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之名通往奴役之路

論哈耶克對自由主義的剽竊、褻瀆、歪曲和危害

自從我成為安那祺主義（自由社會主義）者以來，對打着自由主義旗號的各種主張也留心過目，不時被提示到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名字。有一次，大概是因為介入H-Net（我編輯過其中的H-Japan和H-US-Japan）討論，被一個美國經濟學教授說我不是trained economist(經過訓練的經濟學家)，只好瀏覽一下推介Hayek的的網頁。知道Hayek在1974年鑑於“在經濟學界自亞當·斯密以來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至高無上的地位”[1]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2]，英國首相的丘吉爾和撒切爾夫人都用Hayek推行自由化計劃，美國的總統（老）布什也向Hayek頒授了總統自由勳章[3]，連冷戰結束後推行資本主義化的俄羅斯總理蓋達爾和捷克總理克勞斯等也把Hayek捧為導師。我2003年在評論日本社會學時，也注意到對Hayek的spontaneous order的引用[4]。我粗略地判斷這是一個Libertarian[5]或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義）論客，有時間的話，還不如讀讀他的美國同類、也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Milton Friedman。讀後頗為失望，這個當過中南海座上客的弗里德曼的經濟政策說教很膚淺，遠不如Joseph Stiglitz（也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動聽；他的經濟學作品已經過時，遠不如Paul Krugman（又是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能提供知識[6]。

自然地，有這樣政治身價的人物一定會被推銷到中國來。其實，這個哈耶克早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就作為“內部讀物”被介紹到中國[7]。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哈耶克的論文集等開始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8]，由鄧正來翻譯的《自由秩序原理》（即《自由憲章》的中譯本）等哈耶克“全集”譯本正在進軍中國。如果中國存在言論、出版自由，在中國的哈耶克信徒們推銷哈耶克，並不值得留意。問題在於：在整個中國文人階層（包括目前和曾經在西方任教者）墮落成金錢和權貴的附庸而沒有自由思考條件和能力的今天[9]，哈耶克只能被利用誤導中國通往奴役之路。例如，“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在北京開壇宣揚哈耶克的思想，被國際學術界視為我國解放思想的新里程”，“未必條條大路都通向羅馬，但一個人只要不懈地探求自由和繁榮的原理，那麼他或早或遲，都必定要走過哈耶克這扇大門”（中文網上）。“海耶克的體系性著作《自由憲章》，作為密爾上世紀經典著作《論自由》在二十世紀的姊妹篇，使他成了自己時代自由主義的最強有力的捍衛者，也是最具原創性的自由價值的守護者。”“人們可以在‘先知’這個字眼最精確的意義上說：他是二十世紀的先知。”[10]“而社會主義制度是世上第一個由某些思想家為社會總體設計的一種制度，它不是自發地在一個競爭過程中形成的。因此，它包含的信息量受某個思想家所知信息局限，不可能是億萬人交互作用、將不同的信息綜合使用的。[11]”

雖然很不情願，我被迫不遠萬里從重慶的書店入手《哈耶克讀本》[12]，硬着頭皮，基本上翻過了每一頁說教（16開本，521頁）。這是一本比較全面推銷哈耶克式自由主義[13]的中文譯本。

我的第一個條件反射是：這樣淺薄、凌亂的內容，難道沒有西方學者指出來嗎？幸好，凱恩斯比我更清楚哈耶克：“這本書是我讀過的最為混亂不堪的東西，從第45頁後，幾乎沒有一句健全的命題。這是一個最恰當不過的例子，證明了無情的邏輯學家如果從一個錯誤的命題出發，最後如何會以進瘋人院而終結。然而，哈耶克博士看到了一個夢境，儘管當他醒來的時候，他給夢中發生的東西安了一個錯誤的名字，讓他的故事變得十分荒唐，他的忽必烈汗卻沒有任何魔力，一定能夠使讀者去思考他腦中那點還在萌芽狀態的想法。”哈耶克的文章“依然是胡言亂語的混亂的大雜燴。”“他的理論全是垃圾。” 赫爾曼∙費納以《通向反動的道路》歸納到：“哈耶克的學術根底是不夠的，他的學識也欠完備。他對經濟過程的理解可以說是執迷不悟。他對歷史的解釋也是紕漏百出。他的那套政治學幾乎是子虛烏有的東西，他的那套術語把人引向歧途，他對英美政治程序和政治思想的理解破綻百出，而且他對普通男女採用一種蠻橫無理、專制獨裁的態度。”[14]弗里德曼說，“我非常讚賞哈耶克，但不是讚賞他的經濟學。我覺得他的《價格與生產》是一本漏洞百出的書。我覺得他的資本理論簡直無法卒讀。”弗里德曼甚至認為，哈耶克本來就不應該從事經濟學研究，從事經濟學研究他不會取得什麼有價值的成就。哈耶克選擇研究經濟學就是一個錯誤。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出乎所有人包括哈耶克本人的意料，使40多年沒有研究經濟學的哈耶克一夜之間成為“世界一流經濟學家”。不甘寂寞的哈耶克得意了：“人們突然都願意聽我說話了。”他不斷在世界各地巡迴演講，他的著作成為暢銷書，撒切爾夫人也拜他為師，英國女王授予他爵士稱號。還有，當然地，哈耶克的經濟變得寬鬆起來。[15]淺薄的哈耶克的發跡，只能用包括諾貝爾獎在內的西方學術界上層“精英”小集團被權力金錢收買、智識退化的現象來解釋。

其次，繞開經濟學問題，在哈耶克有所“獨樹一幟”的自由主義政治“思想”中，雖然相對於智識退化的西方學術界“精英”，哈耶克的一些表述有新鮮之處，他的核心概念spontaneous order“自發性秩序”和理論發揮[16]，是從安那祺主義/自由社會主義剽竊而來的。讓我隨手舉出一些安那祺主義經典例子。普魯東早就這樣講過：“But experience testifies and philosophy demonstrates …that any revolution, to be effective, must be spontaneous and emanate, not from the heads of the authorities but from the bowels of the people…society…does not show itself through legislative decree but rather through the spontaneity of its manifestations”[17]“經驗和哲學證實：…任何有效的革命都必須是自發的，來自民眾自身而不是權威首腦…社會…並不通過立法條款顯示自己，而是由自發的特徵顯示出來”。巴枯寧又早就那樣說過：“Contrary to the belief of authoritarian communists – which I deem completely wrong – that a social revolution must be decreed and organized either by a dictatorship or by a constituent assembly emerging from a political revolution, our friends, the Paris socialists, believed that revolution could neither he made nor brought to its full development except by the spontaneous and continued action of the masses, the groups and the associations of the people.”[18]“與權威共產主義的說教相反，…巴黎的社會主義者們相信只有通過人們自然發生的、持續不斷的大眾、組織和協會的運動，才能達成或帶來革命的完全實現。”從克魯泡特金的千萬言巨著、蘭道爾的大量德語著作[19]到Malatesta的小冊子中“自然秩序”論[20]，從巴黎公社到芝加哥乾草市場就義、從烏克蘭馬赫諾運動到俄羅斯喀琅施塔得水兵起義、從西班牙內戰到美國民權運動、從天安門民主運動到今天的伊斯蘭世界民主革命、從墨西哥原住民起義到世界社會論壇等，都是基於包括草根階層在內的人人參與的直接民主和基於自由聯合（fedration）的公正、平等社會交換與博愛的民眾的自發的社會改進運動。哈耶克褻瀆這些人類歷史上最神聖的自由主義精神，已經從無知變為無恥了。

當哈耶克說“許多偉大的自由倡導者都始終不渝地強調者這樣一個真理，即如果沒有根深蒂固的道德信念，自由絕不可能發揮任何作用，而且只有當個人主義通常都能被期望自願遵奉某些原則時，強制才可能被減至最小限度”時[21]，他勉強舉出托克維爾和攻擊法國大革命出名的伯克作為他的自由主義先導，卻完全不提這是歷史上每一個安那祺主義者的基本常識。當哈耶克說“在許多人看來唯有經由刻意決策才能做到的眾多事情，實際上可以通過個人之間voluntary and spontaneous collaboration自願自發的合作而做得更好。因此，堅定的個人主義者應該是一個熱心主張自願合作的人士，因為無論何時何地，這種自願的合作都不會蛻變為對其他人的強制或導向對排他性權利的僭取”[22] 時，我們不禁感謝他對安那祺主義的準確描寫。但是，他卻馬上聲稱：“真箇人主義並不是安那祺主義，因為安那祺主義只是唯理主義的偽個人主義的另一個產物，而這恰恰是真箇人主義所旨在反對的”。[23]這說明哈耶克畢竟讀過一些安那祺主義文章，但他清楚：他所面向兜售的那些權力或“精英”讀者不可能理解安那祺主義的常識，所以隨便他怎麼誣衊安那祺主義也不會妨礙他謀到一個職位。相反，這樣的歪曲安那祺主義，反而幫助他拿到諾貝爾獎呢！實際上，當哈耶克說“國家，作為對刻意組織起來的和有意識指導的力量的體現，應該只是我們所謂的‘社會’這一極為豐富的有機體當中的一個很小部分；此外，國家所應當提供的也只是一種能夠使人們自由地（因而不是‘有意識指導’地）進行最大限度之合作的框架而已”、“真自由主義信奉地方自治和自願結社”[24]時，一個很容易達到的邏輯推論就是：消除至今為止我們所理解的“國家”這樣的制度才能達到自由。哈耶克並不缺乏這樣簡單的邏輯推理能力，但他知道，這樣推理，就會嚇跑他的權貴讀者客戶們。里根倒是讀懂了哈耶克，當他在競選時高叫“政府不僅有問題，政府就是問題”時，不懂美國政治的選民們還以為他要解散美國聯邦政府的最大問題機構（五角大樓）呢！不，里根發動“星球大戰”計劃，足以毀掉地球幾百遍。這時，誰還顧得上真真假假的自由主義之爭！

哈耶克為了徹底清除社會主義的影響，把幾乎整個世界普遍認為的國家資本主義－德國納粹（民族社會黨）和意大利法西斯－也塞進“社會主義”的框架供他批判，不足為題。在批判德國“對刻意組織的偏好以及相應地對自發且不受控制的社會力量的蔑視”[25]的民族性格方面，哈耶克其實重複了巴枯寧／斯拉夫式自由主義民族性格對馬克思／德意志式國家主義民族性格的批判，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沒有關係，可惜哈耶克只盯着大英帝國艦隊保護下的自由（實質是資本的自由、貿易的自由，而不是絕大多數沒有資本的人的自由），歧視俄羅斯、西班牙等歐洲地緣邊界不配談自由。哈耶克把馬克思以來的國家社會主義流派中的政治蛻變（列寧的一黨專政，特別是斯大林的個人獨裁）歪曲為當代社會主義的唯一形式便於攻擊，絲毫不提自巴黎公社以來的自由社會主義傳統，無視（介於國家社會主義和自由社會主義之間的）社會民主主義在歐洲的相對成功的實踐，違背了起碼的邏輯思維。以下可以看出哈耶克偷換概念的例子：在《致命的自負》導論“社會主義是個錯誤嗎？”中，哈耶克先是聲明：“本書所要論證的是，我們的文明，不管是它的起源還是它的維持，都取決於這樣一件事情，它的準確表述，就是在人類合作中不斷擴展的秩序。這種秩序的更為常見但會讓人產生一定誤解的稱呼是資本主義”，看出他對資本主義這個概念非常用心。但他話題一轉，“我的論證的要點是，以贊成競爭性市場造成的人類自發的擴展秩序的人為一方，以要求在集體支配現有資源的基礎上讓一個中央政權任意安排人類交往的人為另一方，…因此，社會主義不可能達到或貫徹它的目標和計劃；進而言之，它們甚至在邏輯上也是不能成立的。”一下子把社會主義這個多彩多樣的理論和實踐釘死在“在集體支配現有資源的基礎上讓一個中央政權任意安排人類交往”的哈耶克式社會主義定義上，再怎麼咒罵也不過分：“市場秩序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爭論，不亞於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遵循社會主義道德，將會使目前人類中的許多人遭到毀滅，使另外許多人陷入貧困。”“社會主義教給許多人說，不管有沒有勞績，有沒有參與，他們都擁有一些權利。根據產生出擴展秩序的道德規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是在教唆人們破壞法律。”（哈耶克《致命的自負》補論D.3．）[26]哈耶克嘲笑社會主義的論據也很幼稚：“在一個大規模社會中，如果甲擁有的比乙多，甲就需要有道德的支撐，就好像這是某種人為結果似的。實際上，我們只需考慮下述兩個要點：一是為了防止甲擁有的比乙多，我們必須擁有極為精細且複雜的政府機構；二是這種機構必須擁有權力去指導和操縱所有公民的工作並有權力要求他們工作的所有產品；那麼，上述論點的荒謬性也就昭然若揭了。”[27]這樣的把對手捆綁起來的拳擊比比皆是。其實，並沒有要求絕對平均的社會主義，而安那祺主義主要是訴諸個人的素樸理性和良知譴責劇烈的貧富差距、制度性失業等缺欠。哈耶克在他的“體系”中對於他認定的四大文明要素（語言、道德、貨幣、法律）中的貨幣和法律方面推行他的“自由主義”躊躇滿志，對於操控道德，卻力不從心，虛張聲勢。

如果說哈耶克在談論抽象的理論時可以用來獲得學位[28]，他的“施展抱負”的政策性結論就赤裸裸地資本階層打氣，特別是對社會平等與社會公正的攻擊：“除了以平等的方式對待人們以外，我們實在沒有理由採取任何其他方法把人們變得平等。…任何人或任何群體都無權決定另一個人所應當具有的地位；此外，個人主義還把這一點視作是個人實現自由的一項極為重要的條件，因此我們決不能為了滿足我們的正義感或者我們的妒忌心理而把這項重要的條件犧牲掉。”[29]“正義並不是旨在達致一種被認為是正義的特定事態；此外，正義也不關注某一特定行動在事實上所造成的結果。對一項正當行為規則的遵守，常常會產生一些非意圖的後果”[30]當然，“平等的方式”、“一個人所應當具有的地位”以及作為正義與法律依據的“正當行為規則”[31]，要由哈耶克這位“20世紀最重要的自由主義理論家”[32]來為我們定義，而由此產生的“非意圖的後果”（其實是完全知道的不平等、不正義、非人道的狀況），哈耶克才不管呢。“我完全不相信受到廣泛接受的‘社會公正’這一概念，表達了一種可能的狀態，我甚至不相信它是個有意義的概念。”[33] 歸根結底，“無論大規模社會在哪裡產生，實際上都是由這樣一種正當行為規則系統促成的，而這個系統則含括了休謨所說的‘三項基本的自然法：財物占有的穩定、根據統一的轉讓、允諾的踐履’”，一言以蔽之：“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財產權是自由的基礎”，暴露了哈耶克為之服務的是擁有害怕“被侵犯”財產的階層。需要提醒讀者注意的是：哈耶克的“法律”概念也不是我們所理解的法律。他引用別人的報告：“法律乃是社會無意識的創造物”[34]，又判決：“法律實證主義實質上就是一種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35]等等，哈耶克是否應該先制定一本《哈耶克政治法律字典》給讀者呢？

更有甚者，哈耶克直接用“社會正義的返祖性質”為標題，宣稱在大規模的現代社會中要消除人類原始社會小群體時代“遺留下來”的社會正義觀念[36],“對正義分配的訴求…乃是一種以原始情緒為基礎的返祖現象”[37]，好像要建構新的“哈耶克文明”似的。事實上，人類社會的基於個人與個人、個人與小群體之間確立起來的道德、情感等，乃是現代社會，特別是全球化社會的人際關係的基礎，也是制止特別是權力、資本犯罪的原動力。在歷史上的許多時刻，當所有道德祈求、法律制裁等手段都失效時，正是在這種樸素的感召驅使下，安那祺主義者個人或小團體（如伯克曼）奮不顧身“替天行道”，讓我們知道社會上還有正義存在，多少制約了權力、資本的無限制膨脹（如卡內基、洛克菲勒等不得不考慮到社會壓力，收斂一點，“捐出”一些私有資本給公共事業）。哈耶克對於人類社會全體漠不關心，只服務於可能給與他最大報酬的特權資本階層。他的信徒們在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義”的貿易自由（即資本貨物及擁有資本貨物的階層的自由，而不是勞工的自由移動）、窮人富人同率支付的消費稅、同一稅率等，連最大的金融資本家巴菲特也不得不說：“讓我和一個清掃女工交同率稅，不公平”。如果沒有社會正義，資本階層會有這種起碼的人性嗎？如果世界都被哈耶克迷惑了[38]，我們不得不交付同率稅，可能還要支付同額稅呢！如果哈耶克式自由主義支配世界，人類文明好不容易在部分區域確立的一人一票制度就會變為一元一票、一股份一票的制度，這不是奴役是什麼？

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但象今天這樣以哈耶克式自由之名在國際名聲、國家權力和私有資本的誘導下把人類社會引向奴役，鋪天蓋地而來，令人髮指，不寒而慄。在人類經歷慘痛的代價擊敗了國家資本主義、克服了國家社會主義後，在經歷了冷戰以來蔓延全球的自由資本主義危機之後，人類文明實際上只剩下一種選擇：自由社會主義（安那祺主義）。

[2011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