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科學起源於西歐，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在西方世界得到蓬勃發展。是外國炮艦威 懾下的失敗和恥辱，促使了晚清時期進步的改革家和教育家把西方的科學與技術引進中國 。年輕的學生被送到國外進修，大量的外國書籍被翻譯成中文，西式的教育也被傳入中國 。

　　西方意義的科學研究直至二十世紀初期才在中國真正開始。1928年中央研究院和其所 屬研究所的成立標誌着中國現代科學研究機構的誕生，但其發展卻遭到斷斷續續的戰爭和 政治動亂的嚴重阻礙。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學者高呼為現代中國救世主的“德先生”和“賽 先生”，鮮有機會在中國的土壤上成長。在國際上有競爭力的科學研究傳統，無論是技術 發展還是純科學追求，在大多數的研究機構中難以培育起來。

　　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政府對基礎和應用研究經費投入的穩定增長，以 及整個社會對科學發展重要性的認識，都表明了在中國建立和持續發展科學研究機制的大 好時機終於來臨。然而基於過去二十年在中國參與建立一些科研機構的經歷，我越來越認 識到中國研究機構在國際上取得卓越地位的障礙也許不是來自經濟因素，而是文化因素。 以下根據我的經歷將做幾方面的闡述。

權威與創新

　　墨守陳規和等級森嚴的儒家傳統，給現代中國社會遺留了長遠的陰影。在過去的幾十 年中，權威統治和遵奉心態造成的氛圍，無助於形成一個培育個人創造力的社會環境，而 個人創造力是科學探索的關鍵。聽從老師的話和接受經典論著的教條是儒家教育的基礎。 這種教育模式究竟是幫助了還是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是可以爭論的。尊奉權威和現存的 條框是科學突破和技術創新的一個主要障礙。

　　現在，中國的科學教育在各層次都已是十分徹底和嚴謹。但要培育下一代的科學家， 更應該強調的觀念是，激勵學生追求知識的熱忱重於傳授知識本身，學生對教科書和教師 的話也可以質疑；並能養成在講堂內外提問的習慣。對現有的證據、假設、概念提出的挑 戰，無論是多麼幼稚和薄弱，都應該受到鼓勵和嚴肅的對待。

　　尊奉權威和保持一致的精神也影響了科學研究的風格。與西方發展相比，中國的研究 項目經常被譽為“填補了中國科學的空白”。如果研究方式總是沿着現有的思路和與西方 相似的模式，將導致不利的競爭地位。中國的同事經常抱怨他們的工作結果得不到認可， 而在西方國家做相同的工作，卻可在高質量的刊物上發表。事實上，突出工作的獨特性， 同時提高寫作和表達技巧將會顯著提高對他們工作的認可。在上海的神經科學研究所，我 們定期舉辦科學寫作課程，用論文初稿為例來解說如何改進科學論文的寫作，如何使用准 確、精煉、有效的科技英語。

　　寫作技巧固然重要，但長遠來說，對科學前沿重要問題有攻關的信心和膽識，才是通 向科學重大發現並得到國際認可的關鍵。我們可以回憶起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國際上對 中國生化學家首先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胰島素的讚賞。我們相信有意義的發現，一定會引 起國際同行的關注。 孔子說要尊重權威。但是科學世界告訴你∶只要有理由就可做出批評和接受批評。

鼓勵批評性的態度

　　在中國的學術交流中有一個普遍的問題，就是科學家之間缺少公開的批評性的學術交 流。公開、坦誠的交流將使許多學術研討會不僅僅是友誼性的聚會，而是使人受益的學術 活動。

　　對於學術批評的態度也反映在學術論文向國際刊物投稿的問題上。雖然審稿人的批評 性意見初看起來似乎是不公正的、有敵意的，我們也應該把這些評語視為提高我們工作質 量的建設性意見。當稿件被拒時，應該去反省工作中的不足，回到實驗室做更深入的工作 ，而不是不作多少改進就寄往另一個雜誌。一個實例就是近幾年上海神經科學研究所在高 水準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數量大幅度提高。這是因為研究人員在文章被拒後，不斷採取進一 步實驗，提高工作水平，使稿件終於達到高質量雜誌的水平。

　　總之，對學術批評的正面態度將有助於建立這樣一種科學文化，即科學的真實性比“ 顧面子”重要得多，而且負面的評語不總被認為是人身攻擊。過度的禮貌和虛偽可能在一 個傳統的中國家庭維持儒家式規範是必要的，但對於一個研究單位是有害的。同事間批評 性的坦誠建議對一個科學家的成長是極其重要的。例如，每年“全所學術研討會”可以為 培育批評交流的氣氛提供一個好機會。如果組織者在會前特別強調批評性甚至反面的評論 都將視為建設性的意見，坦誠交流氣氛將會有所提高。

必要的緊迫感

　　在中國大多數研究機構中，學術交流的另一個障礙是在許多領域都缺乏一定數量的受 過良好訓練的研究人員群體。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成千上萬的學生和研究人員到國外去 深造。其中一小部分人回國，成為現在中國科研機構的主力軍之一。但高水準的科學家在 許多領域仍然非常缺乏。比較一下這些回歸者在回國前後的科研成就是很有意義的。對那 些工作不如回國前的研究人員來說，究竟是由於缺乏研究經費還是缺乏激勵性的環境？下 面我們只談後者。

　　在世界一流的研究機構里，總有一種“必要的緊迫感（essential tension）”，使得 科學家全身心地投入到解決所面臨的科學問題。這種緊迫感可來自科學家要提升自己的渴 望、周圍同事和學生的挑戰、同行的競爭、或者僅是 “不發表，就完蛋（publish or pe rish）”的壓力。一個“困境中孕育創造力”的學術環境，對所有形式的創造活動，包括 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學生和研究人員的聰慧、勤奮及良好的訓練 ，已受到國際科學界普遍的讚賞。但是，正是那種“必要的緊迫感”才使他們能迅速地成 為世界各主要研究機構中的高產出者。

　　中國的許多研究機構都有很多這樣的學生和研究人員。我們相信，當這些機構提供了 合適的環境後，“中國製造”的重大學術成就會很快出現的。因此，在中國建立研究機構 最關鍵的工作就是創建一個有“緊迫感”的科研環境，使其有益於現有科研人員的創造性 工作和學術發展。直至許多回歸者能夠取得國際標準的重大科研成就之前，大批科研人才 的回流是不太可能發生的。

非科學性的障礙

　　直接聯繫到創建一個有益於科研的環境，許多中國研究機構面臨着兩個重要的任務， 就是行政結構的改革和以業績為基礎的評估體系的建立。

　　研究人員往往花費了大部分時間去應付單位里或上級部門行政人員“製造的”非科學 事務上。對行政性的制約和繁瑣的抱怨是世界上的普遍現象，但對中國科學家來說，還有 額外的障礙。科學研究就像很多其他社會現象一樣，是在政府直接的規劃下進行的。雖然 少數機制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可以為小規模的研究項目提供經費，為數可觀的研究經費是 給予那些有高度組織的、包括眾多研究人員參加的、有明確規範的應用性的大型項目。

　　政府主要基金的使用採用自上而下的方式，造成了各個層面的科研行政部門具有龐大 責任和權力。科研機構的行政人員經常充當“指揮者”，控制經費資源，下達指令，而不 是對科學家提供服務，以便於他們的科研工作。對行政體系進行實質性的改革，包括減少 人員、提高行政效率、在財政審計合理的制約下簡化預算和核算的程序，將是科研部門行 政機構改革的重要步驟。

　　近期上海生命科學院的改革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裡，幾個研究所的行政辦公室整合 為一個院級單位，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減少了工作人員總數。如果能採取措施進一步避免 院行政機構與各個所科研人員之間的疏離，同時又能設法符合每個研究所的獨特需求，這 種改革也許會是相關領域研究所行政結構改革的很好模式。

以業績為準的評估

　　一個科研機構的水平，主要取決於能否建立以業績為標準的聘任、晉升和資源分配製 度。我不知道有任何中國的研究機構，只因為科研做得不好而解聘一個科研人員。以業績 為準是世界一流研究機構普遍採用的原則。在過去，科研人員的學術生涯並不直接與其業 績掛鈎。不管業績如何，政府對一個科學家從大學畢業直至退休是“全程照顧”，結果是 造成了研究人員缺乏壓力和動力去提升科研成果。

　　現在很多科研機構開始試行改革，通過對研究人員的定期考評來打破“鐵飯碗”。這 些考評能達到的實際效果如何尚不清楚。成功地進行以業績為準的考核體系，首先需要能 對科研業績進行客觀評估，且對評審者的身份能夠保密。除了各學術領域中合格的評審專 家不足外，“保密”在中國的科研機構是一個非常生疏的概念。缺乏保密性會使得客觀的 評審非常困難。廣泛地聘請國際同行評議，是目前國際上主要研究機構普遍採用地方法， 這對解決客觀評估的困難會有些幫助。

長遠的目標

　　西方國家各個科學領域都在飛快地發展，其中包括了近年來眾多海外中國科學家的貢 獻，這對中國科研機構的發展構成了嚴峻的挑戰。對那些尚未解決的重大科學問題，我們 是否有足夠的資源和決心去和強大的西方研究機構競爭？僅靠組織和動員科學家們對某一 具體規定的共同目標進行攻關，是不一定能在科學上取得成效的。

　　基因組計劃的宏偉成就給人們一種印象，即未來科學進展的唯一途徑是組織龐大的項 目。但是現代生物學歷史清楚表明，重大問題的突破大多來自於那些追求自己研究興趣的 小實驗室。因此，科研機構的主要任務是提供一個穩定和優越的環境，讓科學家可以自由 地探索他們自己感興趣的科研問題，並提供一些機制鼓勵引導他們從不同方向對重大科學 問題進行探索。各個領域中的重大科學問題本身通常是比較易認的，而解決這些問題的有 效途徑則是難以掌握的。因此，從事獨特的科學探索的機會仍然很多。

　　對科學家個人來說，沿着西方主流實驗室目前的研究方向去和他們競爭是極不利的， 也很可能浪費資源。偏離主流影響、形成自己獨特的科研方向是需要時間的，也需要科學 家和科研行政管理者的耐心和堅持。此外，許多中國科學家所感到的學術上的孤立可能是 兩面的。與主流學術圈的相對孤立，可以有更多的空間去獨立思考和開闢獨特的科研途徑 。總之，科學也可能像物種進化那樣，通過“絢爛的孤立（splendid isolation）”而發 展。

　　有一個曾引起很多中國文明史學家的興趣的問題，就是為什麼現代科學是在歐洲得到 發展而不是在中國，儘管在早期中國文明中已經清晰地出現了科學和技術的源頭。經過幾 十年對中國科學和技術史的研究，李約瑟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形式的“官僚封建制度”阻礙 了現代科學的發展。在新世紀，中國面臨的挑戰就是怎樣克服一些殘餘舊文化的約束，使 科研機構能得到飛躍的發展。

蒲慕明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分子和細胞生物學系教授、神經生物學部主任，Berkeley, CA 9 4720 中國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