瀰漫在中國科學界的浮躁之風表明，中國的科學家還缺乏科學的 自由空間

　　吳瑞,美國康乃爾大學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學系教授,選取2000年為 一個樣本， 做出如下估算——該年中國大陸生物學家的數量、政府資助的生物學 實驗室數量、 以及在此領域發表的論文總數，與美國同類數據比較，結果大致相 近；但是，中 國學者在這一領域發表的具有國際水準且較高影響力的論文，卻不到 美國學者的 4%。

　　現實情況是，中國學者的絕大多數論文發表在國內雜誌上，只有 極少數發表 在具有高影響力的國際雜誌上。

　　科學家的“人頭稅”

　　“給你錢，就得在一定時間內出成果”，這是中國科學界的一種 習慣心理和 做法。

　　“我們現在就面臨這個問題。”中國科學院心理所研究員羅躍嘉 說。他研究 的是人的意識問題，屬於基礎科學。

　　羅躍嘉正在進行的一個項目申請到的基金是500萬元，10個課題 組在3個方向 上做，要求是必須在3年內完成3篇論文。現在他們已經發表了3篇論 文，其中一 篇發表在《美國科學月報》上，但實際上這些論文是由於有先前延續 下來的工作 基礎，因此完硏xxx冉纖忱��?

　　最近羅的小組又爭取到1000萬元基金，要在2到3年內完成課題， 成員們都覺 得時間非常緊迫。“實際上，真正要得到有價值的成果，需要長時間 地積累。” 羅躍嘉說。

　　中國國家天文台的著名天文學家李競對此感慨頗多——科研室一 年完成多少 任務量都有具體數目；每個研究人員一年必須完成多少篇文章，也是 有要求的， “我得拼命完成指標，整天為發表文章着急。”

　　李競把這形容為科學家的“人頭稅”，“科學人頭稅”的直接後 果是，大家 都競相去做馬上能出成果的項目，甚至以大化小，把一篇研究論文拆 成好幾篇發 表。

　　“這種行為在各種學報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李競說。在天文 領域內，有 相當多的題目是旱澇保收的，天上有那麼多星星，觀察一個就能出成 果，但這種 成果水平是有的，卻遠遠談不上高質量，離創新就更遠了。很多科學 家就這樣把 精力和時間投入到這類平庸的、重複性的工作中去。

　　科學為什麼如此浮誇

　　中科院微生物所教授周培瑾介紹，在SARS肆虐期間，一些科學 家曾經誇口自 己能在幾個月的時間內研製出疫苗或藥物。這完全有悖科學規律，但 他們不這麼 做，可能就爭取不到研究經費。

　　“基金的申請、評級、評職稱，都要跟論文發表數量、‘出成 果’的速度掛 鈎，還要跟各種獎勵掛鈎，”中科院院士、中國“虛擬人”研究的學 術帶頭人鍾 世鎮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說。

　　這種政策導向使相當一部分年輕的學者有了急功近利的毛病。 “現在到處都 在搶基金、搶評獎、搶學術團體的名譽地位。但其實一個科學家一輩 子有一兩個 有方向的、規律性的科研成果就很不錯了。”鍾世鎮還認為，科學浮 躁之風盛行， 一些新聞媒體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他以自己研究的領域為例：數字化虛擬人，就是用計算機技術來 研究人，現 在這個項目還是剛剛開始研究，但是新聞煤體頻繁炒作後，如同工作 已經完成了 一樣。新聞發布會上，不少媒體一報道就是5個“國際上的領先”。

　　“不顧客觀實際的評價，自己拔高自己，媒體也幫着拔高，這都 不是好現象 ——但他們這樣做，卻可以幫助自己獲取基金。”

　　這種爭功奪利的做法，還滋生了另一種現象：學術團體各立山 頭，缺乏合作， 造成科研人力、物力的重複性浪費。

　　諾貝爾獎不是安排出來的

　　科學需要規劃研究的大方向，但過於細緻的“規劃”和“安 排”，是急功近 利的另一種表現。

　　“國內喜歡組織大項目，對基金的運用管理非常仔細，你要說出 你的基本路 線、實驗方法、研究步驟等等。”羅躍嘉對此提出異議：“這種做 法，我個人認 為還是帶有計劃經濟的色彩，和科學規律不一致。”

　　“上世紀末，國家安排了當時認為是精英、能出成果的一批人， 叫做‘二十 一世紀人才’，政策優惠、基金優惠、物質優惠，但是不是這些人都 變成了學科 帶頭人呢？我不敢說是全盤失敗，但我認識不少人，當年曾是其中一 員，現在卻 沒有什麼作為。”李競說，以人為的政策傾斜催生世界水平的成果， 這種手段已 經用了幾十年了，現在應該坐下來檢討。

　　相比之下，國外也有“規劃”，但只是確定研究的大方向；更注 重的是科學 家個人的發揮。

　　“他們只要覺得你有能力就把錢給你，怎麼做是科學家個人的事 情。”羅躍 嘉說。而科學史上的很多重大發現，都出自於科學家在個人興趣方面 的研究。

　　“科學，不是你要我做什麼我就能做得出來，你不讓我做什麼我 就做不出來。 諾貝爾獎就不是規劃出來的。”中科院微生物所教授周培瑾遺憾地 說，中國的科 學家還缺乏科學的自由空間。