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科學大師，科學大師的童年需要遊戲的教育。

文摘：

胡守鈞：中國出不了科學大師，和中國的教育有很大關係。我認為教育有兩大功能，一是傳承文化，二是創新文化。中國教育在傳承方面做得不錯，但在鼓勵創新方面做得不夠。從小學開始，學生就像軍訓一樣，書要擺好，不可以玩鉛筆、不可以出去上廁所、不可以講話、不可以互相開開玩笑。我最近在呼籲，小學教育要引進遊戲這一部分，動物教小動物都是靠遊戲，小貓、小狗、老虎它們都是通過玩耍、打鬧來學本領。小學教育應該把遊戲作為很重要的一塊放進去。我們中學的問題就更大了，因為高考使得應試教育的問題非常嚴重，一考定終生。

資料來源：《文匯報》（上海）2004年2月8日第5版
http://www.whb.com.cn/20040208/kjwz/200402080011.htm

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迫切需要大批專業人才，尤其需要一批能引領研究方向的科學大師。今天與其說我們欠缺的是大師級的科學家，不如說更欠缺產生這種科學大師的土壤和條件。日前，在本刊和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聯合召開的座談會上，到會的專家探討了成就科學大師的內外部環境，他們提出的一些觀點值得思考。

　　一流科研離不開寬鬆穩定的環境

　　楊福家（中科院院士、復旦大學教授，英國諾丁漢大學校長）：近年來，有機會與一些俄羅斯科學家接觸，深感他們中有一批相當傑出的學者，不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為世界矚目。其原因並不是俄羅斯人特別聰明，而是因為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他們有一個靜心搞學問的環境，而不是急功近利、急於求成。事實上，要出大成果必須要有一個學術氣氛濃厚、寬鬆的環境。比如說1998年獲得數學最高獎———費爾茲特別獎的英國數學家安德魯·懷爾斯，他為證明費爾馬大定理花費了9年的時間，9年沒出一篇文章，9年沒有拿到一個獎，他處在一個非常寬鬆的研究環境中安心研究，最後終於把這個大定理攻下來了。因此，我認為好的環境對於科學家來說是很重要的，要為他們提供良好的發展機會。除了科研人員自己要勤奮，要有才能，還需要有機會和安定的科研環境。

　　陳蓉霞（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科學大師》這本書介紹的第一位科學家就是亞里斯多德。從嚴格意義上講，亞里斯多德跟現代的自然科學家還不太一樣，但他的思想對後來自然科學的影響卻是深遠的。亞里斯多德曾經說過，知識出於閒暇與好奇。也就是說科學家必須要有一定的閒暇時間，一個總是為生活而奔波的人很難有所成就。另一點是好奇心，我看國外的一本書，說希臘有一批好奇的人，但東方沒有。應該說無論是西方人還是東方人，都不缺少好奇心。只是西方人認為東方的傳統力量太強大了，壓抑了個人的靈感和好奇心，我覺得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科學大師的成才都有一個非常寬鬆自由的環境，而且他們取得成就的時候都非常年輕。最近，我看了2001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獲得者蘇爾斯頓和別人合著的一本書《生命的線索》。蘇爾斯頓在這本書中講到，他研究線蟲的時候已經好幾年沒有發表文章了。但是他的導師告訴他不用着急發表論文，只要你覺得研究線蟲有價值你就研究下去，所以他很安定地在那裡做了10年的研究，根本就沒有像現在中國年輕教師這麼大的壓力。從那些國際上成功的實驗室來看，一些重大成果往往就是在沒有論文、經費等壓力的情況下取得的。而時下中國很多大學缺的就是這種真正鼓勵年輕教師創新研究的氛圍；同時，年輕教師的待遇也有待提高。

　　要有鼓勵創新的政策環境

　　趙君亮（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員）：科研環境問題的實質是政策問題。比如，有關部門曾經有過規定，科學院系統內單位固定人員和流動人員的比例要達到1：1甚至1：1.5。也就是說，有100個正式編制就要招150個研究生，因此每年不管生源如何都要招很多研究生，這就造成研究生的質量有所下降。我不清楚為什麼要給出這樣的比例，是不是研究生多了就會多出人才呢？我看不一定，這些多少也是急功近利的表現。

　　此外，科學研究的評估體系也有問題，我們現在不停地定計劃，不停地搞評估，要求一年要出多少文章，然後還有年終總結，應付這些事，要花掉科研人員很多精力。有些地方還訂出被SCI收錄一篇文章就獎勵1萬元的獎勵措施，驅使一些人為了多得獎金，把1篇文章拆成3篇發表。這不是搞科學的態度。

　　前段時間傳出一個消息，說中國科技界要搞一個衝擊諾貝爾獎的計劃。如果確有其事的話，那是挺荒唐的，哪有為得諾貝爾獎定計劃的？科學上的突破是在平時科學積累的基礎上發現的，怎能定計劃呢？我認為提出這一想法的某些行政領導本身就缺乏科學精神。科學精神的定義是什麼？我覺得就是精益求精、實事求是。《科學大師》這本書上談到開普勒發現行星運動三大定律的過程：他首先觀測到行星的位置和哥白尼理論的位置要差8～9分，他沒有放過這一點點差異，開始潛心研究，終於得出了橢圓軌道定律，證明行星的軌跡是橢圓形的而不是哥白尼所說的圓形；後來又進一步引出了等面積定律和周期定律。正是這些發現為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奠定了基礎。

　　鼓勵最好的學生留在大學

　　胡守鈞（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我們的政策應該讓教師在搞科研的時候沒有柴米油鹽的後顧之憂。我認為國家的政策應該讓一流的學生能爭先恐後地想留在大學。因為大學是創新的基地、科學的龍頭，應該把最好的學生留在學校。在科學比較發達的國家，很多優秀的學生都願意留在高校。但我們的大學，優秀的學生大都想出國，不肯留下來做教師，那麼以後誰來做學科帶頭人，又怎麼能教出一流的學生呢？中國如果能把優秀的人才聚集在大學，這樣的教育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這樣，中國的科學振興就有希望。

　　傅繼梁（第二軍醫大學遺傳學教授，同濟大學醫學與生命科學部主任）：我們不但要給老師解除後顧之憂，而且還要解除研究生的後顧之憂。只要他考上研究生了，就要給他相應的生活保障，讓他們不要為生活擔憂，能安心好好讀書。

　　我曾經做過一個報告，談現在的研究生究竟應該怎麼做。一些學生下來對我講，“傅老師，你講得很好，但不能解決我的實際問題。外面的現實生活並不像你所講的那樣，如果像你說的那樣做，我們出去就找不到飯吃了。”現在學校和導師給研究生的生活費只夠他們吃飯，其它的費用就要靠他自己的獎學金和打工的錢。比如有的研究生為了買書和相機等學習用品，就利用暑假去給外國人當翻譯掙錢，這樣肯定要分散學生讀書搞科研的精力。另外，學生還面臨着找工作的問題，畢業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都得忙於找工作。如果讓他全部的時間都用於學習和科研，他怎麼可能找到較理想的工作？其實讀研究生時期是做學問的一個黃金時代，很多新的思想都是在學生時代出來的，因此我認為給學生創造良好的生活和學習條件是很重要的。

　　獨創精神———成就科學大師的必備條件

　　胡守鈞：我認為科學思想最重要的是獨立、獨創的精神，如果總是人云亦云，你就永遠得不到諾貝爾獎，永遠成不了大師。一個人應該跨越傳統的範式，擁有自己獨立的話語、獨特的視角和新的方法，這樣才能創新。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科學家很難獨立地發表自己的觀點，不敢思考。開始是不敢，後來就是不能，由於不敢，造成了後來的不能。因此我認為應該營造一種氛圍，讓每一個學者都能獨立發表他的觀點，不管他的話是對還是錯，聽上去是荒唐的還是稀奇古怪的。當然別人也可以批評他，他也應該接受實踐的檢驗。

　　思維的自由是科學大師必須具備的條件。沒有自由探索，就不會有新的突破。內在的自由是非常困難的，你能超越自我嗎？能夠打破先入之見嗎？能突破自己狹隘的經驗嗎？所以想獲得內在的自由已經不容易，那麼獲得外在發表的自由就更困難了。因此要鼓勵科學上各種觀點自由探討，給科學家包括人文科學知識分子提供暢所欲言的環境，鼓勵建立各種學派。沒有學派是一個不健康的現象。我認為，沒有學派就沒有科學。因為科學是從不同角度來看問題，每個學派都有其獨特的視角、話語和方法。面對世界我們都是摸象的瞎子。不同的人對世界的感受不一樣，這樣我們共同得出的東西可能就和世界的關係同構度高一點。

　　沒有學派，就不可能有大師

　　胡守鈞：很多年前，一位哲學家到復旦哲學系和我們一起討論為什麼中國沒有哲學學派。實際上，自然科學在中國也是相同的境遇。沒有學派，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國家在立法方面應進行某些調整，要保護各種學派，包括要保護另類觀點，如果不保護另類觀點，我們就不可能有學派，沒有學派，我們就不可能有大師，沒有大師就不可能得諾貝爾獎。在科學史上任何一次突破都是“異端”戰勝傳統，新的發現取代舊的理論的結果。按照我的說法，這就是“異端”的功勳。因此，要允許異端的存在。中國有一個對異端進行討伐的傳統，誰敢提異端的觀點，誰就會倒霉。我們知道在中國，基因論還是毛主席講話來保護它的，它本不需任何人保護，但為什麼在中國還要通過政治才能保護一個學派，讓它存在呢？

　　國際上，幾乎所有的科學領域都有學派。有學派才有爭鳴，才有觀點的碰撞，才會產生思想的火花。自然科學學派的形成需要兩個最重要的載體，第一，它要有出版物，有學術雜誌，如果不能自由發表研究論文，就不可能傳播，包括孟德爾學派的出現就和皇家學報等學術期刊有很大的關係。第二就是科學社團，因為學派要以社團作為組織載體，而社團是獨立的，它不是官方的，民間社團的發展非常重要，它會建立很多通道，通過這些通道就會募集到很多科研資金。

　　傅繼梁：我們的環境應該允許那些主流不認同的東西存在，因為真正重大的創新不一定是衝着主流的方向來的，它一定有脫離傳統的奇思怪想。美國遺傳學家芭芭拉·麥克林托克在上世紀40年代發現，某些基因可以跳躍，她的這一發現與當時的主流是背離的，不久她所有的學術職務都沒有了。但美國這個社會還是很寬容，麥克林托克仍然可以衣食無憂，在玉米地里從事自己喜歡的研究，做大家不認同的東西。終於在1983年她80多歲的時候獲得了諾貝爾獎。

　　尊重人才，以人為本

　　傅繼梁：我認為，只有尊重人才，以人為本，才有科學發展，才有大師；如果不尊重人，就談不上學派，談不上發展。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堅持以人為本是很正確的。以人為本這個問題不解決，其他問題也不能解決。人是第一位的，人是目的，不能成為工具，這些本來是基本的道理，但是一直難以做到。如果霍金出生在中國，他還能不能成為科學大師？恐怕一做產前檢查就被流產掉了。因此一定要寬容。

　　我曾在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的教學大樓看到一幅油畫。這幅油畫畫的是很多學生在一個老師的帶領下解剖屍體。那裡的老師介紹說，我們每一個學生在解剖屍體以前，都要到這幅畫面前來想一想，被解剖的人為我們做了些什麼？這個人在為我們培養醫生作貢獻，大家應該向他致敬，即便他現在只是一具無名的屍體也應該敬重他。這種人文情懷對一個人是很重要的。

　　學科之間加強交流

　　傅繼梁：我們應當提倡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的專家加強相互之間的交流。大家的思想一交流、一碰撞也許就會相互啟發，產生一些新的觀點。我舉一個例子。在上世紀40年代，科學研究有一個重要的理論成果就是控制論。控制論創始人維納談到他提出這個概念是受到一名心臟病醫生的啟發。

　　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維納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用炮彈打飛機的時候，炮彈打出的時候，飛機已經不在原來的位置了，如果要炮彈到達目標的時候，飛機也剛到這個地方，就必須知道飛機下一個時段的運動軌跡。一個周六，他和幾位朋友又像以往一樣聚在一起吃午飯，在閒聊時他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旁邊的一個心臟外科醫生說這有什麼難呀，我就知道心臟下一瞬間的狀態，血壓多少，收縮至多少，舒張度是多少，我全都清楚。所以飛機和炮彈一定也是有運動規律的，只要把規律找到，下一時間點的位置肯定能知道。維納正是受這位外科大夫的啟發，創建了控制論。這是一種很隨意的交流，沒有任何功利目的。但我們現在很少有這種交流。現在的學術會議總是集中在很狹隘的一個領域，比如組織一個專業性很高的學術會議，那麼全國就沒有幾個人可以去開會了，這樣跨學科的交流就成了很大的問題。

　　強調大師個人作用和重視團隊效應

　　姚詩煌（文匯報高級記者）：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強調集體和團隊的作用，但不太注重提倡個人的作用，儘管這些年比文革的時候有很大的好轉，但還是不夠。因此當我們看到《科學大師》這本書時，感慨頗深。這本書通過40多位科學大師的生平、經歷和思想來反映科學大事和科學史，這充分反映了在科學的發展中個人的作用是不可磨滅的。科學大師個人起的作用不僅僅是解決了某個難關，獲得某項成果，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思想、智慧和方法對整個人類和科學發展的推動作用。其實，關於個人與集體、個人與團隊的關係，馬克思、列寧、毛澤東都說得很清楚了；在政治上我們也很強調領袖的作用，但在科學上，卻對科學領軍人物和科學大師的作用強調得不夠，在談到個人的作用時總是羞羞答答。

　　反過來說，個人的發展也離不開一個團隊、一幫人和一個環境。我們需要科學大師，而科學大師下面還要有一批能做事的人。最近兩年，我們又走到另一個極端，因為沒有諾貝爾獎，缺乏一流的人才和領軍人物，怎麼辦呢？———引進！一些科研單位要用100萬的年薪吸引人才。這個情況很像我們的足球。中國足球踢不好，就請洋教練和外援。以為洋教練來了，外援來了，中國足球就會馬上上去，但是還是上不去。因為中國足球的基礎，足球運動的氛圍、作風等等一系列的問題都沒有解決好，來幾個洋教練和外援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我們現在引進人才，一定要避免犯類似於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引進技術時犯的毛病。我們那時候關門多少年，技術落後了，提出要引進技術，這是對的，但只是引進，甚至只是買進，沒有像日本那樣把引進的東西消化吸收，變成自己的東西。這使得我們的技術在多年以後，與國外的差距不但沒有縮短，甚至還愈來愈大。所以，這幾年強調要創新。當然，人才的引進比引進某一項技術作用要大得多了，但是光靠引進人才，而不注重我們整個周圍環境的改善，這不是一個長遠之計。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很同意前面幾位教授講的，我們一定要改善我們的環境，改變我們的土壤，在這方面下功夫，我們才能培養出真正大師級的人才。

　　胡守鈞：這就像我們跑馬拉松一樣，馬拉松的冠軍肯定產生在第一方陣裡面，我們在第一方陣沒有人，你就別想得冠軍。如果第一方陣有20、30個人，那麼冠軍肯定在這個方陣產生。

　　楊福家：現在重大的科學發現和科學突破在很多情況下都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而需要一個團隊的合作。一個諾貝爾獎的背後是一幫人在拼命幹活。我和美國斯坦福大學的一些研究生接觸過，有很多研究生一周工作100多個小時以上。斯坦福、劍橋都有上千人像這樣在拼命幹活的，獲得諾貝爾獎都是經過多年奮鬥的。因此，僅靠100萬元引進一兩個人是不夠的，如果我們沒有一支年輕、優秀的博士、博士後組成的研究隊伍，就很難出大成果。

　　改革應試教育，鼓勵創新

　　胡守鈞：中國出不了科學大師，和中國的教育有很大關係。我認為教育有兩大功能，一是傳承文化，二是創新文化。中國教育在傳承方面做得不錯，但在鼓勵創新方面做得不夠。從小學開始，學生就像軍訓一樣，書要擺好，不可以玩鉛筆、不可以出去上廁所、不可以講話、不可以互相開開玩笑。我最近在呼籲，小學教育要引進遊戲這一部分，動物教小動物都是靠遊戲，小貓、小狗、老虎它們都是通過玩耍、打鬧來學本領。小學教育應該把遊戲作為很重要的一塊放進去。我們中學的問題就更大了，因為高考使得應試教育的問題非常嚴重，一考定終生，使一些高能低分的人不能進大學繼續學習。而大學教育要加強學術的創造性，就要結合不同的學科，參加不同的研討會，因為每一個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視角和方法。所以我覺得大學教育要把通識和專才結合起來。但目前我國更重視專才教育，更注重考試，忽視創新。教育抓得不好，就會扼殺創造性。愛因斯坦針對教育講過一段很有名的話：“現代的教學方法，竟然還沒有把研究問題的神聖好奇心完全扼殺掉，真可以說是一個奇蹟；因為這株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勵以外，主要需要自由；要是沒有自由，它就不可避免地會夭折。”為了創新，請給學生一些自由。

　　楊福家：中國的考試有時還不是一考定終生，有時甚至是一分定終生。如果北大錄取分數線是600分，復旦是580分，而一位以北大為第一志願，以復旦為第二志願的學生，他只有599分，那麼他不僅進不了北大，也往往進不了復旦。因此，家長與學生都非常重視“一分”！中國學生回家後家長一般問：今天考試成績怎樣？聽到學生考了99分，往往很不高興，非要他拿100分不可。而在英美國家，家長問孩子的是你今天又提了幾個問題？因為家長認為，勤於思考的孩子才善於提問。中國的孩子回到家都要做很多家庭作業，而美國的學校是不留家庭作業的，這些孩子回家後經常參加一些益智的有趣活動。美國更注重孩子能力的培養和思維的鍛煉。因此他們選拔人才的標準也和中國不一樣。我們復旦大學近20年來畢業的最傑出的一個人叫沈志勛，當年他在中美物理教育合作項目選拔赴美國深造的資格考試中成績並不理想，如果僅憑考分他根本沒有資格考上，但美國人並不只看成績，還要看能力。後來加上他的面試成績他才以124名入選人員中的第122名勉強通過。那時他是復旦大學14名赴美留學學生中的最後一名，但到僅美國2年，他就成了一名出類拔萃的學生，現在已經是斯坦福大學的正教授。如果他把目前的課題攻下的話，將成為最有希望拿到諾貝爾獎的華人科學家之一。

　　傅繼梁：培養人才不能靠統編教材。我們現在的教科書大部分都是統編教材，一本書往往有十幾個單位的人員參與編寫，因為你不叫這個人寫，他們的學校就不用你們的教材，他們不用這個教材，這個教材就銷不出去。我們年輕時候讀書用的教材都是一個人寫的。這個書有作者個人的思想、觀點，把什麼問題都分析得很透，你還可以同時看幾本書，每本書都有作者各自的主旨思想。在國外，老師在上第一節課的時候也會開出很多書作為參考書而不是教材。當然不排斥請相關領域的權威合寫一本教材。比如沃森在編寫《基因的分子生物學》的第四版時，他感到自己的知識已經不足以編寫整本教材，於是就請相關領域的權威來寫，這樣能夠讓學生對這個學科有比較深入的認識。（本版圖片選自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科學大師》一書；本版文字由周小玲整理）

資料來源：《文匯報》（上海）2004年2月8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