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香港和台灣地區以外，1949年以後近50年間，整整兩代中國人的教育歷程中，沒有一個中學生少年，無論他或她多麼拔類出萃，能有機會跨入世界文化思想科學的頂尖學府去求學。因為長輩們的愚昧，將民族隔絕於世界文化交流之外，幾億中國少年被長輩們剝奪了學習世界主流文化的基本權利和機遇，自然與劍橋牛津哈佛耶魯無緣。甚至停辦境內所有高等院校。由此亦可以明白一個基本道理，一個民族愚昧，受害最深的必定是他們自己的子女；一個民族的後代若長期受苦受罪，其長輩們必定昏庸。

開放以後，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些中青年學者有機會進入哈佛耶魯劍橋牛津深造。90年代後半期，中學生留學熱興起僅僅幾年，逐漸有中國大陸少年學生考入劍橋牛津的學士學位課程。今天的劍橋牛津，不僅有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研究生，還有許多稚氣中國大陸本科生。僅深圳中學98級高一某班，就有四位同學被劍橋大學錄取。

許多中國家長都有名校情結，希望送孩子到世界名牌大學去讀書。許多留學的少年渴望考進劍橋牛津或哈佛耶魯，去實現心中的夢想。不過，不妨考慮一個基本問題：這些頂尖世界學府，這些名牌大學，真有那麼吸引人的價值所在嗎？

現代社會很看重品牌。小到食品服裝，大到汽車遊艇，都講究品牌。名牌物品，除了質量和服務相對可靠、使用起來比較順手之外，還有外在的“附加值”。它們可以提高使用者在世俗交往中的身份。可惜這附加價值伴隨附加價格，往往超過物品本身所值。兩樣內在質量相近的物品，是不是名牌，價格可以相去數倍。一分價錢一分貨常常是自我安慰。名牌，並非個個價有所值。不過，有一種名牌，往往是內在價值超越外在價格的，那就是大學的名牌，或曰名牌大學。

獨生子女時代，適逢下崗失業時代，父母不得不加倍在乎子女教育。如果子女無法上大學，天下之愛常常演變成天下之哀。父母不僅希望獨生子獨生女進大學，而且希望他們進名牌大學。同一個國度內，讀名牌大學與讀普通大學，費用相差無己，但畢業後的平均機遇，可以天差地別。所以，從現實功利計較，名牌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前景和“錢景”都很好。有條件的學生，應該儘量讀名牌大學。至少，這關乎學生未來的就業與薪水。但入讀名牌大學，實在有遠超越於“錢景”之上的人生之樂。

中國有句如今的中學老師常掛在嘴邊的古訓：“學海無涯苦做舟”。此話前半段是真理，後半截可大錯特錯了，但大錯特錯中仍有一點正確。

學問上要有建樹，非下多年苦功不可。論聰明與智慧，古往今來的人沒什麼區別。這裡說的古，可上溯到10萬年左右；根據人類學家研究，現代人大約在10萬年前就已經進化出來了；也可以只上溯到三五千年，大約從文字被發明並被廣泛使用開始。今天的人，在知識上比古人優越，但在由生物物種進化所決定的智慧與聰明上，並不比古人聰明。既然今人不比古人聰明，那麼要超越古人，就不是件容易事。以聰明絕頂的數學家為例，當今世界的數學家幾乎個個都承認，古人高斯的聰明遠在今天的數學家之上。

如果25年算一代，那麼2500年正好是100代，這2500年大體是人類文字符號文明興起與繁榮的時代。而學術，自文字發明與文明興起以來，代代積累、年復一年，以100代人的功力發展到今天這個水平。如果百代竿頭更上一層樓，非有卓絕的苦功不可。

儘管當代社會各種學術名家人多勢眾，但行內人士都明白，名流學者之名，大多與學術上的創建關係不大，而是與學術的普及和官場化關係密切。多位大思想家大科學家都說過，如今鋪天蓋地的學術論文，90%不發表，對人類知識沒有絲毫損失；能夠成為精品的，不足百分之一；能夠成為經典的，不足千分之一。

學術創建要以苦功為前提，但苦功並不保障能有建樹。學術上要有真正的成就，必須同時具備三個條件：第一，樂趣；第二，苦功；第三，明師。此外也還有一個錦上添花的條件：高友—高明的學友。

任何學問，其根源都是非功利的。當今世界大名如雷貫耳的首富比爾??蓋茨之輩，他自己著作，如《通往未來之路》等，曾在中國大學生中風靡。但100年以後，這些書還會有人讀嗎？不會了。他很難逃脫被淡忘的結局。而馮??諾依曼、圖林這些奠基IT領域的科學家，或者曹雪芹等，100年以後仍舊是高等學府中的經典名人。

學問，說到底，是人類好奇心的智慧淬鍊，它是純而有純的、不帶世俗功利的，或者說，它是那種幾乎不食人間煙火的東西。沒有頑童般的好奇心，沒有着迷着魔的樂趣，就不可能有璀璨的靈感、不可能有激情噴涌般的智慧光芒，也就不可能有重大的創新。樂趣，而不是生產力之類的功利，實在是學問的第一要素。至此，可以有明白“學海無涯苦做舟”錯在何處。事實應該是：“學海無涯樂做舟”。少年打遊戲機，如果沒有家長約束，沒日沒夜地打也不覺辛苦，為何？樂趣使然。大學問家經年累月的用功，皓首窮思，在旁人看來太苦了，但在大學問家自己其樂其妙他人無法領悟。

牛頓說，他只不過是一個大海邊拾貝殼的孩子。別人或許認為這是他的謙虛之辭。其實，這恰是科學的真諦，也是“學海無涯樂做舟”的絕妙表達。

相比之下，兒童也知道科學的神奇和力量。所謂科學是第一生產力，固然也是真理，卻沒有超出常人的功利的見解。400年前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那是名言，400年後再說科學是生產力，即使不算拾人牙慧，論文采論內涵，都等而下之了。

當然，大學問家皓首窮思的樂趣，與少年打遊戲機的樂趣，雖然都是樂趣，在層次上卻有天壤之別。大學問家的好奇心、樂趣，多半都發自即簡單又迷人、窮思而永不得其解的宇宙之奧妙。而少年打遊戲機，初始固然是好奇，越往後越發是打發人生無聊的無奈或追求感官的刺激罷了。而且，兩者在智慧上之差異，更超過人與猿之間的差異。

雖然宇宙、社會、人生的許多“本原”問題，激發起大學問家無窮的興趣，可是對這些問題的追索過程，不可能樣樣都饒有興味，其中要經歷很多枯燥的辛勞和艱難的跋涉。好奇心人皆有之，但對好奇心的升華、對本原問題的追索，就有智慧淬鍊層次上的差異。

懶惰的人、不求甚解的人，對世界對人生的理解，僅僅滿足於一些大而無當格言。這些格言，第一次說出來是絕大的智慧。如果後人僅僅只會重複，就無疑是愚蠢了。孔子的弟子把孔子的語錄，編撰成了《論語》。其中許多格言，是春秋時代的大智慧。後來的同胞不求上進，僅僅注釋論語，甚至宣傳什么半部論語治天下，就是懶惰之極、愚蠢之極了。

把一種現成的學術神化，宣傳為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不可動搖的百年原則，或者是懶惰和愚蠢的表演，或者是既得利益者的裝潢。半部論語，連青春美麗疙瘩痘都治不了，遑論治什麼天下。

牛頓說：我之所以比別人看得更遠，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這是學術或科學的第二句真諦。

每一代人都有他們的大智大慧者，儘管其中有不少被湮沒了。他們都想要對宇宙人生有所求索。但要領悟宇宙人生的奧妙，談何容易。一代人的智慧，無論多麼天才，都是不可能企及的！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無涯，以有涯窮無涯，殆也。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在多少代巨人、多少代聰慧絕倫的智者不懈地求索中，才逐漸建立起來通往智慧之巔的層層知識的“高原”和陣陣規範的“迷宮”。這高原、這迷宮，就是後人求索的階梯，就是巨人的肩膀。

攀緣這知識的高原，行進這規範的迷宮，絕對要有多年堅持不懈的苦功。只不過，如果當事人不是出於功利而是出於樂趣去攀緣去跋涉，這其中的“苦”的主觀感受，可以大大減輕罷了。古往今來的大學問家，都是嬉戲於智慧之顛峰的“兒童”。他們的嬉戲、他們的好奇心、他們的樂趣，與兒童頑童並無二致。所不同的是他們智慧的功力層次，是屬於西瑪拉雅級別的，而常人智慧的功力層次，至多只達到自己家門口那座小土丘。

往高原攀登、在迷宮奔突，苦功、毅力、耐力決不可少，但仍舊不夠。正因為高原太高、迷宮太迷，如果不是千古未遇的奇才天才，單憑個人的努力，很難找到可行的方向，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一無所獲。遠古時代在知識高原和學術規範還沒有建構起來之前，可以憑個人的智慧去披荊斬棘，清理出學術發展的平台、創建起學術發展的路標，如柏拉圖、歐幾里德、或孔子等人所做。但這在今天已經不可能，所以需要明師或名師的指點指引。其實，柏拉圖、歐幾里德或孔子，也同樣是在師承偉大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有所創造的。

名牌大學最重要的，並不是它的設備，而是在那裡遇見明師與名師的概率大一些。在明師與名師的指點下，高徒智慧的靈感，有可能被激發而不被窒息，知道哪裡可能開闢出通往顛峰的道路。可惜，窒息少年智慧的火花，是現代教育現代學校最常見的功能。

郭靖在大漠18年，苦功之苦遠在楊康之上，但功力卻沒有多大長進。這與今天中學生十年寒窗何其相似。能成為大學新生，固然要下幾年苦功。但眾多大學新生的無知與幼稚，也是有目共睹的。一個簡單的例證，年年暑假都有媒體宣傳報道什麼大學生生存的實驗，把這作為大學生了不起的勇敢事跡。其實，幾個囊中羞澀的大學生到大城市裡去謀生，這種“勇敢”的實驗，正暴露大學生才幹的貧瘠。16、7歲的失學農村少年，讀不起書、兩袋空空、背井離鄉、去城市謀生，何其平常！從來也沒有人大驚小怪。

郭靖有苦功而少功力的長進，其原因很簡單，是老師水平不夠。江南七怪固然算得上“明師”，但這師，只是師傅之師，而非大師之師。最多屬於三流。而今天的學校里，江南七怪這麼好這樣層次的導師，都難以尋覓了。

這裡沒有貶低教師的意思。這是客觀情勢使然，而且是全世界的趨勢。多年來，教師地位低下，有才華的青年不願意當教師。經濟繁榮社會裡，各種CEO或金領崗位的現實魅力，遠遠超過教師的職業。外在的教育制度，又使那些真有才華有熱情的教師，無用武之地。對比三十年代歐洲或中國中學教師群體裡曾經出現過的大師，就能明白。

待遇到馬鈺道長這二流的明師，郭靖的功力開始突飛猛進。待巧遇一代宗師洪七公、老頑童，其武功方可達致登峰造極。習武如此，讀書更是如此。

如果家長確認子女是可造之材，如果少年有遠大的抱負，那麼，上大學就要儘量上名牌大學。那是接近大師宗師的最佳殿堂。可惜，在國內名牌大學裡，大師宗師、明師名師，也鳳毛麟角、難覓難遇了。北大清華的名頭，得益於三個來源。第一，它們的歷史；第二，它們的學生。第三，國家對它們的資金傾斜。但這些並不能保證北大清華有世界一流的大師明師。北大清華的教師，平均說來比國內其他高等院校好些，但好到什麼層次，似乎不能高估。2001年北京大學某著名博士導師抄襲風波、上海交大招生風波，許多報刊都評論說高校已成腐敗的重災區。這樣一種外在社會環境，如何能出世界級的學術大師？

現在世界各大國家媒體熱衷搞大學排名。大學排名本身是個學問。大體說來，排名主要考察大學的七大方面：第一，生源素質，第二，師資素質，第三，教學水平，第四，科研成就，第五，經費多寡，第六，設備條件，第七，畢業生去向。

如果單以本科生生源素質排名，北大清華可以問鼎世界冠軍。道理很簡單，雖然劍橋牛津或哈佛耶魯是世界性的學府，但它們本科生的生源主要來自本國國內。劍橋牛津在6000萬人口中選材，哈佛耶魯在2億多人口中選材，北大清華在13億人口中選材，無疑後者素質最高。但若以科研成就排名，北大清華實在無顏見中華父老了。劍橋大學有近70位“師生”，獲得過諾貝爾獎，哈佛有約40位。劍橋大學一個卡文迪許實驗室，獲諾貝爾獎的就有逾20位。集北大清華加中科院全體大軍，積50餘年的努力，迄今還沒有任何一個領域、任何一個人問鼎諾貝爾獎。其師資水平如何，大體可以推斷。2002年3月上海交通大學公布的一項研究指出，北大清華僅排名於世界高校200-300名之間。交大這個研究結論等於昭告天下：北大清華為何？它們在世界學術研究和教育的奧林匹克競賽中，有最好的運動員（學生素質），有世界綜合實力前六位的大國在經費上大力傾斜支持，卻數十年保持名落孫山之榮譽，巋然不動，躊躇滿志，昂首踏步，傲視中華。

中國文化上有一個獨特的也令人詫異的現象，凡是那些具有世界影響的創新貢獻，都是不入流的民間知識分子、甚至民間工匠做出的，而高級知識分子，往往一事無成。四大發明，沒有哪一項是高級知識分子做出來的。祖沖之、李時珍等獨步古今的人物，也都是非主流的民間知識分子。當代亦有餘風：湖南省方面曾多次申報袁隆平入選中國科學院院士而未果，原因嗎，當然不為外界所確知。一個合理的推測是，袁隆平出自湖南一個小農科所，而不是北大清華中科院直屬，他做出了世界性的創新貢獻，雖然不屬於諾貝爾獎覆蓋的範圍；這巨大貢獻未必能令北大清華中科院汗顏，卻足以令那些相關的院士們運用權勢“反戈一擊”。

所以，英才少年讀國內的名牌大學，多少出於無奈。所以，北大清華的高才生，個個有自知之明，有機會一定往美國飛。考TOEFL、考GRE，成為中國名牌大學學生進軍世界名牌大學的跳板。

這不能全怪北大清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文化有深厚的傳統，智慧與科學也不例外，中國還缺乏科學思想紮根的文化傳統和社會氛圍。

以圍棋或書法文化為例，西方人沒有這種傳統，迄今西方人的圍棋水平仍舊不入流，中、日、韓隨便哪一個二流棋手，都可以在圍棋世界裡橫掃西方世界。至於書法，中國三流乃至不入流的學生，都令西方人望塵莫及。但科學的狀況，不幸正好相反。與圍棋或書法相比，科學無疑是更深奧更廣博的學術，更需要悠久的傳統和適合的社會文化制度。因此不難明白，國內高等院校里師資的科學智慧的平均水平，放到西方，許多方面同樣是不入流的。只可惜，書法與科學智慧兩者相比，畢竟後者為學術大道。

西方人愛智慧求真理的傳統，比中國人愛書法的傳統更為悠久深厚。當年柏拉圖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從古希臘開始，西方人就開始對智慧千錘百鍊，對天文、地理、生物、語言、社會、人性、乃至智慧自身，都窮追猛問、代代求索。在漫漫長路之後，終於走向了科學革命的黎明。不僅對宇宙生命等等這些自然現象，西方人把智慧發揮到了極限，對人類社會，西方人也是如此。何為自由、何為民主、何為法律和法治、何為正義和公正、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孰優孰劣、政府權力為什麼是惡而且又是必要之惡，等等，西方文化始終在不停地追問求索，文獻浩如煙海，僅名著就堆積如山。西方人從來就沒有所謂半部名著治天下、一個主義管百年之類的懶惰。正如中國人在書法上的功力令西方人望塵莫及，西方人在智慧淬鍊上的功力，同樣令現代中國人望塵莫及。那些有幸能夠進入世界一流科學家行列的現代中國人，幾乎個個都有到西方名牌學府留學取經的經歷。為什麼要讀世界名牌大學，歸根到底也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