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衣阿華大學的學生，在被盧剛殺害的六人中，有兩位 是我所熟識的。他們是山 林華和副校長克黎利。我一直想，我應該把我所知道的關於他們 的一些事寫出來，讓更多 的人知道他們是怎樣一些善良的熱愛生命的人。

　　我和山林華住在同一幢學生家庭公寓大約有三年，開始時雖 是認識，但只是點頭之交 而已。一九八九年初，同學會改選，山林華卸任。他來找我讓我 接他當同學會會長，從這 時起我們有較多的接觸。

　　以我的年紀來看他，他還只是個孩子，實際上他確是童心未 泯。他可以和我當時才八 歲的兒子一起玩“任天堂”（電子遊戲機）而玩得大呼大喊，得 意忘形。有時在電子遊戲 機中遇上“不可逾越”的難題，他會“不恥下問”地打電話來我 家，找我兒子“請教幾個 關於‘任天堂’的技術問題。”他是一個極誠實的人，見了面未 說話，先就露出娃娃般的 笑容。說話輕聲慢氣，與他在足球場上以他瘦弱的身體去抗擊合 理衝撞的勇猛很不相稱。

　　他似乎並不像《萬聖悲魂》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樣不願談論自 己的家庭背景。一九九○ 年我找到工作離開愛城前兩天，看他在地里忙活，他種的莊稼長 得鬱鬱蔥蔥，我說：“小 山子，莊稼種得不錯嘛。”他笑著說：“我本來就是農民，出國 前一天還在地里幫我爸爸 幹活呢。”

　　他是一個做事極負責的人。我當選了八九年的同學會長後， 常為同學會的事與他商量 。並戲稱他是我的“中顧委主席”。一九八九年是多事之秋，學 生會的活動不但多、頻繁 ，而且規模大。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那一年當選的同學會幹部 中有幾位對活動參與不多 ，所以活動的組織和進行全靠一些同學自願的幫忙，小山子就是 其中的一位。幾次活動， 我都請他統籌車輛的安排。他每次都是以他物理學家特有的準確 性把事情安排得有條有理 。最後自己開車“收容”沒趕上的，成了活動的“殿後大將 軍”。那年的六月，正是最忙 碌的時刻，對我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因為我的博士畢業考正安排 在六月十五日前後，可我 根本沒時間複習。焦頭爛額地忙到六月六、七日左右，我只能向 小山子求救了，求他代我 任會長十天，讓我把畢業考應付了。他毫無二話地答應了。在那 以後的十天中，他代我處 理同學會各方面的事務。待我考完以後，他才“還政”於我，讓 我一直覺得我欠了他一個 很大的人情來不及回報。

　　最後一次見他，是在九○年十二月的畢業典禮上，我和他坐 在一起，我是從德州趕回 去參加典禮的。幾個月沒見面，大家覺得分外親切，我和他一直 輕聲地談各自的工作，對 物理學，我是一竅不通，只知道他幹得很出色。已經有好像不止 一所學校聘了他。他打算 再干一陣“博士後”就應聘上任去，我真是十分地為他高興。如 今我拿出在畢業典禮上所 拍的照片，看看他坐在我的旁邊，臉上掛着那娃娃般的笑容。我 真是十分痛惜我們失去了 這樣一位出色的青年和親愛的朋友。唯一可欣慰的是，槍擊事件 之後我才知道他和我一樣 是基督徒。將來在我們天上的家裡，我們還會再見的。

　　我想，我可以稱安妮·克黎利教授是我的老師和朋友，她是 我博士論文的指導老師之 一，除了這一層師生關係，我們還有不少其他的往來，我和其他 學生都稱他安妮。我頭一 次遇見安妮是在八六年感恩節在我指導老師家的國際學生舉行的 感恩節晚會上。這是安妮 和我老師十年來保持的一個傳統，每年感恩節和聖誕節，她們兩 人輪流在家裡舉辦晚會招 待我們這些遠離家人的國際學生們。

　　她出生在中國，對中國一直有很友好的感情。那次見後，她 就興致勃勃地給我講述她 八五年去上海找尋她再其中出生的那幢房子的經歷。雖然她很遺 憾沒能找到，可是對上海 市民的熱心和樂於助人讚不絕口。八七年（或八八年）她和我老 師再次去中國，代表愛荷 華大學教育學院與華東師大、北京師大和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簽 定學校交流的計劃。並在 國內舉辦多次學術講座。從中國回來時，她帶了一大包中國高考 的物理、化學和數學考題 ，並讓我找人把它譯成英文。她的中國同行們認為選擇題不能測 出學生深水平的學習的思 維。作為世界著名的教育測量專家，她決定做一套例題給他們。 她說：“ＩＴＡＫＥＴＨ 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目睹中國高校圖書資料的匱乏，她和 我老師發動教育學院的教 授們為中國捐書。我記得共捐了一千多本，反正我負責打包郵寄 時，六十五磅的郵包共寄 了十五包到北京。

　　她沒有結婚，也沒有孩子。對國際學生就像對自己的孩子似 的。記得一年在她家裡過 聖誕節，熙熙攘攘地大約來了四、五十人。安妮準備吃的，還煞 費苦心地去找了一位大家 都不太熟悉的中國學生扮演聖誕老人。當這位聖誕老人打着哈 哈，背著一隻大塑膠袋進來 時，不但孩子們欣喜若狂，以為是夢想成真，就是我們這些大人 也苦思冥想，猜測是誰扮 演的聖誕老人。在場的每個人都收到一件禮物，男士們或是一本 記事本，或是香水；女士 們或是錢包，或是化妝品；孩子們則是書或學習用品。每個人都 體驗到那一份家庭的溫馨 。如今，我也是教授了。我試着像她那樣為離鄉背井的學生們做 點什麼。這才發現那並不 容易。不光是錢的問題，沒有對學生的那份愛心，沒有人能十年 如一日地為學生做這些。

　　在學術上，她對我們十分嚴格，但又不失幽默感。記得在我 博士論文答辯時，我因一 個統計方法用得不合適，被一位教授窮追猛打，搞得我疲於招 架，狼狽得很。輪到她發言 時，她說：“我本來也準備了幾個刁鑽的問題打算問你，現在看 來不必了。”然後把她對 論文的意見逐條說來。我至今對她的網開一面而存感激之心。她 對學生學習的成就由衷地 高興。九○年十二月我回去參加畢業典禮，我老師在家設宴歡迎 我們全家，她帶著她最拿 手的冰淇淋蛋糕來參加，一坐下便說：“我想讓在座的每一位知 道，為了歡迎威廉，我多 年來第一次破例，沒有參加星期五下午的游泳鍛煉。”九一年四 月我最後一次在芝加哥開 年會遇見她，她還問起我的工作研究。我在衣阿華大學的五年 中，她手下一直有中國學生 。她所主持的“大學測試中心”曾資助了多位中國學生完成學 業。

　　她是一位熱愛生活、熱愛生命的人。她喜愛運動，又愛好音 樂，是大學演出中心的重 要贊助人。她還會演奏大提琴，只是沒有聽她拉過。她家裡養了 三隻漂亮的波斯貓，每年 一次或幾次，她讓整個街區的孩子們把他們養的貓帶到她家裡， 給貓開生日晚會，其實晚 會的主客當然是孩子們。九一年四月我見到她時，她興高彩烈地 告訴我，她的一隻波斯貓 六月份要生小貓了，如果我有興趣，她會設法寄一隻給我。我連 忙辭謝不敏。如今我想到 她時，不由得也會想起她的貓們，不知它們可曾找到新家？

　　如果說安妮活着的時候是博愛的見證，她死後她家人所做的 則是寬容的典範，槍擊的 第二天，我老師打電話給我說：“ＳＨＥ ＤＩＤＮ＇Ｔ ＭＡＫ Ｅ ＩＴ！”並告訴我安 妮的三位兄弟在她病房中就宣布要用安妮遺產為教育學院的國際 學生設立一份獎學金，因 為他們知道這是安妮的意願。

　　我為他們這種“以德報怨”的高尚感動得不能自已。想到這 樣一位熱愛中國的善良的 美國老人，竟死在中國學生的槍下，不由得涕然淚下。我老師安 慰說：“安妮生前很為你 們這些中國學生而感驕傲，她感謝這些年來你們所給予她的。” 幾天后，她寄給我一份安 妮的兄弟們寫給盧剛家人信的複印本，是十一月四日安妮去世的 那一天寫的。信不長，我 翻譯如下：

　　“給盧剛的家人們：我們剛經歷了一場慘痛的悲劇，我們失 去了我們為之驕傲的親愛 的姐姐。她一生給人所留的影響，讓每一個與她有過接觸的 人——她的家人、鄰居、孩子 們、同事、學生和她在全世界的朋友和親友們——都愛戴她。當 我們從各地趕來衣阿華時 ，那麼多朋友來分擔我們的悲痛，但同時他們也與我們分享安妮 留給我們的美好的記憶和 她為人們所作的一切。當我們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時，我們也在 我們的關心和祈禱中記念 你們，盧剛的家人們。因為我們知道你們也一定沉浸在沉重的悲 痛中，你們也一定和我們 一樣為周末所發生的事所震驚。安妮相信愛和寬恕。我們也願意 在這一沉重的時刻向你們 伸出我們的手，請接受我們的愛和祈禱。在這悲痛的時刻，安妮 一定是希望我們心中充滿 了憐憫、寬容和愛。我們清楚地知道，此刻如果有一個家庭正承 受比我們更沉重的悲痛的 話，那就是你們一家。我們想讓你們知道，我們與你們分擔這一 份悲痛。讓我們一起堅強 起來，並相互支持，因為這一定是安妮的希望。真誠的弗蘭克， 麥可和保羅”

　　安妮追思禮拜時，聽說許多中國同學都去了。我不知道安妮 和她的弟兄們所作的會給 多少人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但我知道他們確是改變了一些人的生 命。我的太太在這事以後 受洗接受了基督教。她說，沒有人能在這樣高尚的行為面前無動 於衷。

　　記得去年得知小山子和安妮去世的消息時，我就很想寫一點 什麼，把我所知道的小山 子和安妮告訴人們。不單是為了紀念死者，也是為平息自己激動 的心情。但思緒萬千，竟 不能落一字於紙上。可能正為魯迅先生所說：“長歌當哭，是必 須在痛定之後的。”一年 後的今天，新的思緒果然沉澱了下來，我終於寫成了以上的文 字，並把這“當哭的長歌” 獻於小山子和安妮的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