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文憑高低，把人分為三六九等，給予三六九等的待遇――所謂“學歷歧視”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和其他“XX歧視”一樣，它包含着“優待”和“歧視”兩個方面，不是歧視學歷，而是歧視低學歷，優待高學歷。特徵呢，是“唯學歷論”，不管某個人真實水平、付出多少、貢獻大小、潛力如何，不管什麼人格、權利上的“人人平等”。你值個什麼價，拿本本來瞧瞧，似乎那個本本相當於收豬的開出的幾級豬評定書。

　　如今文憑這東西，有點像處女膜。貞操大貶值，修補處女膜的業務紅火了；學歷大貶值，修補學歷的工作大力開展了。帶處女膜的在性交易市場上還添點錢；高學歷人士在人才市場和官才市場上還能優先混口飯。

　　考察“學歷歧視”的歷史，有點意思。小學肄業的文學家、語言學家劉半農，應蔡元培之邀執教於北大；初中畢業後在職業學校上學不到一年的華羅庚，作為訪問學者就職劍橋大學，先後在國內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大學和國外兩家名牌大學當教授。不必再以其他低學歷大師為例了，當代中國文理兩科人才中，比得上這二位的並不好找。粗看國共兩黨大員履歷，雙方對學歷也不太在意，黃埔軍校和“拉杆子”出身的文盲各領風騷。錢鍾書的小說里，曾有“克萊登大學”畢業的學生偶然相逢，可見為謀生搞假學歷包裝自己的現象也是有的。但總的來說，在舊社會時，“學歷歧視”還不成氣候，其務實風氣和思想解放程度，比現在還“與時俱進”。

　　上世紀50至70年代，沒有學歷歧視，倒有一種全世界罕見的“歧視學歷”現象。50年代，通過徹底掌控所有人的所有生產、生活資料並經過殘酷鬥爭，從精神、思想、政治和輿論上消滅了作為群體存在的“知識分子”，並在社會上形成了高度警惕“知識分子”的風氣。“學歷”曾被看成能看透世情、拒絕“改造”的危險標誌。“有文化”的人在現實生活中比文盲的不測風險要大的多，同樣一句話，有學歷的說出來就可能是“反動”的，沒上過學再有個“好成分”的人說出來可能就不反動。有“知識分子賤骨頭”、“三天不挨整就翹尾巴”等等高層理論普及到全民，那時候高學歷的人老實的就象夾尾巴狗。

　　到文革，尾巴夾得再緊也不頂用，人家就專門擅長從學歷高的人群中往外揪階級敵人。在一個學術領域拔尖的，那必定是“反動學術權威”，就連電影、戲劇中那個“暗藏的階級敵人”，也必定是架付眼鏡的陰險文化人。沒揪出來的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大學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拿着麥子當韭菜，看見馬車拉草說“兩個動物拉一車植物”，虹吸專業的權威連一般工人都不如，拿根膠管從還有幾兩油的油桶里捏不出一滴油來……總之，拿現在的話說，就是妖魔化――高學歷的傢伙都是些孬種呆鳥。大家一看書讀多了如此倒霉，紛紛支起“老粗”的架子，一句“我是大老粗！”豪氣干雲，其自得與自豪的勁兒，不亞於《圍城》裡的學監口口聲聲稱“兄弟在英國的時候”的時候。

　　不過，為政權培養幹部的事情，應該說是很重視的。在工資幾乎固定的漫長歲月里，經濟待遇上對新培養的畢業生不算吝嗇。國家出錢培養學生，工資級別上也顯出有點投入產出分析。中專、大專、本科生分配後的身份一律是“國家幹部”，工資依文憑高低有一級的差額，大學畢業抵得上一般人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工齡。但即便如此，高學歷者也沒有歧視他人的資本，也是被欺凌被監視的“弱勢群體”。這裡的一部分原因“得益於”黨內“路線鬥爭”――據說他們是執行“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當權派培養出來的，需要“脫胎換骨”。

　　提這些爛事，說明那時沒有學歷歧視的客觀環境和條件。領袖、元老和各級掌權人中學歷高的不多，從主導社會的群體的立場和利益出發，制定所有涉及待遇的政策，宣傳符合其待遇政策的理論，當然亦自然。所以那時是圍繞“政治忠誠”和“政治資格”定地位。誰要是強調“學歷”，那分明是別有用心，成心和無產階級司令部對着幹。

　　文革電影《決裂》裡的共產大學校長舉着青年鐵匠一隻滿是老繭的手說：“什麼是（上大學的）資格？這就是資格！”要是那時有捐精子這回事，那管精子的站長不突出政治也不行。他會晃蕩着小瓶兒嚴肅地宣布：“這是什麼？這是真正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精液！它會保證紅色江山千秋萬代不變顏色！”真的，把忠誠和決不懷疑的精神遺傳下去，真是一種最強烈的願望和需求，這麼重要的事如果不讓政治掛了精子的帥，“一千個一萬個不答應”。現在管捐精子的官員，認為有大學學歷者的液體可以把墨水遺傳給下一代，文革時不少的“廣大幹部群眾”，也相信革命者可以把“革命性”和“無比熱愛”之情通過生理管道傳給下一代。“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會打洞”，有說服力吧？你看論證中舉例子舉好了有多重要。要是逆流而動，偏偏舉“馬配驢生騾子，狼操狗下狼狗”的例子，咋能證明“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理論是正確的？不扁你扁誰？不信啊，再假設一種情況――有人在當時提出“捐精子的人必須具有大學以上學歷”，會怎樣？他這是自找着挨槍子呢！一個義正辭嚴的質問就送他下地獄：“難道說偉人之父之珍貴的造福全人類的那個神水，也是不合格的嗎？昂！”

　　1977年恢復高考，考上學的青年人意氣風發，昂首挺胸腆着小臉很有成就感的樣子。要是你緊盯着女大學生那別着校徽的胸部，她就根本不會想到你真是位流氓。80年代的前幾年，高學歷變成最緊俏的香餑餑。老粗幹部不可能完成改革開放搞現代化的任務，講有所更新的政治需要幹部隊伍換一批人，組織上命令各級領導班子中必須配具有大中專學歷的幹部，還下達有班子平均年齡的硬指標。許多部門因找不到有學歷的人選而猴急，教育、衛生系統等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因此向其他部門輸出了一些人。那時候不像現在的官這麼多，一個科長也是人模官樣的。一夜之間，許多平時不起眼的大學生小職員成為貴人，讓人們一下子懂得了學歷的金貴。有人聯繫到成吉思汗，將大學生稱為“天之驕子”。好景不長，80年代末大學生地位整體下降，“知識分子不可靠”的論調再度泛起，有大學文憑不一定有好工作的時期開始了。說着就到了近年，據說“國民素質低”的國家，大學生供過於求了，約七成的大學生畢業就是失業，看大門的本科生，送水的專科生我都見過，就連碩士也已經不值錢。就在這文憑大貶值的時候，興開“學歷歧視”了。

　　有家商店亮出“學歷越高，打折越多”的牌子，引來議論紛紛。最近有家公司賣房子也做學歷的文章。對這私人性的非欺詐的商業行為其實不該上綱上線。它不具有壟斷性和公權性質，人家又沒行賄，白送東西給什麼人也不用管。為此氣不忿，指責它搞“學歷歧視”侵犯消費者利益，道理上講不通。官方的管精子捐獻的單位，規定捐獻者必須有大學以上學歷，這屬於“國家行為”，應該接受公眾質詢，聽取專業的和社會的意見。但這項規定的取捨，還應該多從接受精子的一方考慮，接受方覺得這項規定可以，即使在實際上沒作用，只要心理上起作用，依着人家就是了，不管她要比爾蓋茨的還是比爾缺鈣的精子，都該尊重她的選擇。

　　中國民間團體、企業，一直跟官家學樣兒，但在用人待人上有經濟的硬制約，比不得公家財大氣粗可以隨意“大馬拉小車”,如果不計成本專找高學歷的幹活兒，那叫傻。某姑娘下定決心非高學歷不嫁，低學歷的小伙酸溜溜地進行道德譴責也並非道德。所以說，民間和私人對製造學歷歧視的作用不大，某些出於各自利益對學歷有所要求區別對待的現象，其實算不上學歷歧視，或者無可厚非，或者干預也是徒勞。

　　而公權機構、團體根據文憑高低在內部分配政治權力和經濟福利，並規定、指導社會利益分配時，就已經在損害社會了，是對公正和效率的雙重損害。在工作崗位不能明確學歷、學力、績效要求而待遇卻和學歷掛鈎的情況下，必然造成同工不同酬、人才資源浪費、重複和無效培訓增加、知識更新動力喪失、市場對人才的自然調節被打亂等等弊端，無端消耗納稅人大量錢財並傷害社會生產力。從觀念上對社會的影響則是“重學歷，輕學力”，鼓勵全民玩教育、學習上的“花架子”――這個耍花架子的競爭還非常殘酷、激烈。

　　“在目前的中國人才市場，有這樣一個現象，隨便翻開一份報紙的招聘廣告版，100個用人單位有99個會要求‘學曆本科以上’，剩下1個還是招聘清潔工的”。從政治、行政智慧的角度看此現象，拉動學歷歧視的政策那真叫笨――它生生把大量低學歷人口排斥在多種勞動市場之外，稀里糊塗地背着因此而來的沉重包袱，面對由此加劇的貧富懸殊、犯罪、城市病態等諸多社會問題而手忙腳亂，高稅收政策不得不出台，社會福利總水平也必然下降。

　　文憑大貶值，加嚴重的學歷歧視，有專家說是由於高學歷的人多，市場飽和過剩造成的，這是瞎話。28人中就有一個“消稅官”，官員不是過剩的很厲害嗎？過剩的成了禍害，社會上咋就沒有“官員歧視”呢？和一些“欠發達”也就是落後國家相比，國民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還比人家低，人家不過剩，咱的高學歷人口咋就過剩了呢？這種瞎話簡直具有“反動”性質，客觀上是在證明中國沒有容納高學歷人口的“優越性”，或者這乾脆就是說中國連擁有不多的高學歷人口都不配。

　　政策領頭推行學歷歧視，把“造假機制”引進了“人才競爭”領域，遍地的地下作坊和假證廣告，還有為官員鍍金服務的各種“學歷教育”機構，都是公家的需要所催生出來的“新興產業”。假學歷以兩大類形式流行：一種是“純假”，即文憑是作坊里仿造出來的，不合法的；另一種是“正假”，領文憑走了正式手續，合規中矩的，但擁有合法文憑的人並沒長學問、本事。要進行“學歷打假”那不會有效果，因為，許多真的也是假的，你還非得肯定它就是真的。

　　根據文憑，算是採用量化、硬化了的指標，既如此，就得爭取擁有它。無所不能的權力在這場競爭中占儘先機。領導幹部在日理萬機之餘，學歷不斷提高，專著、論文獲獎證書、資格證書一大堆。你一個地區的考學尖子需要晝夜玩命才拿到的頭銜，沒見人家怎麼着就突然擁有了。你苦讀到老大不小得到的那個勞動力證明書及其“含金量”，人家能輕而易舉地拿到手並超越你，你還不敢說人家是假冒偽劣，到底誰行誰不行很清楚嘛！你分明一頭孜孜不倦而到頭來沒爭到多少競爭優勢的笨豬，沒必要拿你的學力、能力當回事，不歧視你歧視誰？

　　想比真本事，有創造發明麼？沒幾個有，能產生效益的更少；想顯擺思想、觀點、想法等比較優劣麼？咱們這裡不興這個。文化、思想、精神都從上面批發下來，就要求各“代銷點”、“營業員”執行“高度一致”的標準化。下級人員產生個好主意或被看好的餿主意，還不能明說或向大家暗示是他自己出的，不把創意的成績歸於領導，針對你的“穿小鞋”創意就出來了。許多機關里的博啊碩啊的，干的也就是文字搬運工的活兒，放屁也沒半點原創的味兒。搞技術的干的多是操作員所干的，另外還有些高中級掂包、打雜的。打字員沒上班會覺得“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亂，少幾個高學歷人士麼，那工作定然會“正常運轉”。在根本不需要原創的地方出原創，叫“幼稚”和“不識時務”，不把自己“創”了才怪。

　　好些個銷到國內的外國商品，有“組裝”和“原裝”之分，前者劣而後者優。“組裝”即“國內組裝”，“原裝”即“國外組裝”。一樣的零件，都是“組裝”，可質量和名氣就差遠了。人員使用中的“唯學歷論”和這情況有些相似：咱看誰受的教育更“正宗”，比誰的“原裝性”強――反正沒法比“原創”，你們就比“原裝”吧！

　　　“歧視學歷”也好，“學歷歧視”也罷，都是權力的需要，表現出權力對知識、對知識分子、對國民採取分等對待和私用實用的態度。權力面前，所有東西都是可隨意“組裝”的“零件”。權勢、權謀有了任意的空間，普天之下沒有它不歧視的東西，包括它自身標榜的“神學”，也只是它洩慾的婊子、小蜜。具備真才實學還想順利地出人頭地，必須徹底改造――把自己變成個“非人”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