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很典型的恐懼症患者。我從小因為常做惡夢，特別怕一個人睡;在紐約上高中時我怕在地鐵遇到流氓被打劫;而我最近很擔心我父母的健康，尤其是因為身在國外的我很少有機會回去看他們。但我最害怕、從來沒能夠戰勝的事情是——考試。我還記得小學時，我經常為了逃避期中期末考試的“恐怖日”、為了避開老師像鮮血一樣可怕的紅筆而假裝生病。

　　16 歲第一次到中國南京留學的時候，我接觸了一種更加激烈和可怖的考試制度。在南京上中學時，考試變成了一件必須每日經歷的事情，而所有的考試都通往世界上競爭最殘酷的考試——高考。在我這個外國人的眼裡，高考就像一個會噴火的巨大怪物(你可以想象伏地魔和白雪公主後媽生下的孩子)，令我怕得發抖。

　　一年後當我回到美國，很多我高中的老師常常試圖讓我比較中國和美國高中之間的差異。他們都問，“我們怎麼能趕得上中國的高中?”連我的父母都開始拿中國高中學生的例子來鼓勵我更加認真學習，用華人用功的學習態度給我施加壓力，讓我學數學。我父親當時總是問，“亞當，在全球化的經濟狀態下，如果你不懂微積分的話，你畢業後怎麼能找到好的工作?”

　　在 2010年底的PISA(國際學生評估目的)測試中，上海學生取得了閱讀、數學、科學素養第一的佳績，引發外界強烈關注。在很多考核點，中國學生的成績遠遠領先於排在第二名的國家，如在科學部分，中國平均得到了575分，但排第二名的芬蘭只有554分。美國則平均排在世界第23或24名，完全不符合一個” 超級大國“的定位。

　　之前當過美國里根(Reagan)總統教育部長的查爾斯芬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說，“這個事情應該成為這一代美國人的一個轉折點，就像蘇聯1957年衛星一號進入繞地軌道時。”

　　PISA考試的結果非常明確，而它也提高了我對考試的恐懼感。

　　不過，我一到了大學，這些擔心就減少了。我大三時在清華讀了一學期的進修課。我當時的同學確實很聰明和友好，求知慾也很強。但不管我有沒有參加過高考，我跟他們一起學習從來沒有覺得吃力，同時也沒有覺得同學比我聰明得多，而上課和寫作業時用的都是我的第三語言——中文。我在清華上的課大多都是歷史系的課，而我很快發現我可以利用我在美國做獨立歷史研究的經驗來對我們班的討論作出貢獻。

　　近幾個月出版的一些研究報告對考試的重要性提出了質疑。保羅·圖赫(Paul Tough)寫的一本叫《孩子怎麼能成功》(How Children Succeed)的書總結了相似的研究成果，批評美國教育幾十年以來越來越重視考試成績的趨勢，還提出考試體現不了學習的各個方面，只能體現出認知性的能力，如閱讀和算數能力。

　　《孩子怎麼能成功》裡還講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關於美國普通教育發展證書(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簡稱GED)的研究。GED是針對非高中畢業的美國青少年的考試，如果通過的話，考生就能夠拿到結業證。考試內容的難度和普通高中畢業考試一樣。赫克曼發現持有GED的青少年平均總共只花32到40小時在準備考試，但一般的美國高中生平均每年花1000小時在課堂學習，而赫克曼發現兩組考生的能力在伯仲之間。

　　赫克曼在接受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採訪時說，“從一名經濟學家的角度來分析，這就是一個奇蹟!”如果考試的成績真的沒有實質性的區別，為什麼不早幾年讓孩子進入勞動大軍、使整個教育過程變成流線型呢?

　　但事情一直不是我們想象的那麼簡單。赫克曼跟蹤調查了那些拿到GED的青少年，發現他們在很多方面遠遠比不上普通的、上了四年高中的人。為了更好地比較這兩個子集，赫克曼使用了一個非常廣義的“成功”定義，其中還包括工作持續性、婚姻成功率、平均收入、房產情況等等。

　　赫克曼覺得研究的結果明顯地證明GED不能替代普通的教育之路，“拿到GED的人一貫地表現不佳，不管在工作、婚姻，或社會其他方面。”

　　這些結果在表面上不應該令我們很驚訝——能夠高中畢業的人必然都能遵守學校的規則，跟其他同學合作，他們也很可能來自比較富裕和穩定的家庭。但是在考試的成績裡頭，這些因素和差異完全沒有體現出來。按照考試的定級，這兩個子集應該差不多一樣成功。

　　我知道很多中國人認為美國的教育制度優於中國教育制度的一個方面，便是美國教育不以應試為目的。但實際上，美國教育制度也存在強調考試重要性的一面，也十分重視可計量的數據，因為考試結果能更容易地用數據表現。當然中國的考試結果在最終的選擇占有更大的比重，但兩國考試制度的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而赫克曼的研究結果證明，考試只能衡量個體才能差異的一小部分。換句話來說，考試絕對不是決定人將來是否成功的唯一因素。

　　既然是那樣，到底什麼能決定人成功的可能性呢?成功是一個靠很多方面的因素來定義的概念，而這些因素很難客觀量化地計算。有的專家認為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最重要，還有其他專家覺得合作能力和道德培育最該受重視。

　　我上月從一個中國的朋友那裡得知，北京一所幼兒園取消了給大班小朋友的戶外活動時間，官方說是為了集中精力來多準備幼升小的考試。但是在我眼裡，戶外活動時間最能激發孩子上述的那些其他才能。通過和夥伴玩，學生可以自然而然地探索自由的興趣，接觸自選的朋友。

　　如果考試可以如此不重要，那麼也許我從小一直害怕它的原因是無道理的。

　　潘亞當(Adam Century)來自紐約，目前作為美國富布賴特(Fulbright)獎學金學員在北京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