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簡化運動 

 

中國大陸的漢字簡化運動是權力意志造成的惡果。

 

當時的企圖本來是廢除漢字，實行拼音化！

 

中共中央文件 1956年 1月 27日關於文字改革指示的附件，即《文改會和教育部致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明確說明：“ 漢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實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同時積極進行拼音化的各項準備工作”。

 

1.簡化漢字得不償失

 

隨着電腦漢字輸入的成功，簡化字和繁體字輸入電腦的速度一樣快，所有的輸入方法跟筆畫的多少完全無關。“簡化字比繁體容易學、容易記”的說法也是過去宣傳中的“想當然”， 是未經科學論證的多年誤區。認知心理學確認，大腦接受視覺形象是同時瞬間完成的。具體到漢字的認知，大腦也不是一筆一划地接受漢字信息，而是將漢字作為一個整體的視覺形象來接受的。而且從心理模塊理論出發，對於一個進入漢字學習階段的人來說，記憶一個言字旁跟記憶一個簡化偏旁“言”，都是記憶一個記憶單元，所消耗的精力和時間是一樣的。

 

北京語言大學對外漢語教學中心的江新博士 2005年 在德國美茵茨大學宣讀了研究論文《針對西方漢語學習者：認讀分流，多認少寫》，列舉了漢字認知心理實驗的例證，無意中證實了認讀與漢字筆畫數量無關的重要規律。有的實驗甚至表明，北京郊區的低年級兒童反而對一些實驗中出現的繁體字更容易記認。還有許多國內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學工作者都進行了認知實驗，很多實 驗證明，即使開始學習漢字時存在筆畫多難學的情況，隨着對漢字偏旁的熟悉，筆畫多少也不再發生影響。也就是說，將常用偏旁（車馬言門鳥）簡化毫無意義。

 

五十年的兩岸三地漢字教學實際上是一場大規模的概率對比。對比的結果，大陸青少年接觸古典文化的能力低於港台青少年，大陸使用簡化漢字教學也無法縮短小學的識字教學時間，小學學制依然是六年。漢字簡化得不償失，已經越來越成為公認的事實。（論證漢字簡化得不償失和漢字認知的誤區，筆者已經完成書稿《漢字簡化得不償失》估計 2007年內可以出版面世）。

 

2.國共兩黨的漢字簡化運動

 

中國大陸的漢字簡化運動是權力意志造成的惡果。當時的企圖本來是廢除漢字，實行拼音化，中共中央文件 1956年 1月 27日關於文字改革指示的附件，即《文改會和教育部致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明確說明，“ 漢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實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同時積極進行拼音化的各項準備工作”。

 

簡化字並非共黨所發明，歷史上國共兩黨都曾主張漢字簡化。

 

但是國民黨兩次企圖推行都遇到了強大的阻力，沒有成功。第一次是在1935 年，推行不到半年就因為戴季陶等人的堅決反對而擱寢；傳說在當時的國民黨中常會上，提起漢字簡化的議題，戴季陶忽然當場下跪，告誡與會者，漢字乃中華民族根本，決不能輕言改革。再加上日軍大兵壓境，內憂外患，無暇兼顧有關的討論，簡化運動便草草收場。

 

國民黨敗走台灣以後，1952年再度提起漢字簡化問題。蔣介石又曾動議，旋即遇到以胡秋原為代表的反對派強烈抵制，終於再一次擱寢。所不同者，國民黨的簡化動機並沒有明確準備徹底廢除漢字，僅僅關注能夠方便書寫，提高識字效率而已。

 

又經過二十多年的觀察、對照和反思，台灣教育部在陳立夫等國民黨元老的主導下，於 1980年 推出了第三次改革，但是這次卻是悄悄的改進，完全沒有大肆張揚，只是出版了一本供五年級以上青少年習用的《標準行書範本》。該書羅列了四千零十個漢字的行書字體，其中包括五百八十五個與大陸簡化字完全一樣的行書漢字，另外還有金字旁、馬字旁和鳥字旁的行書漢字共一百多個，跟大陸簡化字稍有不同，相當近似。 這些簡化字實際上本來就是海峽兩岸歷史上早就存在的民間書寫俗體字。這些字體不作為書刊、文件的正式書體，而是作為民間的快速書寫體。

 

又一個二十多年過去了，台灣的各階層人民平時閱讀的都是正體的傳統漢字，書寫時可以使用標準行書範本中的那些簡化書寫體，還可以無師自通地寫一些類推簡化書寫體。識繁寫簡的情況已經在台灣蔚成風氣。

 

台灣的這場靜悄悄的改革，解決了一個重大的實踐問題，它證明漢字其實根本不需要實行 1956年那樣的簡化運動，只要接受簡化字作為書寫體，正式出版物保留傳統漢字，對國家、對民眾、對歷史、對文化傳承，都非常有利而少有弊端。世界主要的文字，英文、俄文、德文、法文無不皆有手寫體。小學生啟蒙以後，閱讀能力打好一定基礎後，就開始練習書寫體。

 

書 寫體也有一定規範，書法更是民族文化的一部份。民間俗體漢字本來就是歷史上中國人民的創造，也是中國文化的一部份，應該批判地繼承。但是中國的簡化運動，不顧文字發展的規律，強制廢止傳統正體漢字，將非正式的民間俗體升格為正式字體，勞民傷財，割斷了歷史，攪亂了文化秩序，造成了歷史斷層。 漢字簡化運動實質上是一個文化淺陋者，對全民族文化實行的一場強制性的媚俗整容。

 

有些人以為台灣知識份子寫出一些漢字跟大陸簡化字相似，就一廂情願地以為“用簡化字統一台灣有希望 ”。實際上人家是使用行書簡字，那是從八十年代以來跟印刷正體並行不悖的台灣標準化行書。

  

3.反右導致了簡化的強制貫徹

 

在 德國的留學生報紙上展開簡化字問題討論的時候，筆者敘述了有人因對漢字簡化和拼音化提出不同意見而打成右派的歷史情況。一些青年留學生表示質疑，竟認為這是不可能的。我想，這一段歷史必須原原本本告訴我們的子孫後代。實際上漢字簡化完全不是全民討論、民主決策的結果，而是一部份黨的文字改革派“拼音派”為主導，通過政權力量強行貫徹推行的運動。

 

吳玉章、瞿秋白等人曾在蘇俄遠東地區的華工文盲中實行過拼音試驗，紅軍在延安等根據地嘗試過拼音新文字掃盲。1949年以後，成立了文字改革會，1955年 10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教育部聯合舉行文字改革會議，文件上報中共中央，僅僅三個月，1956年2月1日就在全國開始推行第一批簡化漢字，在各地報刊使用，在各級學校開始教學簡化漢字。

 

大概在推行一年多的時間之後，正是需要給改革提出意見，總結正反兩面經驗的時刻， 1957年三月開始了所謂的向黨提意見的整風運動。運動涉及黨政軍各個領域，其中難免也涉及到漢字簡化的問題。國民黨推行簡化字，遇到那麼大的阻力，同樣是面對中國知識份子，為什麼在中國大陸竟然幾乎沒有什麼抵制的聲音呢？原因就是發生了從整風突然轉化而來的反右派運動。

 

由於信誓旦旦保證決不秋後算賬，言者無罪。北京和各地的黨委都召集知識份子“ 大鳴大放”。許多知識份子信以為真，說出了想說的話。

 

以下節錄《人民日報》 1957 年5 月22 日刊登的北京民主黨派座談會談話記錄，許多文字改革的批評言論都有反映。但是口氣還是相當溫和的。

 

（5月 21日） 第一個發言的是章伯鈞。他說，近二十多天來，全國各地都在幫助共產黨整風，提出了很多意見，看來是很正常的。這證明鳴放並不影響共產黨的領導，而愈益提高了共產黨的威信。他舉出引起了很多討論的學校中黨委治校問題為例，他說就他接觸到的朋友來說，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認為共產黨的領導是不可缺少的，黨是 可以從政治上領導科學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這種制度有缺點，發生了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缺點。因此大家認為應該更多地聽取教授和學生的意見。

 

章 伯鈞還提出，現在是中上層人物發表意見，今後應該徹底地廣開言路，希望這次整風能聽一聽基層人民的意見。他說，今後有關國家的政策、方針性的重大問題，可以多聽一聽各方面的意見。他提到過去一些工作中的失誤，如掃盲運動、五年一貫制、推廣雙輪雙鏵犁等問題，如果事先經過國務院的部長們，根據材料，多方面地 進行討論，或經過民主黨派、高級知識份子、專家的討論，就會減少損失。

 

如 果黨內一決定，就那麼幹下去，是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的。再如文字改革，我認為既不是國防機密，又不是階級鬥爭問題，是一個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卻只由少數熱心分子作了討論。這樣，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黨內的一些同志，大有問題，相當混亂。如果文字改革問題等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我沒有意見，我 不能反對；如果是文化問題，就應該在黨內外展開討論，應該多從學術、政治、道理上進行討論。

 

章伯鈞說，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

 

章 伯鈞說完，邵力子立刻起來同他辯論。他說，我是參加了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的，伯鈞先生說文字改革只是幾個人關起門來搞的，這樣說是太冤枉了。事實上，每個方案提出時，文字改革委員會都徵求了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全國政協也討論過兩三次，伯鈞先生以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身份，提出這樣的意見就相當嚴重了。

 

羅 隆基接着發言。他針對邵力子的發言補充說明了一些情況。他說，文字改革問題，是討論過的。當時討論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討論中國文字是不是要拼音。說到漢字簡化，也沒有討論漢字簡化的方向問題，拿出來討論的是簡化字。而且拿出來討論時，說是黨已經決定了，這樣，如果展開討論，就會說是反對黨的政策，當 時很多人是不敢講話的。

 

章伯鈞接着說，邵力子先生對我的批評是對的。以前有些人說我是共產黨的尾巴，百依百順。但是，將漢字改為拼音文字，我是懷疑的，政協討論時，陳毅叫我講話，我不講話。但是大家贊成通過，我也不反對。

 

羅隆基說，毛主席是贊成拼音化的，這樣讓大家討論就很難發表意見了。

 

邵力子反問說，既然你有意見，當時為什麼不講？現在事情都推到共產黨身上，太冤枉了。章伯鈞回答說，今天就講了嘛。（以上僅為節錄，非全文）

 

大約二十多天以後，形勢陡變，所有向黨提過意見的知識份子全部都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章伯鈞、羅隆基兩人被栽上莫須有的章羅反黨聯盟的罪名，成為全國最著名的大右派。他們被打成右派當然不僅僅是因為對文字改革提出過不同意見，還有更加重大的罪名，例如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等等，但是反對文字改革也是諸 罪並罰中的一罪。打成右派以後，他倆被革除（交通部和森林工業部）部長職務，居家賦閒。

 

1958 年1月 10日，周恩來在政協全國委員上的報告《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有這麼幾句話：“在整風運動初期，一些右派份子對文字改革進行了惡毒的攻擊，說漢字簡化搞糟了，群眾都反對，要國務院收回成命，‘把漢字簡化方案’撤回。右派份子的攻擊文字改革，自然是別有用心，他們是要藉此向黨和政府進攻，但是另外他們確實也是反對文字改革。漢字簡化是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好事，反人民的右派份子自然要反對。我們站在廣大人民的立場上，首先應該把漢字簡化這項工作肯定下來。”

 

周恩來的說法剛好跟事實相反。恰恰是一些知識份子對漢字簡化的方向和必要性提出了質疑，結果竟被無中生有地認為是政治問題，被打成了右派份子。

 

1958 年2 月3日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作關於文字改革的報告時，罔顧事實，顛倒黑白地說：“一些右派份子利用共產黨整風的機會，對文字改革進行了惡毒的攻擊”、“簡化漢字是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好事，反人民的右派份子自然要反對…… ”

 

談到漢字拼音化問題時，吳玉章直接點名說“右派分子章伯鈞”的鳴放講話“自然是別有用心的污衊”。（原載《人民日報》 1958 年2月4 日）

 

把不同意見說成是惡毒攻擊，說“簡化漢字符合人民利益”，有不同意見，就不符合人民利益？這是什麼邏輯？有不同意見就是“別有用心”，就是“污衊”，完全是強詞奪理。吳玉章是共產黨內年齡最老的知識幹部之一。

 

1948 年5 月13日任解放區華北大學校長時，提倡“主要應學習毛澤東主義”的校訓，並故意將此意見發給毛澤東本人，被毛澤東拒絕，（斯大林尚還健在，妄稱主義是十分危險的）。吳玉章當時已經年屆古稀，絕非年少熱情衝動，他不會不知道就在一年前，中共七大已經由劉少奇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並形成七大決議；吳玉章的這種言行除了拍馬奉迎恐怕很難有其他解釋。

 

根 據史學家李新的回憶文章透露，李新和吳玉章在反右運動初期已經獲知將從鳴放言論中抓右派份子的內部消息，李新求助之後，吳玉章設計讓李新安然過關，傳為佳話。另外，吳玉章也曾對女青年大右派林希翎有所照顧，仿佛良心未泯。但是在對待斗膽直接非議他所主管之文改會的羅、章兩氏，吳則完全老於政治世故，毫無惻 隱之心，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另一位因漢字簡化問題被打成右派的名人就是新月派詩人、考古研究所文字學研究員陳夢家。他的右派罪名是提了“文字改革要慎重”的意見。他的具體意見是說：“文字是需要簡單的，但不要混淆。這些簡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簡化後有些混淆。”（轉引自《南方都市報》 2006 年3 月20日文章《簡化字改革五十年》）

 

你敢要求黨“慎重”？然而反右鬥爭的邏輯是：你提出要慎重？你的意思就是說黨不夠慎重？那不是反黨是什麼？文革中陳夢家作為右派份子不堪折磨自殺身死，夫人翻譯家趙蘿蕤精神失常。今天回看他當年所提的混淆問題，可以說正好擊中了簡化漢字的要害之一。真不愧為文字學專家。

 

另外當時的國務院文字改革委員會幹部李濤也因對文字改革中過左的做法發表了不同意見，被打成右派（《昭雪漢字百年冤案．後記》）；上海青年國畫藝術家蕭小塵，因為他寫過大字報，批評“漢字簡化是粗暴的行政干預，摧殘了祖國文化”，打成右派後送新疆勞改，從此人間蒸發，杳無音訊。（香港《開放雜誌》 2006 年6 月號第95 頁）。其餘各地基層的中小學教師、大學講師、教授、機關幹部到底有多少人因此（或多罪並罰之一）被打成右派今天已無法統計。因為他們不是知名人士，所以對於他們的處分，遠比章羅兩位嚴酷得多。有的人被判刑勞改，勞教，有的人被送往邊疆勞改營，凍死餓死，從此再沒有回來。

 

反右運動研究者（受害者）朱正指出，反右以後，所有提出不同意見的人都遭到如此的下場，於是不再發表意見。然後，大躍進開始了。文化大革命降臨了。（《1957 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漢字簡化也是如此。反右荼毒猛烈異常，知識份子人人自危，凡“右派言論”例如批評黨天下、肅反、向蘇聯一邊倒、統購統銷等等，絕對都要打成右派，如此明正典刑，誰不刻骨銘心？

 

1958 年2月4日，全國各地報刊刊登了吳玉章在人大關於文字改革的報告，（人民日報的主要新聞，各地報紙務必轉載），吳玉章直接點名“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章伯鈞”，等於明確宣示，凡是對文字改革提出不同意見的，就是右派份子。面對右派份子的可悲下場，誰還會對文字改革提什麼不同意見？於是中國大陸的簡化運動從此就再也沒有遇到任何比較重大的阻礙，一路暢行二十年。人民沒有任何選擇地接受簡化漢字，到了文革時期的 1973年，光明日報甚至宣布，反對漢字簡化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直到 1977 年，毛澤東、周恩來都已去世，中國黨政當局再次未經討論推出簡化字第二表，人民終於感到再簡化下去實在太荒謬、太混亂了，開始埋怨和抵制，終於令中共中央於九年之後取消了“二簡”。

 

歷 史的詭譎常常給當事人帶來痛苦的折磨，有時卻又留給後人廓清真相的見證。章羅兩人曾經合作，但常有不同的意見，根本沒有聯盟的可能，然而在文字改革問題的鳴放中，他們無意中互相聲援，留下了文字改革沒有廣泛徵求意見、沒有發揚民主的鐵證。今天我們應該感謝這兩位被打成右派的民主政治家。

 

4.民族和人類文化生態不容毀損

 

民族文化的重大改革事宜，恰好遇到了這樣一場如此陰謀設陷的迫害，實屬民族的不幸。從漢字作為世界文化遺產一部份的角度來看，更是人類文化的一場劫難。

 

民 族文字不僅是語言的記錄，更是文化傳承的信息載體。漢字飽含民族文化的遺傳密碼。世界各國都注重民族語文中的這些文化密碼，每當議及某現代詞語根源於古希臘文、古拉丁文、古梵文或古希伯來文，人們都油然產生一種文化自豪感。唯獨御用學者，恨不能將漢字的古典文化信息根除而後快。

 

辭 源學、字源學歷來為歐美日各國的重要文化陣地，決不是某些簡化字衛道士所鄙薄的那樣，僅僅是兒童啟蒙時的記憶啟發小工具。德國的綠色環保意識終於迫使德國政府決定三十年內全面拆除所有核電設施，也就是說，寧可犧牲高生產效率，也不容毀損自然生態。語言文字也是一種自然人文生態。中國卻為了並無效率的簡化字 不惜切斷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正體漢字的生命傳承。這是什麼與時俱進？分明是落後愚昧。

 

簡化字破壞了中華民族最大的統一基礎——文字的統一，如果說秦始皇統一六國文字功勳卓著，那麼一國兩字，該當何罪？

 

五十年來兩岸三地的語文教育證明，簡化字並不能縮短青少年識字、認知的年限（小學六年），徒然使得大陸青少年不容易接近中國古代文化和古典文獻。

 

5.簡化字比繁體字更加不適應電腦化和國際化

 

簡 化字勞民傷財。原來企圖削減字數，結果反而增加了字數，原來以為可以完全取代繁體字，結果事實證明，簡化字不可能完全取消繁體字，古籍、港台文獻仍然保持繁體，大中型圖書館必須保持兩套檢索系統，大陸知識份子必須自覺或不自覺地學習繁體字，以應付閱讀需要，（海外、港台書刊，名勝古蹟字畫），各大跨國企業 印刷產品說明書都要考慮一國兩字，資源大量浪費，簡繁兩體轉換不能一一對應，造成電腦錯字，令各種影視節目、書刊笑話迭出。

 

簡 化字使得國際電腦字庫大大增加字數，漢字本已占用國際電腦交換中很大的信息空間，從歷史的長河縱向觀察，從漢字文化圈，日、韓、中國大陸，台、港、（越）範圍橫向觀察，原本都是基本一致的正（繁）體字，在電腦字庫中很大程度上可以共享，而所有的簡化字（包括少數日韓簡化字）則是平添的贅疣，大大浪費了電腦 信息資源。

 

原來認為古籍可以全部翻譯成簡化漢字，現在實踐證明，中國的古典文獻翻譯成簡化字，勢必將造成巨大數量級的類推簡化字，（因為漢字不是拼音文字），如果要電腦容納如此巨大數量級的類推簡化漢字，全無可能。

 

簡化字損害了漢字的精微表現力，損害了字源傳承信息，損害了民族文化的統一基礎。簡化運動是歷史性大錯。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中國必須廢止簡化字。報刊、官方文牘全面恢復繁體字，將現行簡化字降格為民間書寫行書。這樣大陸人民不存在重作文盲的危險。對於極少確實需要簡化的漢字，經過協商討論，審慎地進行優化改良。一方面在電視、報刊上強化繁簡轉換教育，另方面從兒童啟蒙開始，經過一兩代兩岸教育工作者的努力， 中華民族的文化可望重獲新生。

 

6.不可習非成是，務必猛醒回頭

 

去年簡化五十周年，我們竟還把簡化當作偉大功勞來慶賀。正是反右的暴力威脅使得簡化運動得以無抵抗貫徹。簡化運動堪稱是人類歷史上涉及人口最多的一次弊多利少、得不償失的語文暴力嘗試。部份人民因“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反而已經習非成是，渾然不覺其野蠻醜陋。仿佛會說一口流利的殖民地市井日語的李登輝，竟更加認同日語勝過漢語。值此簡化五十一年，反右五十周年之際，中國人應該深刻反省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