原來這本書在2003年1月北京大學科技哲學叢書的譯本出版以前,已有兩種中譯本。 作者似為一在海外的學者,言之有據,態度客觀,行文嚴謹。現將他比較三個譯本後的評述轉發於此以供參考。文章說: 托馬斯•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以下簡稱《結構》)算得上是二十世紀學術史上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其影響不僅僅限於科學史、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等相關領域,而且延伸到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文學史、藝術史、政治史、宗教史等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對於從事科學史研究的人來說,《結構》當然是一本必讀之書。 近來因準備開設“科學史導論研討班”課程,自然要把《結構》列入該課程的必讀參考書目。但大陸的老譯本現已不易找到,正巧我在書店中看見北京大學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結構》新譯,頓時眼睛一亮。此新譯本由金吾倫和胡新和合譯,收入吳國盛主編的“北京大學科技哲學叢書”之一[2][(美]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北京大學科技哲學叢書),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頁,2003年1月,定價:14元。)。據吳國盛“總序”講,此套叢書的宗旨是為了學科建設,為科技哲學教師和學生提供經典教科書。這是促進學術和教學發展的功德無量的好事,而且正好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所以我懷着既讚賞又感激的心情買下這本書,準備推薦給我的學生。 當我拿起《結構》來讀時,購書時那種眼前一亮的感覺漸漸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困惑和不解。我發現此新譯本中大大小小的錯誤實在不少。100多年前,嚴復提出“譯事三難,信、達、雅”,有人視之為翻譯的標準,這可能求之過高;但僅就“信”而言,此譯本也是大有問題的。...(中略)... 需要指出,《結構》一書此前至少已有兩個中譯本。1980年,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過李寶恆、紀樹立的譯本(以下稱“舊譯”)[3];1989年台灣出過一個譯本,由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遠和錢永祥合譯(以下稱“台譯”,本文參考的是1994年的新版本)[4]。新譯的“譯後記”中沒有提及“台譯”本。...(中略)... “舊譯”本固然稱不上精品,可是既然要重譯,新的譯本起碼要有所改進吧?然而現在看來,此新譯本恐怕還不如那個“舊譯”本。 看到上面的這些議論,讀者可能懷疑我是不是在吹毛求疵?因為任何翻譯都免不了出錯,在其中找出十處八處錯誤也說明不了什麼問題,由此而下結論,未免有失公允。於是我轉念一想,為什麼不把庫恩論述“範式”的地方找出來,看看譯得如何。這樣也許可以得到一個較理想的抽樣檢查結果,其中發現錯誤的概率當是全書翻譯水平的比較客觀的反映。 庫恩的《結構》發表後,許多學者對書中“範式”概念進行過分析和批判,其中有一位學者在《結構》中找出了“範式”的二十多種說法[5]。我把三種中譯本中對應的地方找了出來,共有22小段文字,對它們進行了比較,結果發現:“新譯”在12段中有錯,少則1處,多則幾處,其中在2段的翻譯中有重大的錯誤,意思都搞反了;“舊譯”在9段中有錯,其中重大錯誤也在2段以上;而在“台譯”中,只在1段中有錯,沒有重大錯誤。篇幅所限,這裡就不一一舉例了。至於行文,“舊譯”比“新譯”更通順。(就前半部而言);“台譯”出自多人手筆,行文風格變化較大,但總的來說比較文雅。所以我的結論是:“舊譯”限於時代有較多問題,但“新譯”並不比“舊譯”更好,二者都不如“台譯”。 想想“舊譯”是在“文革”之後不久,那時百廢待興,學術規範很不健全,西方學術對中國學者來說很陌生。“舊譯”實際上是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開了風氣之先,把國外的學術新思想介紹進來,大開了學術界的眼界。雖然翻譯有不少錯誤,但也是可以原諒的。 可是“新譯”是在“舊譯”二十多年之後,此時學術之境界已大有改觀,學者與國外的交往也已是家常便飯(譯者之一與庫恩本人都有較深的交往 — 見“譯後記”)。在這種情況下,“新譯”還不如“舊譯”,實在是不太應該。 必須指出,當我比較“新譯”和“台譯”的時候,還有另一個意外的發現。讀至新譯本的後半部時,我發現譯文突然變了風格,行文變得通順,譯得也相當準確(當然錯誤還是有的)。這時我才注意到“譯後記”中的說明:“第九至十三章及‘後記--1969’由胡新和翻譯。”新譯的後半部譯得不錯,本當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情,但我卻不能這樣說。 把新譯本的後半部與“台譯”本比較,就會發現,兩者在文風上非常相似。我不能說兩者文字一模一樣,但兩者的相似性可以說是驚人的。搞計算機編程的人都知道,兩個同樣功能的軟件,如果是不同的人所編,就會有不同的“印記(signature)”。反過來說,如果程序出自同一種構想,任憑各種手段改頭換面,“印記”還是不變的。殺毒軟件就是利用這一原理,確認“病毒”文件的。我的感覺是,胡氏譯文與“台譯”有着類似的“印記”。讓我任選一小段原文,比較一下兩種譯文。 [原文] Probably the most striking of these is what I have previously called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pre- to the post-paradigm perio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ield. That transition is the one sketched above in Section II. Before it occurs, a number of schools compete for the domination of a given field. Afterward, in the wake of some notable scientific achievement, the number of schools is greatly reduced, ordinarily to one, and a more efficient mode of scientific practice begins. The latter is generally esoteric and oriented to puzzle-solving, as the work of a group can be only when its members take the foundations of their field for granted. (178) [台譯] 也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一個科學領域從前典範時期到後典範時期的轉變。我曾在本書第二章中勾畫過這個轉變的過程。在它發生之前,這一領域中有許多學派在逐鹿中原。此後,在一些顯著的科學成就出現後,學派的數目大大地減少,通常只剩下一個。然後一個更有效率的科學研究模式開始了。這個研究模式一般而言外人難窺其堂奧,以解謎為主要任務,這隻有在它的成員將他們領域中的基本觀點視為當然才能進行。(238) [新譯] 或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問題,就是我所說的一個科學領域的發展中,從前範式時期到後範式時期的轉變。我在上面的第二章中勾畫過這種轉變的過程。在它發生之前,這一領域中眾多學派逐鹿中原。其後,隨着一些著名的科學成就的確立,學派的數目極大地減少,通常只剩下一個。接着一個更加有效的科學實踐模式開始了。這一模式一般而言限於一定範圍,並以解謎為己任,這就要求其成員承諾他們領域的基本觀點才可以進行。(160) 再任選一段。 [台譯]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避免混淆起見,我寧願採用另一個詞來表達我的意思。 我建議用“學科基質”這個詞:“學科的”(disciplinary), 因為它指涉一個特定的學科的工作人員所共有的財產:“基質”(matrix), 因為它由各種種類不同的元素組成, 每一個都需要進一步界定。 所有或大部分我在本書中當作典範、典範的成分、或具有典範性質的團體信守對象, 都是學科基質的組成份子, 就是因為這樣, 它們形成一個具有功能的整體。 不過, 我不再把它們當作一個整體來討論。 我也不會在這兒開出一張詳盡的基質成分的清單, 但是觀察一個學科基質的主要成分類別, 可以澄清我現在的進路的性質, 也可同時為我下面一個主要論點鋪路。(241-2) [新譯] 在範式能擺脫其眼下的含義之前,為避免混淆我寧願用另一個詞。這個詞我建議用:“學科基質”(disciplinary matrix): 用“學科”一詞是因為它指稱一個專門學科的工作人員所共有的財產; 用“基質”一詞是因為它由各種各樣的有序元素組成, 每個元素都需要進一步界定。 所有或大部分我在原書中當作範式、範式的一部分或具有範式性的團體的承諾對象, 都是學科基質的組成成分, 並因而形成一個整體而共同起作用。 不過, 我不再把它們當作一個整體來討論。 我也不會在這兒開列一份其成分的詳盡清單, 但是指出學科基質的主要成分種類, 既可以澄清我目前研究途經的性質, 也可同時為我下一個主要論點鋪路。(163-4) 兩種譯文有着相同的“印記”,這一點我想讀者也能看得出來:斷句和關鍵詞幾乎一模一樣;只要在用詞上稍作變化,或作一些語序上的小小變化,就可以從前一段譯文得到後一段譯文。值得指出的是,這樣的情況並非偶出,翻遍第九至十三章及“後記”,通篇皆然。有興趣的讀者不妨自己檢驗一下。想想依據同樣的原文翻譯,李氏、金氏、程氏等譯文風格如此不同,何以胡氏的譯文和“台譯”就正好如此相似呢?所以我推測,胡新和在翻譯時是大大地參考了“台譯”的,甚至可以說以“台譯”為藍本,他所做的工作相當於一種“改譯”或“校譯”。看得出來,胡新和在做這項工作時,還是相當用心地對照了原文。有些地方改譯了之後,使行文更接近大陸中文表達習慣,也改正了一些錯誤, 是一種改進;但改錯了的地方也為數不少。下面我舉兩個例子來說明。第一例: [原文] Cumulative acquisition of unanticipated novelties proves to be an almost non-existent exception to the rule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96) [台譯] 科學從未因累積始料所不及的新奇現象而發展過 — 這種情形即使有也是個例外。(149) [新譯] 科學從未因累積始料不及的新奇現象而發展過 — 這種情形的例外幾乎不存在。(88) 這兩種譯文的意思正好相反,誰對誰錯呢?問題在於“這種情形”是指什麼。如果是指前半句話,那“台譯”把原意搞反了;如果是指前半句話否定的情況,那“台譯”又是正確的。但後者有點自相矛盾: 既然“從未”,怎麼又有“例外”?至少句法不佳。 所以我認為是前者 — “台譯”錯了。 因此,這裡“新譯”可以說是改正了“台譯”的錯誤。(這也說明新譯者是認真看了原文的 — 這一點令人感到欣慰。)但同時也暴露了根據“台譯”改譯而存在的問題。 其實如果跳出“台譯”的框架,完全可以把原文翻譯得更準確,而且不易產生誤解。“舊譯”就譯得比較清楚: 由積累而獲得沒有預料到的新穎事物,對科學發展的規則來說已證明幾乎是不存在的例外。 更確切的翻譯應該是: 第二例: [原文] If two people stand at the same place and gaze in the same direction, we must, under pain of solipsism, conclude that they receive closely similar stimuli. … Individuals raised in different societies behave on some occasions as though they saw different things. If we were not tempted to identify stimuli one-to-one with sensations, we might recognize that they actually do so. (192-3) [台譯] 要是兩個人站在同一個地點,注視同一個方向,我們 —為了要避免唯我論的危險— 必須承認他倆收到了幾乎相同的刺激。……不同社會養育出的人在某些時機的行為,像是他們看到了不同的事物。要是我們不再相信刺激與感覺有一對一的關係,我們也許便能看出他們的確看到了不同的事物。(252-3) [新譯] 如果兩人站在同一地點並注視同一個方向,我們即使冒着唯我論的風險,也必然推斷他們受到幾乎相同的刺激。……在不同社會裡培育出的人在某些場合,像是看到了不同的事物。如果我們不再試圖鑑定刺激和感覺間的一一對應,我們或許會認識到他們事實上確實看到了不同的事物。(173) 這段原文,“台譯”是正確的。但“新譯”在兩處黑體標出的地方都改得不妥。第一處正好把意思譯反了。英文“under pain of solipsism”意思是說,你必須怎樣做,否則你將受到被判為“唯我論”者的“懲罰”, 不是“新譯”中所說的意思。其實“新譯”此處自相矛盾是非常明顯的:“唯我論”是指一切都以個人感覺而定,否定客觀標準;既然推斷對同樣事物有同樣刺激,就不是“唯我論”,哪裡是在“冒着唯我論的風險”呢?譯者若是仔細想想,就不會出這種錯誤。第二處原文說:“如果我們別再受誘惑想着去找出刺激和感覺間的一一對應,……”“台譯”採取了意譯,意思是正確的。“新譯”把“identify”譯成“鑑定”,意思有點走樣。庫恩在這一段是說:刺激相同,但感覺可以不同;刺激不與感覺一一對應。所以建議放棄尋找一一對應的妄想,這樣才能認識到人們“的確看到了不同的事物”。 據我看來,“台譯”本是比較好的譯本,所以在“台譯”本的基礎上進行改譯,重新出中譯本,應該說是一件好事。可是我們的兩位譯者,一位好像根本就不知道有“台譯”本存在,花費了很多精力,卻沒有多少進步;而另一位譯者,據我判斷是參考了“台譯”,但為什麼就想不到提一下前人的工作,以示尊重呢?學術的增長是日積月累、後來居上的事情。在這點上我們可不能採用庫恩關於科學的增長的觀點,說科學不是累積漸進的,是不可通約的“範式”科學的轉變。所以在學術上,如果我們能站在前人的肩頭看得更遠,就沒有必要羞於提及自己是站在前人的肩頭。 我寫此“譯評”時的心情是沉重的。眾所周知,目前國內出版的學術譯著,其翻譯水平低劣,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大量西方學術著作被譯成中文,這是解放思想、繁榮學術的好事。可是這種“繁榮”卻正受着兩種因素的侵蝕而失去其光彩:一是不良的商品經濟運作,二是學術上的好大喜功。而兩者結合,其危害就更大。出版商唯利是圖,要求出書“短、頻、快。”譯者迫於壓力,自然就無暇精雕細琢;粗製濫造,勢不能免。一些學者,想通過組織翻譯西方學術著作來改造國內學術,其見識之高、用心之善,是無可懷疑的。但是往往急於求成,結果被出版商鑽了空子:經濟之“狐”借學術之“虎”威,使低劣學術大行其道。我注意到此譯本作為“北京大學科技哲學叢書”之一,還受到“北京大學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計劃”資助,可是這樣的譯本,居然能夠“入流”,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我覺得,如果要創建一流的大學,就必須要創造一流的學術。翻譯西方學術名著,確實是學科建設的一項基礎性工作。許多優秀的西方學術著作,如果認真負責地翻譯過來,就不僅有益於當代,而且有益於將來。反過來,如果粗製濫造、濫竽充數,那也許會造成一時的學術“繁榮”的假象,但這種“繁榮”不僅會像“泡沫”一樣迅速破滅,而且流毒深遠,貽害讀者。所以,我在此斗膽提議:把本學科內一些重要的西方譯著重新拿來,仔細檢查一遍,優則存之,差則改之,劣則去之,進行重譯。此或被譏為不切實際之空想,但書生意氣,吶喊一聲,惟冀今後中國大陸少一些“泡沫”學術,多一些文化精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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